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公務員夫婦生二胎假離婚敗露 5月大胎兒被流產
二胎「夢斷」的公務員夫婦
一個多月前，三十多歲的吳怡做了引產手術，孩子五個月大。
她一共懷孕三次，第一次兒子出生，第二次主動流產。最後這一次想偷偷留下來，被逼著「做掉」了。
她和丈夫鄭彤都是小縣城裡的機關公務人員。這份在當地令人羨慕的工作，致使他倆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個孩子。意外懷孕後，兩人試圖以假離婚、假結婚的方式保住這條性命。但最終，他們在當地計生部門和雙方單位的強大壓力面前，敗下陣來。
「你不能再流產了」
對吳怡夫婦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他們原本過著幸福的生活。吳怡在縣城做公務員，工資雖然不高在當地也算穩定，鄭彤是某局的小領導，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個家庭的頂梁柱。生於70年代的兩人，有個九歲的兒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學，日子平淡而踏實。
但正如吳怡的微信狀態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這句話有了別樣的意味：意為一個簡單，兩個麻煩。
2013年年初時，她意外懷孕，和丈夫商量後，主動去當地醫院做了流產。那時，他們從沒想過要個二胎，因為除了罰款之外，代價是沉重的。
當地執行和全國所有基層單位相同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票否決」制：涉事黨員幹部，將予以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的「雙開」處分。同時，如果具體部門年度計生目標考核未達標，將被取消一切綜合性先進、榮譽稱號的評選資格，主要負責人不得提拔晉升，任期內被否決兩次以上，將被降職或免職。
一位歲數很大的同事跟吳怡說過，自己曾參與了一件「挺嚇人」的事兒。90年代某年，當地計劃生育率超標。為達標，所有當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婦，全都被拉到醫院，強制引產。此事被當地人稱為「大屠殺」。
鄭彤也知道一些「前車之鑑」。有幾個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試圖隱瞞二胎情況，被發現後沒等單位開除，自己主動辭職了。
此外，吳怡當時發生了些意外，出現流產不全的危險。事後醫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產了。「我們都是成年人。」鄭彤自責地解釋，兩人平時很注意保護措施。
可幾個月之後，吳怡又一次意外懷孕。
去當地醫院檢查，醫生告知，吳怡的身體很難再承受第二次流產的壓力，可能會面臨大出血、胎盤粘連等風險，往嚴重了說，將再也無法生育。
除了醫囑，兩人也考慮過家庭因素。
「再生一個，對小孩大人都有益處。孩子是獨生子，比較孤單。往壞了說，以後萬一有什麼閃失或意外的話，我們年齡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鄭彤談起當時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聞報導，一位60歲失獨母親接受試管嬰兒手術，生下了雙胞胎。她認為，哪怕40歲再生，都已經太晚了。
生與不生，在鄭彤心裡原本佔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態度堅決，急哭了好幾次。而雙方的父母思想很傳統，覺得多一個孩子沒啥不好。最後，夫妻倆決定留下這個孩子。
他們顯然低估了形勢，在強大的計生壓力下，一切僥倖心理都是螳臂擋車。
鋌而走險
通過選擇題加排除法，似乎出現了一線希望。
鄭彤參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中，可以按時間間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況，包括「第一個子女為殘疾兒(須經鑑定)」、「夫妻雙方為雙獨」等七種嚴苛的情形。
兩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條件。
身邊多少耳聞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萬塊錢，給孩子假辦了殘疾證，耗時費力地打通關係，最終獲得了二胎資格。
「據我了解，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很健康。」吳怡說。
這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提前準備，並不適合臨時抱佛腳的他們。後來，經過百度「計生」、「二胎」等貼吧，以及一些有同樣需求家長的QQ群裡的經驗，鄭彤決定採用「假結婚」的辦法。根據規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按間隔可申請再生育一個子女。前提是，他們需要先離婚，再找一個未婚男子和吳怡結婚，兩個手續都得是貨真價實的。
兩人以最快的速度辦理了離婚手續，四處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
「這不像人才市場，可以在報紙上、網上發個招聘信息。」作為「原配丈夫」，鄭彤有點尷尬，「涉及男方的聲譽，身邊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們以1萬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願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鄭彤出面，將真實情況和可能的後果都說清楚。對方很理解夫妻倆的不容易。只因為沒結過婚，他並不清楚「一個小孩的意義有多大」。
