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正和島
本文起源於一次名為「智美時刻」的在線公益活動。
疫情期間，「首創郎園」的內容編輯馬諾女士邀請了一些文化人士，包括錢理群、濮存昕、楊壽良、李志強、談晨、章明等寫一封信給另外一個人，然後，另外一個人需要回信作答，其中包括正和島的藍色島鄰、吉林大學的於天罡教授。他給同為正和島藍色島鄰、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的趙向陽博士寫了一封信，才有了如下回信。
趙向陽博士授權正和島今天正式首發此信，是為了紀念他人生中的一個特殊日子。他同時希望，在這樣一個信息爆棚，謠言滿天飛的時期，正和島的島親們能遠離微信微博，遠離顛倒夢想，踏踏實實地做好自己的企業，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作 者：趙向陽 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原 題：《信息、真相和理性：謠言滿天飛的時代，如何防止被反覆打臉？》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兩種完全不同的學術道路：
T字型與「珍珠項鍊模式」
尊敬的於天罡老師：
您好！
來信收到。
首先，我得說，我們是兩個如此不同的人！我們的學術道路代表了兩個極端。
您精研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德經》。關於《道德經》，我聽說您收藏了幾百種不同的版本、註解和研究專著，這一點我自愧不如。
我以廣博見長，最欠缺的就是「精一」和專注。我所受的學術訓練，主要以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主。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只能說心嚮往之，涉獵過，但是，研究不深。
我發現，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成功人士走的都是您的這種T字型道路。先在某個領域鑽研得很深，然後一通百通，橫向拓展。您的這條學術道路與美國管理學會前任主席陳明哲教授所堅持的「精一」完全一致，你們屬於一類人。
而我則是一個自由散漫，信馬由韁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說，缺乏自律性和功利心。只願意順乎自己的心，走到哪兒算哪兒，所以，我走的是一條更為崎嶇的小路，大部人都不會涉足。
我也不知道這條路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但是，每隔五六年左右，當我進入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的時候，沿途盛開的知識之花，總是讓我樂不思蜀，迷途而不知返。我越來意識到，歷史上那些已經絕跡的博物學者才是我的學術榜樣。
2016年7月，應某個學術刊物的邀請，我寫了一篇題為《鏡子與火把：對陳明哲教授一文的評論》。在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試圖為自己的人生道路進行辯護，並且賦予它某種完整的意義和模式。
我寫道：
人生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哪怕是簡單地想像一下其他可能的世界和可能的生活，也可以讓人的內心保持自由。
反思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我冒昧地提出一個新的模式，那就是將不同的領域聯繫起來打通，形成一個整體，最後一下子點亮人生（shinning）。
我稱這種模式為「珍珠項鍊模式」，也就是你的人生中已經有了一些閃光的、但是散落一地的珍珠，你需要找到一條絲線，把它們串起來，形成美麗的珍珠項鍊。
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我的本科是學物理的，研究生學心理學，博士論文研究創業者的社會技能和社會網絡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所以又轉到了管理學領域。
每次進行轉型的時候，我都會想著如何化不熟悉的學科為熟悉的學科，如何把不同領域的知識經驗打通，如何把已有的資源轉換成資產，而非負債。
在這個過程中，大學時代所研習的科學哲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幫助我快速地抓住每一個學術領域的核心問題，廓清每一個理論邊界。
……
