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維碼」在國內的風靡始於微信與支付寶的「渠道大戰」，大面積的地推讓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掏出手機點開軟體掃碼就可以付款了。從那之後我們開始逐漸認識二維碼，也正因為微信和支付寶軟體的安裝率，讓「掃碼」成為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二維碼作為信息儲存方式，被運用于越來越多的場景，掃個碼可以打卡網頁、掃個碼可以查看火車票信息、掃個碼可以看視頻聽音樂……而今年的疫情讓「二維碼」作為一種信息儲存格式最原本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通過「健康碼」，依賴微信和支付寶本身的實名驗證渠道，實現了公民健康信息的記錄與識別功能。
其實爭論的聲音一直都在，無論是微信還是支付寶，最終都是企業，而大量的個人隱私信息儲存在企業端，無論是誰都會覺得心有不安；可是現實情況是怎樣的，疫情期間的時間緊急、任務緊迫，指望政府機構單獨研發app來進行身份的識別，無論是從伺服器承受能力的角度還是研發時間的角度來說，都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此選擇與龍頭企業合作完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另一方面，「健康碼」的存在是否真的有必要？「天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法」，人類的本能是利己的，控制疫情並非兒戲，「健康碼」作為最後「法」的存在，是考慮到這個群體中的所有人。作為自身而言，我可以控制自己不出門，可以控制自己做好防護措施，我相信你也可以，我更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可以，可是即便有0.01%的人做不到，在無比巨大的基數面前，這樣一部分人的絕對數量也不會是一個小數字。面對疫情控制的緊迫，我們沒辦法依靠每個人心中的「道」，也沒辦法依靠大多數人共同認可的「德」，因為他們的約束力以及懲罰措施都顯得太無力，一旦造成後果我們沒有辦法去承受，因此我們似乎只能選擇用「健康碼」來給所有人打上「標籤」。
平心而論我並不喜歡標籤化，但是無疑「標籤化」作為一種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實際上使得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更好的提升，無論是機場火車站的vip廳還是銀行的貴賓專區，都能夠集中資源去服務創造利潤的大客戶——企業永遠是逐利的，逐利並不意味著他們對社會沒有貢獻，相反，沒法養活員工的企業才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健康碼帶來的標籤化，是讓大家可以更直觀地發現周圍可能存在健康問題的人，並且及時採取治療或者隔離措施，防止進一步惡化。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問題在於，健康碼顏色的轉換標準並沒有一個太統一的口徑，以至於大家的碼只要「不綠了」，就一定會產生恐慌，另一方面，怎麼讓自己「變綠」，也沒有一個太明確的口徑，因此也確確實實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可能後期會陸續有更新，可能「變色」之後會有原因的告知、可能會有各種顏色評判的明確標準，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健康碼」，可能只是個開始。
實際上很早之前支付寶就已經上線了電子社保卡、電子駕照、電子身份證，更別說綁定銀行卡後實質上形成的「電子銀行卡」，健康碼的出現更像是豐富了這樣一個電子憑證的種類，可是如果更進一步呢？考慮到社保卡的升級換代在嘗試打通社保卡本身的功能和金融功能，甚至未來有可能對接養老服務功能，那麼如此多的電子憑證在網際網路時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我們說得更直白一點，社保卡的升級換代，除了實體卡片之外，如果有一個電子憑證同樣集成了健康信息、金融功能、身份信息，那麼這樣一個電子憑證是否會成為實質意義上的「電子身份卡」呢？想像一下，現在需要使用到身份證、駕照、銀行卡、病例、社保卡的場景，以後只需要打卡手機掃碼就能完成，那麼實體卡片存在的意義，可能會和現在的銀行卡一樣，只是作為特殊場景以及應急備用的選擇。
當然，對於未來的憧憬僅僅是憧憬，真的要走到這一步，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考慮，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隱私安全，雖然對於生活在大數據時代的我們來說，只要打卡一個手機app基本就意味著我們的個人隱私已經沒了，但是要將自己幾乎所有的信息全部交出去，個人的隱私安全如何得到保障一定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數據怎麼保障安全、數據監管由誰來負責、數據的使用需要什麼樣的權限，都是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我們渴望便捷，又渴望隱私的安全，其實一點也沒錯，就像我們一直渴望資金收益高，又能夠保本。
人生總會有取捨，有時候我們有得選，有時候我們沒得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