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唐寶民
1944年，許傑(1901—
1993，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文學理論家)發表了《上官碧的〈看虹錄〉》和《沈從文的〈摘星錄〉》，斥責沈從文(上官碧是沈從文的筆名)的這兩篇小說是色情文學。兩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之後，又收入到了許傑於1945年在浙江永安立達書店印行的《現代小說過眼錄》一書，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這些不實的指責，也給沈從文造成了一定的傷害。
幾十年後，1975年的一天，許傑從上海來北京辦事。此時的許傑，經過這麼多年的反思，也許是感覺到自己當初對沈從文的批評過於草率，因此想順便拜訪一下沈從文，就打聽到了沈從文的住址，登門拜訪沈從文。沒想到見面之後，沈從文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並留飯閒談、毫無芥蒂，對於許傑曾經帶給他的傷害，他絲毫不曾提起，仿佛壓根就沒發生過那件事一樣。
看到沈從文已經放棄了文學創作，許傑感慨萬千，認為和自己當年對他的批判有關，因此更加歉疚。回到上海後，許傑寫了一封信給沈從文，就當年自己對沈從文的輕率批判表達了歉意。過了一段時間，許傑沒有接到沈從文的回信，他以為沈從文一定是難以釋懷當年的傷害，所以才不回自己的信。
過了些日子，許傑終於接到了沈從文的回信，沈從文在信中說：「主要是你提的小事，從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跡。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詞，成為遲遲不易作復的原因!希望得到這個信後，萬千不要再把這類小事放在心上!」這封信令許傑感動萬分。
1979年，許傑到北京參加文代會，再一次到沈從文家進行拜訪，這一次和他一同去的還有作家王西彥(1914—1999)。王西彥當年初入文壇時，曾得到過沈從文的幫助，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就是由沈從文編定並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944年，王西彥在桂林主編《新墾地》，這張報紙也發表了許傑批評沈從文的那兩篇文章，王西彥因此一直深感不安。許傑告訴了他1975年與沈從文見面的情形，說：「我給自己作了一個決定：『不能再枉自懷著小人之心，從文先生可是個寬厚的人!」
許傑和王西彥此次登門拜訪，同樣受到了沈從文的熱情接待，王西彥因此在當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他(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同志住在一間小小房子裡，認出我就溫和地笑著，顯出十分高興的樣子，握著的手好一會沒有放開。四十年代在桂林編副刊時，我曾發表過X先生批評他《看虹錄》的文章;現在我和X先生卻一起來他家做客話舊了，這真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別人曾經加在自己身上的傷害，沈從文把它看作是小事，完全沒有把它放在心上。這就是大師的為人境界。沈從文墓碑的背後，刻著「星鬥其文，赤子其人」幾個字，這正是他人格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