為什麼要在信的開頭，花這麼多的筆墨介紹你我不同的學術道路呢？因為這和我要答覆您的信的主題有緊密的關係。
雖然您的來信不長，但是，裡面涉及到很多重大問題。我試圖把您在信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在最近疫情中我親身感受和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串連起來，融為一爐，做一些回應。
我的回信主要圍繞幾個核心問題展開：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真相？一般人是否能達到「實相理性」或者「實相般若」？人類能否理性地進行思考？我們到底是如何收集信息和處理信息的？為什麼有那麼多高知經常會轉發一些假新聞（Fake news）或者看著特別LOW的文章？在這個信息爆棚，謠言滿天飛的情況下，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辦法，可以減少被打臉和反覆打臉的概率？等等。
事實上，古代先哲和當今的人文社會學科對這些問題有太多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已不是用汗牛充棟可以形容的，而是堆滿了好幾個圖書館。
不過，既然咱們兩個之間只是紙上對談，侃大山（你們東北話），「諞閒傳」（我們陝西話），所以，我在答覆您的時候，不一定非得要引經據典，正襟危坐，形式規範。咱們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好不好？
如何評價女性美？
您的來信中首先提到如何評價女性美？您提出了兩條標準，善良和知性。
善良這個標準，我相信是普世價值觀，反映了女人之為女人的核心，閃耀著母性的光輝，全世界的人都會舉手同意。
至於知性，我就不那麼確定了。我個人認為，您這是不自覺地把中國當下的價值觀代入到了自己關於女性的審美標準裡去了。
我教授《跨文化管理與溝通》。學者們普遍認為，文化價值觀是一個多層次現象，包括個人價值觀、小群體價值觀、組織價值觀、地區（或者社會階層、職業類型）價值觀、國家價值觀，最後是全球價值觀。
其中能列入全球共享的、大家基本都認可的價值觀，少之又少。
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目前都是歐美主導的現代性，並非東方世界或者穆斯林世界發展中的現代性。我估計能勉強列入全球價值觀的，大概只有對生命的尊重，環境保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少數幾條黃金法則（Golden rules）。
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機會深入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作為一個替代性方法，我上課時要求學生進行各個國家的電影分析。
關鍵是一定要找到各個國家土生土長的電影導演的代表作（而不是好萊塢導演所拍攝的關於某個國家的電影作品），然後通過電影中的對話、行為舉止、服飾、飲食、建築等，深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習俗。
您如果分析一下日本電影中女性的含蓄婉約，一慣的沉默寡言或者突然的情感爆發；美國電影中女性的獨立自主，話癆一樣的喋喋不休，咄咄逼人；伊朗電影中女性面紗掩蓋下的宗教順從和隱忍不發；北歐和德國電影中女性的獨立自主和理性冷酷；法國電影中女性熱情浪漫，善感多變等，您就知道，您所推崇的知性之美，真不一定構成普世標準。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文化的孩子，我們天生帶著自己母國文化的有色眼鏡看待這個世界，而且深深地不自知、不自覺。
除非一個人經歷過多重文化的衝擊，對自己的母國文化有清醒的反思，時刻對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保持覺知（Awareness），否則，一個人很難跳出自己母國文化的牢籠，從不同的視角看待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不同國家的人在看待同樣一個問題或者事件時，觀點立場可以如此大相逕庭，如此敵對，甚至不可調和的原因。
文化是一個錨，固化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文化是一個有色眼鏡，賦予我們某種特定的認識色彩和視角。
因為種種前見和前設（pre-understandings），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充滿偏見，無法達到徹底的真知。
人是如何找對象的？
