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七十歲了，不長，但也不能算短。作為它的一個讀者、作者，我老想著應該給它寫點什麼，卻遲遲沒有動筆。往往有這種情形，你對某地某處某人某一個事物太熟悉了， 反而不知從何寫起。是的，是太熟悉了，它就是你居住過的一個鄉村，你命中注定的一個親人。你也許沒有用筆寫下它來，但你心中常常念著它。即便你不在它身邊，卻永遠也不會離開它。
但是，我還是應該寫，我有一千個該寫的理由，但沒有一個不寫的理由。且不說它是我最早發表作品而且至今還在發表作品的刊物之一，單就發表作品的數量和文體，在我發表過作品的報刊中，就是獨一無二的。除了詩，我在《草原》上發表過散文詩、散文、小說、評論文章、回憶文章。這些體裁，對我來說，基本算是「票友」。就說小說吧，迄今為止， 我一共發表過五篇，兩篇是在《草原》發表的，其中一篇還是中篇。在我打過交道的編輯中， 除了我曾經供職的單位外，也只有《草原》的編輯，像朋友那樣無拘無束，那樣坦蕩自然。見面時，大家可以酒酣心熱地大侃特侃，分手後，又可以心心念念地相忘於江湖。
我和《草原》的交情要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40 多年，不算短了。
我最早知道《草原》是 1977 年，那時它還叫《內蒙古文藝》。在我的老師楊匡漢操持下，內蒙古大學中文系召開了一次隆重的詩歌朗誦會，我協助楊老師迎來送往。那次詩會， 呼市詩壇的活躍人物悉數登場，其中就有《草原》後來的主編陳廣斌。我只是個馬駒子， 不敢闖入駿馬嘶鳴的場地，只是望著、聽著，為詩人們的慷慨激昂而激動。那是個為詩而狂的時代。說的是，呼市某詩人半夜寫就一首詩，激動得不能自已，一定要讓另一位詩人分享他的快樂，於是，老兄騎上他那輛破自行車，穿過大半個青城闖入朋友家中，愣是從被窩中把人家拎出來，朗誦了，聽了，還不算，還要讓對方提意見。看看，這就是呼市當年的詩壇瘋子們，我算什麼，敢和他們比拼？不久，同學蘭楓林神秘兮兮地拿來一沓稿子， 說是包鋼詩人葉文彬給她看的，老葉在《內蒙古文藝》幫助工作，老葉說：「興和縣文化館有個上海知青，叫趙健雄，又勤奮，寫得又好，值得大家學習。」那稿件就是老趙的手稿， 其中有一首是《寫在四五運動一周年》，我一看，大驚失色，閃電般凌厲，開河般宏闊！和《詩刊》《人民文學》上的詩比，一點也不遜色。我當時最崇拜大詩人公劉。我想，老趙這詩， 和公劉的《紅花 白花》也不相上下嘛。那時，還是乍暖還寒的時候，詩自然沒有發出。發不發不要緊，要緊的是我知道了《草原》的標準、標杆。面對這樣的標杆，我就是不敢投稿一試，想來覺得見過的真神還真不是可以隨便糊弄的。陰差陽錯，老趙那詩就留存在我家了，因為蘭楓林和我成了一家人。前些年，我要把手稿還給老趙。老趙說，你留著吧， 是個紀念！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文學大潮洶湧之時，我卻在內蒙古後山一個兵營裡同生個子馬駒一樣的士兵較勁呢，所謂寫詩，成了一個話題。意識到自己是落伍者，開始趕路時，自然和《草原》接上了關係，沒有任何感人的故事可以渲染這種接頭。我是個骨子裡的鄉下人，膽小，怕城市。在文字上，最怕去編輯部，也怕見編輯。當學生時，知道《內蒙古文藝》編輯部就在位於新華廣場旁邊的文化大樓上，愣是沒敢登過門。即便和《草原》相處的這些年裡，去編輯部的次數一個巴掌就可以計數。印象中，某一時期，《草原》編輯部被孤懸於一座大樓的頂端，到編輯部辦公室，需要經過一段比吊橋穩固一些的外掛式樓梯。進門後好像有過道， 好像是張天男、藍冰他們在吆五喝六地打桌球。我永遠在忙，結果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再就是現在這個「呼和浩特市賽罕區機場南輔路 5.5 公裡處」的所在了，還是受張天男挾持、坐著尚貴榮的車去的。他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一個真理：所有的事物都在路上，包括文學愛好者和他們的家園刊物編輯部。