鄭彤陪著該男子去辦理手續的時候，負責計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這是「假離婚」。但她說了句話：「你(指該男子)平時也不怎麼會幹事兒，但這次做了件好事兒。」大姐痛快地蓋了章。這句話讓鄭彤覺得暖暖的。
結婚證順利地拿下來了，到區裡計生委辦二胎申請的時候，卡了殼。
做體檢的時候，吳怡被發現已經懷孕。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直接判斷出這是鑽法規空子的「假結婚」。並當場告訴吳怡，她這種造假情況，今年已經遇到三起，不久前剛有一位婦女被勸做了引產。
鄭彤覺得之所以被懷疑，主要是因為離婚和結婚之間的間隔較短，妻子又已經懷孕了一段時間。「時間太倉促。」他分析，「至少也證明，我們不是早有預謀的。」
事情敗露後，計生委拒絕了二胎申請。那一天，鄭彤接到計生部門打來的電話，要求他把申報材料領回去，並自行帶吳怡去做人工流產，「這個事兒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應是不屑。所有的手續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訴自己，可也沒有明確的證據和理由啊。所以，過了一個星期，他根本就沒理這茬兒。
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鄭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單純」了。
恥辱
「敬業」、「高效」和「過於強大」，這是夫妻倆對計生部門的評價。
如果繼續堅持這次是真結婚，也不是沒辦法。工作人員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來，然後我們去做DNA鑑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還是現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鄭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結果按「雙開」處理，交罰款。
計生委迅速而詳細地調查了兩人的社會關係，並電話通知了各自的部門領導和戶籍所在地的計生部門。
首先發難的是吳怡的單位。
「這孩子你堅決不能要。」找她談話的主管領導上來就說。並告知，要了，單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會受影響，評優資格也都沒有了，「就因為你一個人」。如果堅持，整個單位的人都記恨她。而且，作為一個國家公職人員，挺著個大肚子去上班，「全國都會知道」，「這個臉你丟大了」。
吳怡很難評價這是不是「威脅」。「我只不過想生個孩子，怎麼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氣，和領導頂撞起來。「大不了我辭職！」
幾乎是同一時間，鄭彤那天剛到單位，就有領導打來電話，要他去辦公室。進了門，他就什麼都明白了。平日裡領導跟自己關係不錯，話也說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動做掉孩子，就兩種情況：一，主動辭職；二，以違反國家計生法規為理由被單位開除，而兩者都得交納數額不菲的社會撫養費。
「有什麼能比一條命更重要呢？」當時，鄭彤心裡滿是這個「衝動的想法」。
後來，單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鐘，鄭彤心裡動搖了。
他算了一筆帳，按照計生法規，社會撫養費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處罰，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資加起來6千左右，保守估計得繳納18萬，多了就得20萬開外。如果執意要這個孩子，兩人都得被辭退，當地沒有幾家企業，30多歲的年齡也並不好找工作。
「一個孩子，已經有點吃緊。兩個孩子，未來都要上大學，還要考慮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從頭開始談何容易。
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妻子時，妻子表現出了強烈的牴觸。平日裡，吳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會把話藏在心裡。兩人少有地爭吵起來。
「我得從維護家庭的長遠利益考慮。收入非常重要，都丟了工作，你就是生下來還得考慮撫養的責任呢。你怎麼承擔？」鄭彤的勸說，換來妻子直到深夜的低聲哭泣。
這個時候，雙方的老人也因同樣擔心的理由退縮了。
就連還在讀小學的兒子都態度鮮明地反對。當時夫妻倆曾問他「想不想要一個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媽媽要是把工作丟了那(加重語氣)，不能要！」孩子平時都是家裡老人帶著，估計也是聽長輩們說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願。夫妻倆推測，可能因為是獨生子女，五六個大人一直圍著他團團轉，擔心「多一個孩子可能會搶奪大人對他的愛」。
「懷孕，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吳怡覺得很無力，「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堅持，仿佛成了恥辱。」
「這個歉我永遠不會道的」
動了，又動了。
肚子裡的孩子每動一下，吳怡的心也跟著顫一下。