於老師，我想就著您關於女性美的話題，再借題發揮一下，談談人是如何找對象的。當然，我不是真的打算討論這個問題，我只是舉個例子，想討論一下人類是否有能力收集和處理信息。
我不知道您當年是如何認識您夫人的？您有沒有把全世界的適齡女性都建立一個完備的資料庫，然後根據自己的價值觀標準、審美標準等，進行全域搜索，對不同的候選人打分，然後一一接觸，排除掉其中最不可能的，最後選定最合適的人選，然後再深入交往，終成眷屬？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您肯定沒幹過這麼神經病的事情。
FACEBOOK的扎克伯格、百度的李彥宏、那些婚戀網站的CEO們是最有條件這麼做的，但是，他們找對象的人生經歷完全呈現出另外一種模式。一種偶發的、局域性的、錨定的方式。而所有那些試圖廣撒網，窮盡所有可能備選方案的人，估計到死也不會找到結婚對象。
您是通過媒人或者家長介紹的吧？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小範圍內遇見某個姑娘，在交往中逐漸產生好感，最後步入婚姻的殿堂吧？或者您是在某個場合偶遇一個姑娘，一見鍾情，然後沒有再考慮過其他更好的可能人選？另外，您當年選擇對象的時候，是否貫徹了「善良」和「知性」這兩個標準？您關於「善良」和「知性」的標準是年輕時就先知先覺提出來的？還是幾十年婚姻之後，後知後覺總結出來？
問題可以列很多，我最擅長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問題。不過，話說回來，我到底想通過找對象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呢？
我事實上想說明：
第一，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不具備全域信息搜索的能力，人不具備上帝的視角。
在任何時候，信息都是不完備的、模糊的。你可以從書本、報紙和網絡上獲得一般性的信息，而真正影響你的人生抉擇的很多關鍵信息，大多嵌入在人際關係網絡中，是局域化的，是偶發的，是情感性的。
第二，人進行信息搜索時，一旦找到了某個局域範圍內的相對滿意解，就會停止繼續搜索新的信息（比如一個更好的愛人）。
你對既有信息會產生某種忠誠與固著。而對這些既有的部分信息的深入解讀，決定了你對人對事的態度。雖然擁有大量的信息可能讓你更加智慧，但是，珍惜你所擁有的信息（選擇性屏蔽掉其他女性），才是婚姻幸福的真諦。
但同樣的問題是，過於執著既有的部分信息，會讓你對世界產生偏見。這就是《方方日記》問題之所在——選擇性呈現和詮釋部分信息。
第三，人在找對象的時候，三觀契合非常重要。
價值觀不同於利益。利益可以妥協和折中，可以你多我少，利益分配不是一個零和遊戲。而價值觀是關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一種認知或者道德判斷。價值觀很難通約，很難妥協，無法折中。
婚姻幸福或者團隊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當事人的三觀一定要很正，三觀一定要一致。當我們面對海量信息的時候，三觀決定著你如何篩選和過濾信息，如何解讀信息，如何輸出自己的觀點立場，如何決定自己的行動。
第四，熟人和朋友之間更容易產生價值觀衝突。
陌生人之間因為很大的社會疏離（Social distancing），所以，陌生人之間很多時候不會產生價值觀上的激烈衝突，因為他們誰也不在乎誰。
這個世界看起來好像很大，但是，你我關心的僅僅是那150個左右的熟人和親戚朋友對你的看法，這就是英國生物學家鄧巴所提出的社會腦假說。
在這次疫情中，輿論場非常撕裂。為什麼那麼多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就是因為他們是熟人，甚至是朋友。當面對同一個事件，突然發現大家意見如此不合。當任何一方缺乏寬容精神的時候，只有拉黑對方，別無他途。
愛恨相殺，僅在轉念之間。
為什麼那麼多高知不會進行理性思考？
於老師，您在來信中提到一個問題，「怎麼有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在某些問題、某些時刻也沒有理性？」甚至有人懷疑「知識分子也會沒有理性嗎？」
我就單刀直入，不繞彎子，不講故事，直接表明我的觀點。
第一，我認為，許多高知還停留在前網際網路時代。
在那個時代，信息就是力量，信息就是地位，信息就是權威。如果您多讀過幾本書，不管是哈耶克、布坎南、薩特或者維根斯坦，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面前，您就是知識分子。
