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墮胎問題上向來爭執不休，並且曾經有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墮胎問題成為兩黨爭取選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選項。今年以來，墮胎這個話題逐漸又成為焦點。
一方面，維吉尼亞州高調支持直至生產時分的墮胎；另一方面，在阿拉巴馬和喬治亞等南方州，州長們籤署了「心跳法案」，規定在婦女懷孕40多天以後，可以聽到胎兒的心跳之時，進行墮胎就將成為犯罪。
人類始終在考慮著胎兒的屬性
這樣兩種極端，對於一般民眾來講，也許都難以接受。婦女身體裡所懷有的胎兒，既屬於婦女，又是一種生命。墮胎問題實實在在涉及對於婦女和胎兒兩方面的看法，當然同時也關乎家庭及社會。人類很早就開始了對於墮胎問題的探討，但是主要是圍繞著對於胎兒屬性的認知，鮮少將婦女納入思考的範圍。
古希臘時期，斯多葛學派從道德角度出發，認為墮胎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根據他們的認知，胎兒只是自然界中植物狀態的存在。直到出生的那一刻，當胎兒終於呼吸到空氣時，它才成為動物。亞里斯多德也對墮胎進行過探討，他認為在合法墮胎和非法墮胎之間有一條基於事實的界線，那就是胎兒是否開始有感覺並且擁有人的生命。在這一刻之前的墮胎，並不是殺人。
隨著基督教的傳播，人們對於墮胎產生了更為嚴厲的看法。人們引用《詩篇》的文字：「我的臟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塑造了我……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能你隱藏。我未形成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認為未誕生的嬰兒即已受到上帝的恩典，也被上帝視作為人。
聖徒聖奧古斯丁認為一個有四肢和人體形狀的胎兒是動物，因而墮胎即是謀殺。然而聖奧古斯對於早期胎兒屬性的看法與亞里斯多德多少有些相似，所以他既不能否認也不能肯定，在耶穌第二次降臨時，這種部分形成的胎兒是否會作為完整的人而復活。
關於胎兒何時開始擁有生命的探討與爭執，在基督教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而這種分歧也始終在困擾著教會。十三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託馬斯·阿奎那重申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認為胎兒在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靈魂，即植物靈魂、動物靈魂和人的靈魂。這相當於默認了早期墮胎的合法性。儘管如此，阿奎那仍然認為任何階段的墮胎都是錯誤的，無論墮胎是否算作謀殺。阿奎那的這一觀點影響並統治了天主教派，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
近代教會對於墮胎的看法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尤其是婦女在情有可原的情況下進行墮胎，教會對此的態度有所鬆動。與此同時，人權及婦女權利也進一步得到保護和倡導，墮胎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新思考。
羅伊訴韋德案
1971年，源起於德州的羅伊訴韋德案被上訴到最高法院。經過長時間的拖延和討論，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發布了一項7比2的支持墮胎規則的決定，裁定美國婦女有基本權利選擇是否墮胎。這一裁決也將德州的墮胎禁令判為違憲。