因為發現時已經較晚，又忙前顧後地操辦假結婚，已經拖到懷孕四個多月，孩子胎動很頻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醫院做檢查的時候，醫生告訴她，以她三十多歲的年齡，以及上一次流產的過程，做這種大月份引產風險太大。建議她跟單位說一說，最好還是把孩子生下來。但大夫也說，相應情況只有在手術過程中才能下結論，所以不能提前寫出相應的證明。
她抱著忐忑的心情，將醫囑告知領導，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擔心當地的小醫院有風險，可以去大醫院，找好的醫生。
言語間，透露著不信任。吳怡明白—因為自己的「前科」，現在說什麼都被認為在故意撒謊。此前她已經照過B超，得知孩子長得很漂亮，是個男孩。
鄭彤回憶，有位了解情況的同事告訴他，即使因身體情況，讓你生了，結果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也是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來處理」。
經過憤怒、權衡、掙扎以及絕望，吳怡妥協了，同意去做引產。接下來的一周時間，她天天以淚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們早上五點多就出門，七點多鐘到了省裡的一家大醫院。「去的時候還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回來的時候，就沒了。」鄭彤一路都在想。
排隊人多，吳怡身體吃不消，鄭彤又託關係走了後門，試圖提前辦理手續。醫生診斷後拒絕收治，因為這屬於計劃外懷孕的引產手術，沒有相關部門出示證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複雜地鄭彤又趕回縣裡，找到計生委蓋了個章，交給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為什麼不偷偷把孩子生下來呢？不要做這個手術了。」醫生很遺憾。就連照顧她的護士也惋惜，護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況，最後辭職把孩子生了下來。
「可能我們跟她的情況不太一樣吧。」吳怡苦笑。如果病人堅持，醫生也只能勸到這份上了。「我多希望，醫生跟我說，這個手術你不能做，堅決不能做。」
住院一天後，手術開始。吳怡記得，是下午五點進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醫生盯著B超，說動了動了，快扎。她清晰地記得，隨後肚子上注射了某種液體，可能帶有毒性。因為她感覺到，慢慢地，孩子的掙扎越來越微弱。
很難形容這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後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識到此中斷了。
鄭彤和丈母娘坐在門外，3個小時，沒有任何交流。那扇門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親的時候，曾感受到無與倫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別。
門開了，吳怡被推出來。鄭彤說，妻子看上去面無表情，「不痛不癢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則在一旁寬慰，以後等條件成熟了，咱們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鄭彤，詢問孩子的遺骸是自己帶走，還是留給醫院。徵詢吳怡後，他選擇了後者。他倆從沒見過這個五個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經崩潰了，至今我還不理解我自己(為什麼這麼做)。她怎麼承受得了。」鄭彤說。
兩天住院休養期間，縣計生委和吳怡的單位各自打來電話，催促把醫院的引產手術證明送過去。後來，鄭彤的領導曾主動表示關心，說「事情辦得比較倉促」，也是沒辦法。
一個月後，吳怡開始上班。按照當地政策，因為沒有準生證，懷孕後做引產或流產都是自費的，4000多元的費用不能報銷。
如今，單位領導對她態度不冷不熱的。有同事勸吳怡，領導現在對你意見挺大的，要不找個時間再去道個歉吧。
「道歉？」她笑了，「這個歉我永遠不會道的。」
夫妻倆與其說是緩過來了，不如說是漸漸忘卻，麻木了。時不時地想起來，心還會哆嗦那麼一下。
鄭彤希望，兒子長大以後，永遠不要記得這件事兒。「我們老了以後，他會體會到的。」他解釋，「對他而言，這將是個很殘忍的真相。」
李敏一直想多要幾個孩子。
在她看來，這可能是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無關財富、地位和工作性質。
但她自認為是整個社會裡，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類人。身為一名公務員，特別是在對計生工作有所接觸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個孩子，將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當「單獨可生二胎」的消息傳來時，她天天盼著北京出臺具體的實施方案—她已經35歲，再晚一點，就來不及了。
「光欠」與「李八百」
「我們就你這一個孩子。」母親曾對兒時的李敏反覆強調。偶爾，還會補上一句，「而且是個女孩子。」
那時候，她並不理解這話背後的意義。只記得，父母加班的時候，自己便喪失了人身自由，被鎖在房間裡，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齡人玩耍嬉戲的打鬧聲，她只能在「小黑屋」裡寫作業，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門能打開。
「孤獨，好像全世界就你一個人。」她回憶。