如果您比其他人見多識廣一些，曾經去過美國歐洲，能聽得懂VOA，看得懂BBC，僅憑您所擁有的信息多，您就能出人頭地。您不需要有自己體系化的思想，你就是知識分子。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完全不同了。有了網際網路，有了微信，有了推特，信息瞬間傳遍全球。知識分子比跳廣場舞的大媽距離Breaking news最多只有三分鐘的領先優勢。
許多高知在疫情之下，當他們看到某個新的「信息」（事實上絕大多數都是噪音，甚至是謠言），為了獲得某種身份的證明，他們有立刻轉發出去，並且進行評論的衝動。
他們經常對新鮮出爐的「信息」缺乏審慎判斷，不會去反覆核查信息的真實性。尤其是，對那些模稜兩可的、真假難辨的信息，缺乏讓口水再飛一會兒的耐心。
第二，許多知識分子有嚴重的領域依賴（Field dependency）。
這個時代存在高度細分的知識分工，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只是某個非常狹窄的領域的專家，而對其他知識領域缺乏基本常識。一旦他們離開自己的專業領域時，他們經常不會正常思考。他們思考的深度和水準，與普通民眾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顯著性差別。
咱們別說普通意義上的高知了，甚至諾貝爾獎獲得者也經常犯同樣的錯誤。
大概6年前，我在你們吉林大學參加一個創新創業國際會議的時候，就曾經當眾直接懟過一個以色列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當時受邀請就創業創新進行演講，講了一個非常荒謬的觀點。嗯，您沒有聽錯，他講得是創新創業。
在此次疫情中，又有某個美國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關於疫情預測分析的模型曾經在朋友圈裡廣為流傳，該模型認為，疫情會很快在全球結束。
但是，最後被證明是錯得離譜。
轉發這些文章的人，根本看不懂那些數學模型，更沒有能力判斷模型是否正確，他們看重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這個信息發出者頭上的光環：諾-貝-爾-獎-得-主。（對了，還有那個將近90歲的法國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耶，認為病毒是中國人造的，被饒毅剛剛懟過。你轉發了嗎？）
為什麼朋友圈裡的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覺得我的朋友圈很有「營養」，我的很多分析評論有深度、有前瞻性，而且表達方式很中道？部分原因與我的知識結構有關。
我心目中的知識英雄是百年前那些巨人，比如，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物理學家彭加萊，數學家阿爾伯特，管理學家德魯克，發明家特斯拉等。嗯，還有《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戴蒙德也算一個，我最近剛剛讀完他的《劇變》，對於陷入危機的國家治理，這本書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事實上，我想說的用一句話總結：
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
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
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
重要的話說三遍。
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在電腦上輸入這句話。
我輸入了三遍，而不是輸入了一遍，然後再拷貝粘貼了兩遍。其中的道理你我都明白，我就不展開討論了。
第三，很多高知用價值觀和「信仰」剪裁信息，只吸取那些能進一步證明或者強化了自己既有觀點立場的信息，而對相反的信息置若罔聞，條件反射式地排斥或者忽略
百年之前，中國人迎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百年過去了，大多數人對於這兩位先生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皮毛，不知其精髓。
許多高知只了解某些科學結論（暫時性的！），掌握了一些科學方法（更多的只是科學工具！），而科學精神根本沒有進入他們的精神血脈之中，化成他們的肌肉記憶或者潛意識。
他們在很多的時候是打著科學的旗號反科學，是典型的科學主義、科學崇拜、科學迷信。
前不久，在給正和島寫的一篇關於如何正確對待中醫的文章裡，我痛心疾首地寫道：