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在美國具有裡程碑的意義。首先墮胎第一次在法律層面被裁定合法；其次在做出裁決的過程中，婦女的權益，尤其是婦女的隱私權被當作了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最高法院判定禁止墮胎會侵犯孕婦的權利，具體理由是：生了並沒有想要的孩子，可能會給孕婦帶來糟糕的生活狀態以及痛苦的未來。它首先可能會帶來心理傷害；而照顧這個孩子則可能有損母親的身心健康；並且可能會因為這種身心的痛苦，最後對孩子造成傷害。
然而在墮胎這件事情上，法院也拒不給予孕婦絕對權利，而是強調須由地方政府衡量具體情況，協助作出決定。法院也規定各州在決定孕婦是否有權墮胎一事上，必須有兩個充分認知，即在保護母親健康和保護胎兒生命方面的認知。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無疑給了各州在司法上相對自主的決定權。
儘管墮胎在法律上獲得認可，最高法院仍然在胎兒何時形成生命的問題上不能給與確切的答案。在羅伊案的卷宗中，最高法院如此結語：我們不需要解決生命何時開始這一難題。當接受過醫學、哲學和神學各學科培訓的人員也無法達成任何共識時，司法機關在這一點上，沒有能力來推測答案。
鑑於此，最高法院根據過去學院的傳統認知，以懷孕三個月為框架，給出了進一步的法律解釋和規定。懷孕的頭三個月，墮胎尚屬比較安全，法院裁定，政府不能限制婦女選擇墮胎的權利。在懷孕的第二個三個月，各州可以根據母親的健康安全，來決定是否可以進行墮胎。在懷孕的第三個三個月，根據當時的醫學知識，人們認為胎兒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形成生命，法院裁定各州可以以保護產前胎兒生命的需求，禁止一切墮胎，除非墮胎是出於保護母親的生命或健康的需求。
最高法院的決定對兩派都作出了妥協，溫和而具人情。簡單來講，根據最高法院的決定，懷孕的頭三個月裡墮胎是允許的；最後三個月通常情況而言屬於違法；而中間的三個月，需根據具體情況，由各州作出裁決，是否可以進行墮胎。
大法官拜倫·懷特對此判決持有異議，他聲稱法院更重視懷孕母親的便利性，而非她所懷有的生命或潛在生命的存在和發展。而如此一來，最高法院在也事實上通過憲法設置了一種障礙，阻礙了各州在保護胎兒生命這方面所作的努力，並且使得母親和醫生可以借憲法所保護的權利為名，去終結一個生命。
拋開法律層面的意義，懷特法官的看法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宗教人士認為生命來自上帝，人類無權自我處置；一般民眾也認為生命珍貴而嚴肅。
每年到了羅伊案周年日這一天，反對者雲集華盛頓，進行從憲法大道直至最高法院的遊行，表達對羅伊案判決的抗議。2010年和這之前，美國每年都有大約250萬的民眾參加反對羅伊案的聚會。到了2013年，大概有650萬的民眾參加了聚會和遊行。反對者持有的一個最普遍的觀點是，如果我們不能確定生命形成於何時，最好還是不要冒險去傷害胎兒。
最著名的反對者莫過於羅伊案的當事人，諾瑪·麥克維（NormaMcCor－vey）女士。在當年的羅伊案事件中，羅伊案的主角諾瑪最後並沒有進行墮胎，而是將小孩生了下來。1995年，諾瑪向世人公開表明她已經轉變立場，成為反墮胎主義者。諾瑪一直保持這樣的立場，直至其生命的終結。
羅伊案在爭取婦女權益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羅伊案的擁護者認為，最高法院的裁決保護了婦女的權利、人身自由、身體完整和婦女的隱私；而獲得安全墮胎和生育自由，則是婦女應得的基本權利。一些學者認為拒絕女性墮胎的權利等同於強制生育，所以原先的墮胎禁令違反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
社會爭議永遠是政黨的籌碼
在美國的兩黨之爭中，所有引起爭議的問題都會成為政黨手中的籌碼。然而沒有哪一個話題，像墮胎那樣更具有分裂性，更能為兩黨所利用。墮胎問題是100多年以來，最大的道德與政治話題。民主黨支持婦女自己做出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墮胎，他們強調這是女性最基本的權利；而共和黨則從生命的意義出發反對墮胎，認為墮胎是對生命進行謀殺。