當自己成為母親後，李敏漸漸明白，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女兒。
李敏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母親是位國企工人，父親是位教師。兩人結婚時，正值1970年代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那是一個無論黨政機關還是企事業單位，都強調政治覺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師同樣要響應這個號召。
李敏的家鄉，很多居民剛剛完成農轉非，家裡大多有好幾個兄弟姐妹。在「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依然有不少人選擇多要幾個孩子。這種與政策相悖的選擇，會招來一筆超出承擔能力的罰款，或失去工作崗位的處分。
一些李敏同齡人的小名，能夠反映出處罰措施的嚴厲：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錢交了罰款，一貧如洗又欠著外債；「李八百」，因為超生，被一口氣罰掉800工分，對掙工分的農村家庭來說，好幾個月白幹了。
這種影響是沉重而持續的。一對在當地某國企當工人的夫妻，因為生了二胎，雙雙被開除公職，只得回老家靠幾畝果林維持生計。如今兩個孩子已經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艱辛。
這樣的大環境下，李敏的爸媽選擇「只要一個孩兒」，她也因此成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
25歲那年，李敏正式成為一名公務員，在鄉裡的計生辦辦公。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邊同事們整天忙得焦頭爛額，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體計生工作的難處。
「一票否決制」
這顯然是份費力不討好的活兒。
計生工作一直是鄉裡的重點工作，有一項指標不達標，就會面臨「一票否決」—失去參評優秀黨委和優秀鄉鎮的機會。除了做好避孕節育知識宣傳、免費發放計生用品等前期工作，還要聯合村委會進行挨家挨戶的孕期婦女普查，並即時上報。
一旦有人抱著僥倖心理，將會面臨一場「立體式」打擊。
一位做計生工作的老同事說，多年前，也發生過荒唐事兒。
某村一位婦女已經超生兩個女孩，這次好容易照了B超確定為男孩，人便東躲西藏。隨後，鄉長帶隊，鄉裡的執法部門、司法部門、衛生部門與計生部門聯合出動，來到該村民家進行勸說，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動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門緊閉，裡面的人拒絕配合。半天過去，幾十號人最終做了這麼一件事兒：任憑老人嚎、孩子哭，最終把藏匿孕婦的房子給拆了，以此對村裡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該婦女被控制後，上廁所的時候跳窗而逃，並躲過層層「追捕」，最終生下了孩子。後來，這一戶給男孩起了個小名，叫「狗追兒」。
計生工作人員下基層，家家戶戶都關起大門，「避瘟神似的」。早年間，如果實施強制引產，計生工作者會買好營養品、衣物甚至衛生用品，去衛生院安撫。那可是主動上門挨罵，一家子人會挑最難聽的字眼，「問候」工作人員的好幾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李敏說。如今都是以說服教育為主，不允許再採用任何強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單位，上至領導，下至科員，沒有一個人選擇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獨生子女。
這不僅僅是為了起示範帶頭作用。按計生法規，生二胎要繳納一筆社會撫養費—因為多一個孩子，很多方面都要佔用社會資源。這筆錢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為基數(農業、非農戶口基數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數進行處罰。「執行3倍的情況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負責人介紹，「18萬是起步價，最多罰36萬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務員群體要面臨的不僅是金錢上的損失。膽敢以身試法，將會被「一票否決」，丟掉飯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計劃生育條例》實施，對獨生子女家庭做出具體的獎勵規定，並明確了違法生育(沒經過審批生二胎，便屬於違法生育)的處罰：黨員幹部，要接受黨紀處分，公務員開除公職。「也就是輿論常說的『雙開』，是全社會人群中後果最嚴重的。」該負責人說道。
「你連工作都丟了，生存都成了問題，還談什麼再生一個孩子，沒人敢。」李敏評價，「公務員群體，是對計劃生育政策作出過重大貢獻和犧牲的。」
再生一個的勇氣
李敏認為，自己將是「單獨可生二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多年前，她曾聽聞過這樣一個故事：臨鎮的某個小領導，為了再生一個孩子，又不被「雙開」，妻子懷孕後一直瞞著外界。孩子出生後，戶口悄悄掛在了別人家的戶口本上，法律上並不認可其與親生孩子的關係。即使這樣，還成天擔驚受怕。
在她看來，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根本不在乎多生幾個：「有錢人」早就生了，無非多交點罰款，現在有能力還沒生的，也就是公務員這一類人了。