疫情就是一個照妖鏡，讓許多人的真實水平暴露無遺。我深深地憂慮，那些我所看重的科學精神，包括基於證據、假設檢驗、理性表達、謹慎判斷、包容開放、精英主義等品質，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是何等嚴重地缺失。我甚至認為，比疫情更可怕的就是鑽進某些人腦子裡的病毒，我稱之為「精神蠱」、「心理蠱」和「信息蠱」。
世界到底有沒有真相？
人類是否能有能力做到實相般若？
於老師，您在信中提到了自己基於《道德經》所闡發出來的「道理性」和「德理性」的觀點。您問我，從佛法的角度來說，「是否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外，還應有個『實相理性』，或者『關照理性』才更完整？」
說實在的，這個問題對於一般人來說，過於玄妙，過於燒腦。我呢？試著用最通俗的方式回答您的問題，而不陷入哲學文獻的泥潭中去。
事實上，專業的哲學家對這些問題有非常多深入的論述，我也看不少與此相關的專著。比如說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物自體假說，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詮釋學的經典之作），還有更新近一些的Bhaskar的批判實在論等。但是，我不打算直接引用他們的著作，我儘可能用自己的話把這個問題講明白。
世界到底有沒有規律，或者不依賴於人的主觀意志的「道」或者「理」？
對於純粹的自然界來說，或許有獨立存在的「道或者理」。
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方程，或者愛因斯坦的質能轉化方程，是不依賴於人的社會性行為而存在。不會因為在北京測量或者在紐約測量，在月球或者火星上測量，其中的係數和數學關係結構有任何變化。所以，它們是獨立存在的。
但當我們一旦進入微觀粒子世界的時候，這種獨立存在的自然規律就消失了，或者變得非常可疑。根據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我們無法同時精確測量微觀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也無法同時精確測量微觀粒子的時間和空間、自旋和角動量等。
當我們採用螺旋加速器等現代科學工具進行觀測的時候，我們已經改變了那個獨立存在的世界，我們觀察到的只是主客體（實驗者主體、實驗工具和微觀粒子客體）之間互動的結果。
微觀粒子世界本來的樣子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不可知，無法知。這是人類在科學史上第一次遭遇主客體糾纏的問題。
這還只是從測量的角度，從操作性的角度來談主客體的互動關係，談論自然規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科學定律）的人為建構本質。
一百年前，以尼爾斯·波爾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與愛因斯坦就量子力學的基礎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爭論「上帝是否擲篩子」？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對，詮釋，與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詮釋學本質上是一脈相通的）更是從本體論的角度指出，物理世界本質上的不確定性和不可知性。
傳統意義上，那種不依賴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牛頓-拉普拉斯因果律早已經被拋棄。
退一萬步講，即使純粹的自然世界有規律或者道，人類也無法突破種群水平上的認知能力屏障，達到那個獨立自在的物自體世界。這事實上就是我的本科論文的研究內容《從波粒二象性看人類認知的能力邊界》（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題目，陝西師範大學物理系本科論文，1993年）。
既然自然科學都如此，那麼，社會領域的「規律」就更加不堪。
我個人堅信，社會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這種遺世獨立的規律。一切都是社會互動的結果，一切都是互為主體性，人的創造性活動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社會歷史規律本質上是群體互動的結果，是被創造出來的。
每一個社會運動的肇始，一般都是因為個別英雄或者瘋子或者先知，登高一呼，發出某種口號或者革命綱領，吸引了很小的一部分忠實的信眾（千萬不要忽視那些高度團結、具有奉獻精神的少數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minority）。