天主教徒出於對教義的執著而反對墮胎，但在最初的時候，許多反對墮胎的天主教教徒都是民主黨人；而屬於共和黨人的福音派基督徒，原先對墮胎一事卻不甚在意，認為生命權並不是他們所應特別關注的問題。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於羅伊案的裁決，墮胎者的人數越來越多。1973年的墮胎人數為75萬，到了1975年，人數上升至100萬。福音派開始重新思考墮胎問題，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已經不再重視和支持上帝的律法，並且質疑人類究竟是怎麼了。
尼克森在社會問題上具有良好的直覺。他利用墮胎問題，成功地將天主教徒爭取過來，使之成為共和黨的一個基礎。1972年大選前，他的助手布坎南注意到墮胎可能是個分裂的議題。
尼克森在大選臨近時作出支持生命的姿態，比如廢除軍方的墮胎條款，並且表示不受限制的墮胎政策會有損人類的生命尊嚴。尼克森將墮胎和普遍的道德墮落聯繫在一起，完成了他與天主教的聯盟，也完成了天主教與福音派的聯盟。從此，天主教徒與福音派一起，成為共和黨最堅定的基礎選民。
墮胎問題在川普競選的時候，並沒有像以往一樣，成為突出的辯論議題，原因是川普當時推出的其它議題更具爭議性，更加引人關注。川普執政以來，由於他連續任命兩名共和黨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數比從民主黨人佔多數，變成了共和黨人佔多數。這無疑給宗教勢力強大的南方各州送去了希望：一個共和黨人佔多數的最高法院，也許有助於他們推翻或重修羅伊訴韋德案。
川普在白宮玫瑰花園演講，呼籲國會通過支持反墮胎的兩項法案
川普知道宗教勢力在選舉中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講，川普多少是藉助了教會的勢力而登上總統之座。雖然難以確定他的宗教觀，川普確確實實地在捍衛著基督教在美國政治與文化中的作用。他對於基督教的友善和親近，加深了基督教成員的信任感。臨近2020年大選，墮胎問題再一次在極端的形式下，被兩黨大肆鋪陳，其出現的時機，其在社會上所產生的影響，微妙而合時宜。
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和喬治亞州分別通過了嚴格的反墮胎法案，但其嚴格程度，無法與5月21日在阿拉巴馬州通過的反墮胎案相提並論。阿拉巴馬州的法案禁止孕期內任何時間段的墮胎，除非孕婦受到嚴重的健康威脅；否則，即使是因被強姦或亂倫而受孕，也不可以進行墮胎；而醫生如果協助墮胎，則會被判多至99年的刑期。
這樣嚴苛的法案，甚至立刻受到了川普的抨擊。它在全社會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激烈反應，意味著法案必定不可能在州的法院通過。然而這正是南方聖經地帶人們所想要的結果，因為如此一來，就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從而到達人們修訂或推翻羅伊案的目的。
另一方面，民主黨勢力強大的維吉尼亞州，紐約州，新墨西哥州和麻薩諸塞州等州，則分別通過了新的墮胎法案。法案或者使女性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墮胎，或者解除對墮胎所做的限制。
如果說共和黨是在打宗教牌，那麼民主黨在這裡顯然是在打婦女牌。大多數選民，其實不贊成任何極端的一方。福克斯新聞網就墮胎問題進行民意調查，結果表明大部分民眾都希望羅伊訴韋德案的結果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年輕人也並沒有與時俱進地表示支持墮胎法案，相反，今日反對墮胎的年輕人人數，甚至超過了世紀之初。所以，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如果不能摒棄這種極端策略，都難以以此在大選中贏得更多的選民。
墮胎及女權主義
女性在墮胎事件中雖然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是因為女性的地位歷來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成為墮胎事件的中心人物。女性對於墮胎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於法律的禁令、宗教的譴責，以及種種難以公開的原因，很多時候，女性只能通過各種隱秘的途徑謀求墮胎。