收入穩定，是公務員最大的一個優勢。雖然如今的奶粉錢越來越貴，但養活兩個孩子對她而言還並不算吃緊。此外，他的丈夫經營一家小企業，如今兩人在鎮裡住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還有輛轎車。丈夫有一個姐姐，是非獨生子女。兩人的情況，正好符合眼下「單獨可生二胎」大致的條件。
此前，北京市已放開了「雙獨」生二胎的政策。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女方滿足生育間隔不少於4年，或者年齡不低於28周歲這兩個條件之一，可以向計生部門申報，經過1個月左右的審批，以及一個月的公示期後，「就可以準備懷孕」了，不用再繳納社會撫養費。
但李敏單位裡滿足「雙獨」的同齡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單獨生二胎」的政策逐漸明朗，很多「單獨」的同事，也沒做考慮。
李敏解釋，工作升遷是個重要因素—一個本科生進入公務員隊伍，經過考察轉正，已經二十四五歲左右。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頭時，可能已經28歲左右，這時候大部分人會選擇生育。接下來要花心思撲在工作上，努力爭取正科的職位。到了30歲出頭，好不容易熬到提副處的時間段，可能將面臨去市裡掛職或去偏遠地區鍛鍊的情況，「如果這時候懷孕了，很可能就失去機會」。而這幾年，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齡的後期了。身邊的幾個同事，都選擇以事業為重。
此外，多一個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卻步。雖然小鎮的消費水平比城裡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費和精力，以及長大後就業、結婚方面的壓力，令很多同事產生「一個孩子就夠受的了，兩個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個要命的問題。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樣。兒子上一年級，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責任就是帶孩子參加課外班。她一直告誡兒子，不能凡事依賴父母，包括以後房子的問題，也得自己承擔責任。哪怕有了第二個孩子，她也會灌輸這種理念。
現在政策眼看鬆動了，夫妻倆有想法，兩邊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連自己7歲的兒子雷雷都催促，想要個弟弟或妹妹：「天天一個人玩沒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給他(她)。」
李敏想起了自己被關在「小黑屋」裡的童年，她不想讓兒子重蹈自己的覆轍。
「就怕自己趕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討厭的事情就是過年。
每年年三十兒那晚，她帶著孩子在三個家庭奔波：晚六點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頓餃子。到了九點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開車帶著兒子去姥姥姥爺家—推開門，等候多時的兩位老人，馬上張羅燒水下鍋，再吃一頓餃子。等到雷雷犯困的時候，還得坐上車跟媽媽趕回自己家的樓房，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鐘聲敲響。
兒子很厭煩這種狀態，認為太折騰。李敏開導他：「這樣多好啊，你一個人可以放三次鞭炮，別的小朋友都會羨慕你的。」
最近，她看了一組報導，關於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的，感同身受。自己爺爺奶奶那一輩，有個頭疼腦熱，父親兄弟幾個可以輪番照看。而等父母老了的時候呢？一想到這兒，她現在就覺得喘不過氣來。
失獨問題同樣是她關注的。她所在的這個小鎮上，有案可查的，也已經有十來戶失獨家庭了。市裡每月補貼二百多元，區裡再補貼五百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們老了，可以免費入住養老院。每想到這兒，李敏就會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現在，是件多麼幸運的事兒。爸媽生生擔心了三十多年啊！」
現在，李敏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爸爸去哪兒》，她覺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負擔，是一種享受。
明年，她就35歲了。身邊一個歲數比她大的朋友，因為工作忙一直拖著沒生孩子，後來做產檢的時候，得知胎兒是先天畸形，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她解釋，35歲是道坎兒，過了這歲數，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體質孱弱孩子的機率會翻倍增長。
「那時候再打掉，是多麼殘酷的一件事兒。」她現在也忐忑不安，只盼著政策最好早一天到來。
早在幾年前，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衡量了一下風險性，還是放棄了。雖然著急，可她不敢提前做懷孕的準備：「萬一最後政策沒出來呢！這孩子是生，還是打掉？」
「現在，就怕趕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帶著憂慮。她深知，這也許是自己最後的機會了。(文中李敏為化名)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