他們的激進行動產生了一定的社會結果，這些社會運動和結果進一步推波助瀾，會產生滾雪球般的效果，把更多的普通群眾裹挾進更大範圍的社會運動的洪流之中，最後產生不可逆的社會後果，最後，個人觀念變成了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
而當權者或者後人認為這就是歷史的客觀規律。事實上，這種社會規律一點都不客觀，完全是群體主動建構出來的，而某些個體在歷史的相變時刻發揮了極其不對稱的重大影響力。
理論問題囉嗦了這麼多，還是讓我直截了當地回答您的問題吧。
是否有「實相理性」或者「關照般若」？可能有，但是，我個人沒有親身見過。
或許歷史上那麼多得道高僧開悟之後，能用自己的全部感覺、知覺和理性去體證那種 傳說中的「此心光明」、「如如不動」、「空」、「無所住」的境界，但是，我作為一個懶散的佛教徒，個人修行不夠，沒有此種切身體驗。
「般若」（讀音Bo Re）一詞是從古印度的梵語裡音譯過來的。
簡單地說，就是指大智慧或者究竟智慧。南懷瑾在《金剛經說什麼》中介紹了五種般若：實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和眷屬般若。
您所說的實相般若至少在佛法的教義上是存在的。但是，這絕非一般人能達到的境界。我們不應該對普通人的理性抱有太大的期望。
另外，我們都知道，《道德經》分為《道經》和《德經》，《道經》重點是探討宇宙自然的規律，而《德經》重點關注人類社會的行為規律。所以，您所說的「道理性」和「德理性」應該對應著我前面所說的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
您關於這兩種理性的區分，以及每一種理性的三個特徵中到底哪一個屬於本體論，哪一個是主體性，我個人是完全認同的。但是，這麼專業的學術問題，咱們還是私下再討論吧！
人類是否有能力理性地思考問題？
於老師，咱們接著再談談理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宏大的問題。
2018-2019年，我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系統閱讀和思考，曾經在2018年11月的「管理學在中國」（廈門大學會議）做過一個大會主題演講：「非理性及其在VUCA時代的影響」。我曾經打算就此主題寫一本書，但是，一直遲遲沒有動筆。
很顯然，理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顯著特點。但是，理性並不是時時刻地在發揮作用，很多時候，非理性才是人類行為的典型特點。
從演化生物學角度來說，理性思考的功能誕生在人的大腦新皮層裡，這只不過是最近兩三百萬年才新近出現的事情。我們在很多時候更多地受制於腦幹和小腦等本能腦和情緒腦的操控，做出本能性或者衝動型的行為。
上世紀60年代，神經學家Paul D. MacLean提出「三腦一體」假說，他認為人的大腦是蜥蜴-松鼠-猴子合體的隱喻，代表了進化發展不同階段的遺傳。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項保華教授對此有一個精彩的總結，「理性調控情緒，情緒中斷理性，恐懼觸發本能，壓倒一切情理」，我非常認可。
從人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在公元1500元以前，理性（Rationality）、反理性（Irrationality）和非理性（Non-rationality）在人類社會基本上並存不悖，不分伯仲。
只是到了文藝復興以後，理性的力量才被高高弘揚（以笛卡爾、培根為代表），它與西方自然科學的興起和民主自由社會體制的建立緊密相關。但是，自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以尼採為旗手，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為代表，非理性的力量被再度重視。
我研究過很多體現個人非理性、群體非理性和社會非理性的案例，涉及到情緒、攻擊性行為、自我傷害、認知偏差、直覺、迷信、算命、通靈等。
我認為理性只是一個狹小的、亮堂堂的領域（白箱），而非理性則是一個廣闊而黑暗，很少有人探索的荒野（從灰箱到黑箱）。人類過高地估計了理性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性，而低估了非理性的作用。
對於在此次疫情中，我們所目睹和經歷的很多非理性行為，我一點都感到不詫異。
暫時打住！這些玄而又玄的理論探討，對於如何安住在信息爆棚，謠言滿天飛的世界裡，有什麼實際的啟發呢？
我認為理解世界本質上的不確定性，秉持一種溫和的不可知論，會讓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認知能力抱有某種謙卑謹慎的態度。