從一個小小的村落闖入軍營，我是怯怯的，又從軍營開始闖入草原，我是怯怯的，從遠遠地望著聖殿一般的《草原》，到自己的作品忝入其中，我還是怯怯的。走過草原深處的人估計都有這麼一個印象，那從蒙古包中走出的牧人，面對陌生的闖入者，他們既不驚詫， 也不會拒人於千裡之外，他們只是仔細地打量你，用溫暖的目光、寬厚的臉龐打量你，他們用打量來代替問候，打量著打量著，他們就笑了。我想，《草原》編輯們對我也會是這樣， 從趙健雄、尚貴榮，到辛傑、阿霞、劉廣燕、敕勒川……都是這樣，他們打量著我的文字， 透過文字打量著我這個人，打量著，打量著，他們就笑了：哦，自家人嘛，於是，酒就上來了， 肉也上來了。於是，大家就像風中飛奔的草團一樣，追逐、打鬧，天地之間，只剩下我們忘情的笑聲。這，可以看作是我和《草原》的關係的寫照。
1985 年，內蒙古森林警察總隊舉辦一個文學創作學習班，我幫忙籌劃，請了時任《草原》詩歌編輯的趙健雄兄講詩歌，他反覆闡釋的「詩在於悟」的道理，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健雄兄讀書多，思考深刻，不喜多言，惜墨如金。他的寬厚、期許、要求，透過隻言片語能夠體悟得到。包頭「呦呦詩社」成立時，他發來簡短的賀詞。我把幾位社員的詩稿集中寄給他，他認真看了，留下了可用的，退回不準備用的，信中特別提出不準備用的包括「你的」 ，也就是我的詩稿。健雄兄沒有對詩稿提出意見，但我能體會出他的苦心。在編輯和相熟的作者朋友之間，最難做到的是不顧及「面子」，一旦顧及「面子」而放鬆作品的質量關口， 既損害刊物的質量，也會無形中衝昏這些朋友的頭腦，從而止步不前。這樣的例證多了去了。健雄兄沒有顧及我這個朋友的面子，讓我打心裡佩服他這個編輯的厲害。在蒙文學校附近他那陰溼的鬥室中，在聚餐的餐桌上，他總是靜靜地聽我們大侃特侃，在認可的地方點點頭， 在緊要地方闡述自己的看法，什麼書有意思，什麼人的詩作可以一讀，似乎是不經意的一說，卻總有一撥心亮的感覺。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健雄兄的交往可如是說。不管走到哪裡， 聯繫總是沒有斷過。我初弄博客時，在上面貼了一些隨筆樣式的短文，他看到了，表示認可， 並在他主辦的《聯誼報》副刊刊發了幾則。他就是這樣的人，像家兄一樣關注著你、鼓勵著你。
初見尚貴榮時，他可是帥得不得了的小夥子。他的寬厚是出了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道的那批內蒙古的詩作者，年齡大多比他大，卻比他愛鬧，走到哪裡哪裡的天就會被抬起來。貴榮就笑著看著大家鬧， 他不鬧， 他會唱歌， 兩眼一閉， 漸入佳境。他寫散文、散文詩，讀古書，偏偏和我們這些不著調的所謂詩人能打成一片。有一年，我回呼市過年，貴榮請客。這幫傢伙，酒酣心熱，來勁了，又是唱，又是叫，全然不管夜已經很深，不管貴榮的老父親年事已高需要休息。好歹散了，請神容易送神難，這廂，蒙根高勒站在當路攔計程車，貴榮急壞了，怕這老兄被車撞了；那廂，喝高的斯日古楞和喝半高的我搖搖晃晃與路邊的冬青親密接觸。拖著蒙根高勒的手教他學習如何過馬路的貴榮， 還要遠遠地關照我們「 老兄， 沒事吧？」 怕他請客，我回呼市都不敢通知他，又不能不通知他，一通知，這客他就請定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對朋友的真誠，他表現在每一個細微之處。雁北不幸離世後，他專門來了一封長信，詳細講述了事情的前前後後。老趙和他能把「北中國詩卷」辦得風生水起，長久不衰，除了他們具有敏銳的眼光外，他們對朋友的真誠厚道，是團結那麼多詩人的重要原因。1990 年，貴榮編發了我的組詩《季節》，後來還獲了獎。我對他的拳拳之心又有了一分深切的感知。有一次飯桌上，貴榮突然提到了《論語·先進》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那一段，我以為他要提「春服既成」那一樁，不想，他反覆沉吟的是「以吾一日長乎爾，勿吾以也」。