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多為紙背書
王瑞來
近年以來，有別於古籍正文內容，書寫於紙張背面的文字漸受重視，被稱之為紙背文書。我的老朋友、已故京都大學教授竺沙雅章先生在多年前就曾撰寫《漢籍紙背文書研究》（載《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十四卷，1973年）一文，對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及日本在內的漢籍紙背文書做過初步統計，可謂是開闢草萊的研究。後來，對於古籍紙背印本與鈔本的統計，學界又有更為精密的研究。據瞿冕良先生在《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山東圖書館季刊》1992年第2期）統計，歷代公文紙印本、抄本達96種。近年校勘周必大文集，於《省齋文稿》讀到幾則題跋，都涉及到了紙背文書。
其一為卷十五的《家藏小草洛神賦》：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書《洛神賦》在範堯夫、王晉卿、範中濟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雲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按歐陽氏家譜，文忠蓋率更二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銘於公者。淳熙二年十月一日，東裡周某記。
其二為同卷的《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豬肉帖》：
右熙寧三年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蓋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亳帥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即州學教授，公集中嘗贈答三詩者。曹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與？紙背乃壽光邑官光潁謝書，偶無其姓。壽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為兵書，屬吏舍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銜。當時大率不以為簡也。所送才豬肉斤餘，非上丁分胙，則例冊如此。前雖剪去，度不過尊酒之類，豈敢如近歲公違甲令，上下以貨泉為禮耶？以狀易牒，蓋自元豐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雲。見司馬氏書儀第一卷注。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東裡周某書。
其三為卷十九的《書韓忠獻王帖》：
一帖與參政尚書，即趙公叔平也。末題正月七日，而紙背乃邠兵張佑訴牒，猶稱治平五年者，是歲正旦改熙寧元年，詔書未到耳。
這三則題跋所記述的紙背文書，一則是寫在歐陽修所臨《洛神賦》的背面，為晏殊的行狀，周必大分析是別人求歐陽修撰寫晏殊的墓志銘或神道碑銘時提供的。歐陽修利用背面臨寫了《洛神賦》。一則是寫在歐陽修家書的背面，是一個名叫光穎的壽光人感謝別人送豬肉的書簡。除了與歐陽修有關的兩則，還有一則是韓琦的書札，寫在邠兵張佑訴牒的背面。
不光是歐陽修和韓琦，蘇軾也使用紙背書寫。南宋初年的李綱，就寫過一則跋文，收錄在《梁溪集》卷一六三，題為《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跋文如下：
東坡樂語信筆而成，初不停綴，改不過數處。屬對精切，皆經史全語，不假雕琢，自然成章。籲，可畏而仰哉！卷尾章草書淵明詩，紙背乃經筵當讀寶訓藝祖遣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略。此軸所謂三絕，真可寶也。
歐陽修和韓琦、蘇軾之外，北宋的另一個名人，擔任過宰相的蘇頌，也有紙背書寫的記錄。呂祖謙《東萊集》卷一五《入越錄》載：
仁伸，蘇子容丞相孫，致仕閒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疊疊不厭。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慶曆乙酉家君面付，猶蘇河陽所藏也。紙尾銘欵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其曰書秩銘戒者，子容所識。其曰：先公銘戒者，銘語亦同。蓋子容之子所識也。紙背多廢箋簡刺，字異今制者。末雲牒件狀如前，謹牒，如前輩所記。署銜多杭州官稱。子容雲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時也。
關於宋人的紙背書寫，文獻中也有記錄。元人吳師道《禮部集》卷一七《潛虛舊本後題》云：
某少好佔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發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為善本也。又得裡中孫氏冩本，蓋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克家為福建安撫使、韓彥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來書札也。
在《禮部集》卷十八《靈棋經後題》亦載：
予家先大父畜此書，甚敬信之。紙背有紹興十一年棋兵官記所佔驗事，三象內第七卦為人剪去。歲久紙爛，祭法以後殘缺，俾兒軰重冩。因題。
北宋後期的黃伯思在《東觀餘論》卷上「王敬武書辨」條亦載：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雲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為劉夢得書。以中雲大駕歸，定為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餘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雲謹謹上相公，下雲從侄保義軍節度陜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
這是宋人記載唐人利用別人來信的紙背又寫家信的例子。
同時代的北宋何薳在《春渚紀聞》卷二「吳觀成二夢首尾」條亦載：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眾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僅是所思，入夢的物件，必是日常經見習用的東西。紙背書在夢中出現，也折射了紙背書普遍使用的狀況。
明人張萱《疑耀》卷三「宋紙背面皆可書」條載：
餘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張萱的記載，指出了宋人印書多用公文舊紙的事實。張萱所述的事實可以得到現存的實物印證。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曾把上海博物館所藏宋刻龍舒本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的紙背公文題名《宋人佚簡》專門印行出版，以供宋史研究之用。
為什麼宋人多在紙的背面寫字或印書？紙背書寫或印書，自然是出於惜紙的資源再利用，不過前提是，廢紙要可以使用。這就需要被再利用的紙質要好，要有一定的厚度，不然過去皆用毛筆寫字，紙質過薄就容易洇透到另一面。上面張萱就講到，宋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同時張萱還慨嘆「若今之紙，不能爾也」。據講，根據對敦煌文書紙張的技術分析，宋以後的造紙多使用中國傳入西域，又由西域傳回更為低成本的技術。由於大量廉價紙張的出現，更是帶來了印刷業的繁盛，當然，廉價的紙質自然也讓明人慨嘆今不如昔了。的確，觀察宋版《王文公文集》，紙質細潔堅韌，誠如張萱所言。其實，明代的紙質還不算太差，現存的公文紙刊本、寫本除宋代以外，，元明時期也有不少，反而清代則很少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代紙質大概不大適宜於紙背再利用。當然也並非絕對。筆者便曾見到過背面寫有滿文的宋人筆記《朝野類要》的抄本。清代紙背較少利用，同時還反映了紙張的大量生產，人們惜紙意識的降低。這一事實也反證了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為何會存在有大量紙背文書，正是因為那時紙張還比較珍貴，所以會得到充分使用。
包括周必大所記載的紙背文書在內，都為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細部史料，值得寶愛和深入研究。任何事物的發展，皆有淵源與流變，然迄今為止的紙背文書研究，多留意於印本和抄本等書籍形態，對於文獻中關於紙背文書的史料則缺少一定的注目，因聊為發掘，以為紙背研究之一助。
作者：王瑞來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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