抱有這種態度的人不會輕易把話說的太滿，不會過於斬釘截鐵地斷言什麼一定是什麼，不會奢望自己擁有上帝視角，不會假設自己無所不知。
而當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看客時，就不會對許多躬身入局的實踐者（例如，官員和企業家等）要求過高，覺得他們就應該如何如何，不會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錯誤。我們就會對那些官員和企業家的實踐智慧，抱有更深的理解和敬意。
抱有這種觀點的人，會更容易做到換位思考，同情式理解。
更容易理解世事的艱難，更容易接納和理解這個堪忍的世界（比如，中國的一統體制），而不是奢望建立一個烏託邦（嗯，對於那些公知們，我不想評論）。
更容易理解管理的情境化，理解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
更容易理解政府和組織決策的複雜性（對當初疫情在武漢暴發時產生的諸多問題，有更多設身處地的理解）。理解為什麼在資源極其有限，時間高度壓縮，多重任務和多重目標相互衝突情況下，採取高效的決策和行動是何等的困難。
更容易知道在現實操作中，信號和噪聲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區分的。
明白到底什麼是故意瞞報和無意識中的漏報，知道何時應該謹慎地再觀望一下看看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新病毒，而不要急於採取行動。知道什麼是虛報和冒進，以及虛報和冒進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等等。
總之，如果一個人如果能進行本質性思考，明白世界運行的底層邏輯，就能在抽象的哲學問題與豐富的生活經驗之間架起一座通暢的大橋。
永遠不要懷疑理論思考的價值。大部分人無法深度思考，是因為他們的哲學功底太差。
如何在信息爆棚、謠言滿天飛的時代，
不輕易被輿論裹挾或者反覆打臉？
於老師，關於這個問題，疫情爆發之初，我曾經在朋友圈裡順手寫過一篇兩三百字的短文。現在我比較完整地表述一下，僅供朋友們參考。
第一，選擇可信度高的信息源，遠離可疑的營銷號
我會優先選擇專業媒體、或者由公司運營的自媒體，它們的可信度一般比個人號更高一些（當然除了類似六神磊磊讀金庸等）。
比如，疫情期間，我訂閱了世界衛生組織WHO、丁香醫生、財新網、華山感染、中德商務通、中印商會等。
訂閱某個自媒體之前，我會先瀏覽一下它往期的內容，看看它長期關注的主題都有哪些方面。如果它以前發表的內容，跟疫情所涉及的知識領域完全不搭界，只是偶爾有一篇文章看著還不錯，我是不會訂閱這種公眾號的。一定要避免成為某些營銷號的韭菜。
訂閱之前，我會仔細查看該公眾號在騰訊上的註冊信息。我甚至會對某些公眾號的背景進行詳細的調查，特別是當我懷疑那些公號後面可能有更大的推手的時候。
我曾經請專業的會計幫忙，通過天眼查和工商信息系統對兩個公眾號的相關經營收入情況查了底兒掉，然後再決定是否訂閱。因為一旦訂閱，它對你的是非判斷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第二，有意識地多樣化信息的來源，避免陷入信息繭房之中
我既會訂閱人民日報、環球日報、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三聯生活周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王輝耀創建）、司馬南頻道等。我也會訂閱美國駐華大使館、韓國駐華大使館、日本駐華大使館、冰汝看美國、北美鳥叔、靜觀日本等。
我訂閱的媒體或者自媒體，從政治譜系上來看，從左到右都有，而且我要求信息質量一般都比較有保證。
我個人不太相信「兼聽則明」這句話。我認為，如果信息的基本質量無法保證，那麼，觀點就更不可靠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強大的辨識能力，聽多了，看多了，腦子會混亂的。
另外，在我打開某一篇文章之前，我會非常注意它的公眾號的名字。一旦我覺得非常可疑，我基本上不會打開。或者打開文章掃一眼，就關掉了。我更不會輕易轉發我第一次遇到的公眾號的文章。
第三，對於值得信任的朋友和專業人士所轉發的內容，我會給予更大的關注
在朋友圈裡待的時間長了，您就會形成明確的感覺判斷。你知道誰轉發的文章質量會更高一些，誰轉發的文章特別地不靠譜。
當您隨意地刷朋友圈的時候，或者看朋友們私信轉發給您的一些文章的時候，您就知道如何分配有限的時間和注意力。
那些靠譜的朋友所轉發的信息，我會多看幾眼。而那些經常被打臉的人轉發的信息，我會選擇性忽略。
甚至，我會直接屏蔽掉他們，不讓他們看我的朋友圈，我也不看他們的朋友圈。如果你做不到「如如之心不動」，至少可以做到「眼不見心不煩」。