大家都在鬧酒，不會太顧及這麼古老的話題。後來，我每次讀這一段，總會想起貴榮的神情來。他當了太長時間的主編，對稿子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這無形中會在他和編輯之間、他和作者之間產生某種距離，不對等的關係容易產生言不由衷的讚美或者諛辭，愛惜名聲如同鳥兒愛惜羽毛一樣的他，當然會對此有所感觸，也有極大的警惕。他當然不會自比夫子，然而，朋友與朋友之間，不是也應該警惕「需求」造成的巨大隔閡嗎？
這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草原》的精神傳承。我們這些作者，從來都是把《草原》當作自己的文學之家，草原編輯都是自己的朋友——不僅僅是文學朋友。在和後來的辛傑、阿霞、劉廣燕、敕勒川等打交道時，我總能體會到老一輩《草原》人傳承給他們的氣息。
印象中，阿霞總是笑著，利落地張羅著，大如朗誦會，小如飯局，她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不忙不亂。阿霞是編發我作品最多的編輯之一。最讓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在飯桌上順便留下的稿子，她會迅速做出裁斷；幾個月前我發她郵箱的小說，她竟然有清晰的印象（我也是當過編輯的，因為郵箱爆滿而頭炸欲裂的事是常有的）。阿霞當主編了，我由衷地高興。
為紀念內蒙古自治區成立 70 周年，《草原》發起個徵文活動，劉廣燕發來徵文函。說實話，我在內蒙古文學圈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寫這樣的文章有點勉為其難。是她在徵文函中關於保存一分真實之類的話打動了我，因為那話可不是官話套話，是編輯部尤其是操持徵文的她本人的真實想法。這需要勇氣和擔當。
敕勒川是知道得早見面很晚的朋友，又是一個把才思都放在寫作、編輯上的人，是又一個以打量代替問候的朋友。有稿子了，發他看看，覺得可用，他會提醒我。中間，話很少， 心裡知道。
近幾年，《草原》新意迭出，先有「訪談」系列，後有內蒙古詩歌十二家、散文十二家、小說十二家，等等。最令我唏噓的是，近年，《草原》發起了內蒙古詩歌排行榜活動， 上榜作品有潤筆。我一邊算帳一邊嘀咕，這錢可從哪裡來喲！在文學被邊緣化的今天，有這種心勁、心思、心力去辦這樣入心、暖心、寬心的事業，不由人心中湧出無數個敬重來。有一天晚上，蘭楓林抱著一本新寄來的《草原》，讀得津津有味，我問她讀什麼，她說是頭條小說。讓一個見了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都要品頭評足的讀者來說，一篇作品能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我這個曾經的編輯，為《草原》感到欣慰。
20 世紀 90 年代初，《詩刊》發表了我一組題為《想念內蒙古》的詩，遠在石拐的萬方看了後，給我來了一封信，問：這塊土地上你到底有什麼放不下？白濤多次宣布：他，老了， 會回來的。蒙古國當代詩人達·烏日央海在詩作《秋天飲馬》中寫到一隻孤鳥，那鳥兒的影子， 永遠留在溼地的激流中，留在了忘了飲水的駿馬的眼中。我既有馬的心境也有孤鳥的心境。在整整 18 年的青春歲月中，我的身段都被內蒙古這塊土地記下了。在這 18 年以及以後的歲月中，我那些長長短短的文字，不少都留在了《草原》的冊頁中。由此看來，我根本就沒有離開內蒙古，沒有離開《草原》。我像一棵草一樣，被草原母親那寬厚的胸膛接納了， 在這裡，我可以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人的聲音，人和自然互相問好的聲音，人和人相互問好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