雖然情感、宗教和法律，都站在墮胎的對立面，婦女墮胎在任何時代還是一直在進行著，並且事實上，很少有孕婦因墮胎而受到法律制裁。人們對待墮胎孕婦的態度，最終往往是寬容的，雖然信仰使得人們更加看重生命的含義。
信仰和現實之間總是存有差距，而現實往往即是普通人難以逾越的生活困境。人們不得不根據現實去調整他們的道德觀，雖然是屈從於生活，這種本能而樸素的道德觀，卻往往成為日後構建法律條款的基礎。
婦女們在尋求幫助的時候，首先贏得了醫生的同情，使得醫生進入了墮胎的世界。事實上，正是由於醫生和律師所做的努力，墮胎相關法案才得以改寫。隨著墮胎最終獲得法律的保護，相關的醫療設施和醫護人員逐漸變得正規，婦女的健康狀況也得到了改善。
在法律與人的理性之間，始終存在有相當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則意味著這個世界朝向文明和進步的可能性。我們在近代的100多年間，看到醫生如何開始接納那些謀求墮胎的婦女，也看到法庭上陪審團如何通過宣判墮胎者無罪而廢除法律。
審視美國歷史，甚至是整個人類的歷史，即使在墮胎被視作為不合法的時代，真正因墮胎而被判刑的女性也幾乎是寥寥無幾。所以說應贊成或反對墮胎而產生的種種規定，與其說是法律性的條款，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宣言。
女權主義者開始將墮胎的決定權視作婦女自身的權利，主張「我的身體我做主」。婦女要求的平權和公義，不僅是在工作中和薪酬上，更是在個人意義的覺醒方面。這種意義包括對於婦女自身的設計，前途以及自己的身體。
但是，婦女並不一定會都是墮胎的支持者。無論是身居要位的職業婦女，還是相夫教子的社區婦女，支持心跳法案，或反對墮胎的人，都是大有所在。深具諷刺意味的是，嚴苟的阿拉巴馬禁止墮胎法，實際上正是由一位女州長所籤署。
阿拉巴馬的女州長凱·艾薇在籤署反墮胎法案時說：「阿拉巴馬人深信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賜予的神聖禮物。」這種只關注宗教意義，而非醫療保健和婦女身心健康的說辭，在女權主義者看來，不僅是反科學的，而且根本無視了普通人的生存及社會現狀。
女權主義者認為，在墮胎這件事情上，首先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婦女在懷孕、分娩及產後的健康狀況。因為根據諸種資料及數據，因妊娠而死亡的婦女，每年都有好幾千例，而分娩所引起的健康併發症則更是不計其數。
女權主義者尤其關注那些經濟狀況較差的婦女。這些下層婦女所受教育很少，缺乏醫療常識，甚至對於懷孕也一無所知。貧困更使她們無力獨自撫養孩子，而太多的子女意味著有可能加劇貧困及犯罪。女權主義者們強調，許多選擇墮胎的婦女並不是出於無視道德約束，她們確實是不得不為之。因為這批人認識到自己缺乏能力，無論是在身體上、經濟上，還是心理上，她們都無力確保另一個人----她們的孩子的健康和幸福。
生命的意義和女性的權利同為一體
民主黨人總統柯林頓曾說：「墮胎不僅應該是合法和安全的，也應該少之又少」，這大概是一個理性的社會所應持有的態度。另一方面，老布希夫人芭芭拉則說：「我憎惡墮胎一事，但是我不可以替別人做這方面的決定」。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他們的領袖其實是在彼此靠近，關注對方的理念。的確，墮胎這個話題，雖然充滿了巨大的爭議，爭議的兩個方面其實都可以看到熠熠閃爍著的人文光輝。
母親腹中的胎兒是即將到來的新的生命，每一個新生的嬰兒都讓人們看到美麗，安寧和希望。基督徒賦予胎兒來自上帝的神性和恩典，而無論何人，感受並親眼看見生命的誕生和延續，心中也只有莊嚴和崇高的快樂。然而母親是這個世界得以延續下去的根本，母親所有的喜怒哀樂，困苦甘甜皆是需要世界報以最大的關注。
人類的生命永遠是彼此關聯著的，母親和孩童互相關聯，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互相關聯。裡根總統曾說，「我們不可能在漠視一群人，一群未出生的人的生命價值的同時，而沒有因此漠視整個人類的生命」事實上，女性的權利和生命的意義，原本應該同為一體，只是這個世界不知還需要多少時間，方能看到兩者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