3月初，當國外的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時候，我曾經打算寫一篇關於不同國家抗疫的比較研究。
我試圖用我所掌握的關於組織決策、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全球商務、跨文化管理等的理論，進行深入剖析，所以，我需要廣泛地收集各個國家的抗疫信息。我曾經在朋友圈裡號召大家，把自己看到的一些國外的資料，順手轉發給我。
有幾位留德留美的前輩，利用自己廣泛的人脈資源和多種信息渠道，每天給我提供各種文字的信息，對我幫助很大。
有一段時間，我每天要花6個小時左右閱讀上百條相關信息。當然這些信息的質量也是良莠不齊，也要依賴我自己去辨識。人必須自己要有主心骨和判斷力，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否則，很容易被反覆打臉。
第四，謹慎轉發文章到朋友圈
相比很多朋友而言，我每天轉發到朋友圈的內容和評論很多，甚至超過20條。所以，這一條我自己做得並不怎麼好。
但是，一般來說，我因為轉發文章被打臉的次數相當少。這是因為我每天私下閱讀的文章數量驚人，而我只轉發很少的兩種文章到朋友圈裡去：要麼是我高度認同的，要麼是我打算批判的。
如果一個人經常轉發文章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裡去，而不想被打臉，TA必須具備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儘可能少的從眾行為，需要有成為一個不受人歡迎的勇氣，更需要穿透噪音的定力和遠見。
疫情期間，我寫過幾篇文章，例如，關於中日關係的、關於如何辯證對待中醫的、關於如何看待移民條例的。寫作這些主題敏感的文章的時候，我都面臨著一些壓力，甚至冒著成為全民公敵的危險。
捫心自問，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我不是希望從進一步撕裂輿論場中獲得流量和對我個人的關注，而是出於彌合撕裂，達成和解的初心。
所以，這種秉持中道立場，儘量做到同情式理解、以及展現出更宏大視角的文章，一般不會被打臉。
第五，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請不要輕易評論朋友圈裡別人所轉發的文章
我把我的微信朋友圈的聯繫人一般控制在2000人左右。一旦超過太多，我就會刪除一些好幾年根本不聯繫，沒有任何互動的聯繫人。
朋友圈裡的關係的質量和類型很重要。特別是，不能只是某一種類型的人。萬一你想錯了怎麼辦呢？萬一有你考慮不到的視角呢？所以，適度的多樣性很重要。
但是，這種多樣性所帶來的價值觀衝突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只要某個人的人品還不錯，我們沒有必要強求在所有問題的看法上都要保持一致。對於你不認同的一些文章，你可以忽略他們，更不要輕易評論他們轉發的文章，大家假裝沒有看見，心照不宣，相安無事即可。
中國人講，「宰相肚裡能撐船」。
第六，在這個信息爆棚的時代，「消息靈通」壓根就不重要的，重要是能保持常識、堅持理性、邏輯嚴謹，態度中肯
重要是能在大量的信息碎片中，利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對信息進行深度解讀，形成穩定有效的認知框架，穿透噪音的迷霧和謠言的霧霾，給自己和他人提供清晰有力的、前瞻性指引。
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幹的事情。知識分子要與流行（病）保持適度的距離，不要試圖去爭搶第一個轉發到朋友圈或者微博頭條的虛榮。那種對於信息的饑渴和炫耀，本質上是飲鴆止渴。
第七，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溼了鞋之後怎麼辦？
面對海量信息，誰都有看走眼的時候，誰都有轉發文章被打臉的時候。如果有錯誤，一定要實事求是，坦誠承認錯誤。不要固執己見，一昧地尋找支持自己的「證據」，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錯誤立場，那樣只會讓別人更加嘲笑你，甚至蔑視你。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這句話，不管對於個人，還是對於公司，或者對於國家，都是相通的。
願我們「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摘自《心經》）
祝好！
趙向陽
2020/4/20
（為了紀念自己的重生之日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