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5日「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爆發以來，全美一系列歷史人物雕像被接二連三以「奴隸主」之類「罪名」推倒，人們且關注且好奇的目光，正日漸聚焦於那座「大到不能倒」的「總統山」，即南達科他州彭寧頓「美國總統紀念館」前拉什莫爾山（ Mount Rushmore）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林肯（Abraham Lincoln）「四總統雕像」，是否也難免厄運，而這「總統山四巨頭」的真假「黑歷史」也首次如此集中、大規模浮出水面。
華盛頓的櫻桃樹等等
曾經被選入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中小學語文課本的「誠實小故事」——「華盛頓的櫻桃樹」，即華盛頓在6歲時收到一把斧子作為禮物、為試驗斧子砍倒家中櫻桃樹，因勇於承認錯誤而得到父親原諒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是徹頭徹尾的編造：華盛頓幼年生長於故鄉維吉尼亞拉帕漢諾克河畔，這一帶當時並沒有櫻桃樹。
人們普遍相信，1759年出生於馬裡蘭的書商、冒險家、兼職傳教士、旅行家威姆斯（MasonWeems）是這個「華盛頓故事」的締造者。
威姆斯是一名英國聖公會教徒，在一系列創業受挫後嘗試成為一名圖書販子，並在1795年和一名維吉尼亞女士弗朗西斯.艾維爾FrancesEwell結婚，並定居於後者的家鄉鄧弗裡斯，這裡距華盛頓父子常去的波西克教堂近在咫尺，當地流傳著許多和華盛頓這位「美國國父」有關的傳說段子，而段子的「成色」自然真假參半，難以分辨——對威姆斯這樣的外鄉人尤為如此。
但頭腦精明的威姆斯發現，新誕生的美國瀰漫著對華盛頓的崇拜，儘管其它幾位開國元勳「黑段子」橫飛，然而人們卻將華盛頓視作「唯一的完人」，渴望聽到更多和他有關的「正能量段子」，於是他先給自己虛構了一個「芒特弗農教區牧師」rector of Mount-Vernon parish的身份，暗示自己是「曾經經常近距離接觸華盛頓家族的人」，然後將諸多道聽途說的段子「提煉加工」，於1800年出版了《華盛頓的一生》（《TheLife of Washington》），出版後熱銷一時，讓他大發橫財。他隨後再接再厲，不斷重版，每次重版都塞入更多膾炙人口的新段子，其中「櫻桃樹」段子是1809年的第五版才有的，1836年，信以為真的長老會牧師、教育學家麥卡菲（William HolmesMcGuffey）將「櫻桃樹的故事」編入流傳一百多年、總印數逾1.2億的《麥卡菲讀本》，從而坐實了華盛頓「杜撰正能量的黑歷史」。
平心而論，這件事真不能怨華盛頓：他是1799年病逝的，此時威姆斯的第一版《華盛頓的一生》尚未問世，而且，根本就不是「芒特弗農教區牧師」的威姆斯，似乎從來也不認識華盛頓本人。
順便說，威姆斯後來被遊戲公司看中，成為著名遊戲《刺客信條III》Assassin`s CreedIII的主角之一，並在1776年設計粉碎了英國殖民當局刺殺華盛頓的計劃——這個「威姆斯的段子」自然也毫無真實性可言：1776年的威姆斯還沒成年呢。
華盛頓的其它「黑歷史」則真真假假。
他的確在殖民地時代積極參與對印第安人的屠殺（事實上即便擔任大陸軍總司令甚至美國總統後也一樣），但這也是同時代幾乎所有參加過殖民地軍隊的美國開國元勳「共同的黑歷史」，華盛頓並不比其他同伴更過分；他在獨立戰爭中的確「屢敗屢戰」，其中撤出紐約時更是一再犯低級錯誤，幾乎導致全軍覆沒，而導致美國最終獨立的幾次大勝仗，在具體戰役指揮上卻並沒有華盛頓多少事，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他在退卻中率先認識到陣地戰並非長策、意識到需要爭取歐洲同盟者，並在艱難萬狀中主持「福吉谷整軍」，讓大陸軍從此在戰略上變得不可戰勝，從戰略層面上給這位大陸軍總司令記下頭功，也並不為過；他從來沒有被提名為「美國國王」，即便主張在美國建立君主制的人，當初的提議也是從歐洲王室中挑選一名合適的美國國王人選，這也是當年英美新的君主制國家慣例，但說他「恬不知恥編造被美國人擁戴為國王、而自己高姿態拒絕歷史」也是不公平的，他的繼任者、當時的參議員議長亞當斯John Adams曾提議授予他「最仁慈的殿下」頭銜，而當時被正式提出的高貴頭銜還有「被選舉出的陛下」、「殿下、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眾生權利保護者」等，這些都是接近於君主尊稱的稱號，而華盛頓「防微杜漸、勿以善小而不為」的表態，最終讓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人「任何美國領導者都不應擁有帝王般頭銜或權力」的主張佔了上風。
「華盛頓的假牙是從黑人嘴裡拔出來的」這個至少有半個世紀歷史的「黑歷史」則是徹頭徹尾的「莫須有」：事實上當時的假牙都是用各種金屬、動物和人類牙齒製作的，15歲起就幾乎掉光所有牙齒的華盛頓也不例外——但他的假牙都是買來的，他本人不知道其中是否有部分原材料來自黑人，當然，編段子的人也同樣不知道。
哦，1790年美國通過立法，選擇在維吉尼亞和馬裡蘭交界處建立新都（後來的哥倫比亞特區和華盛頓）時，華盛頓的確聽從其妻子瑪莎Martha Washington的建議，將維吉尼亞州亞裡山德裡亞縣約600英畝屬於華盛頓家族的農地劃入首都範圍，試圖在首都大興土木和徵地時靠租售土地大賺一筆，但這項籌劃被政敵識破，第二年美國國會立法，禁止在這塊地盤上興建任何聯邦公共設施，令華盛頓家族血本無歸——1846年這塊地更在「發財夢」破滅的亞裡山德裡亞居民呼籲下，被重新歸還了維吉尼亞州。這段歷史可以算作「華盛頓的黑歷史」，但「黑」的只是動機，不是結果，且這個動機很大程度上是「妻管嚴」所致。
華盛頓是共濟會員，但幾乎不怎麼參加共濟會活動，也幾次拒絕出任共濟會「大師」，「共濟會黑歷史」可以說與他無關；他從11歲繼承父親的10名黑奴後始終擁有奴隸，最多時多達317名，曾懸賞捉拿兩名白人契約逃奴，並推動國會通過《逃奴法案》（FugitiveSlave Act of 1793），這些都是他的「黑歷史」，但許多可靠資料表明，他在私下一直反感奴隸制，也是唯一在遺囑中要求釋放全部黑奴的美國開國元勳——雖然他的家人並未百分百照辦。
傑斐遜：「黑歷史最多」？
第三任美國總統、《獨立宣言》的執筆者傑斐遜被稱作「黑歷史最多」，但有些「黑歷史」則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
比如指責在《獨立宣言》中寫下「人人生而平等」，卻又不承認印第安人、婦女和黑奴享有同樣平等權利的傑斐遜，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生而不平等」的始作俑者，就顯得「邏輯感人」，要知道當時連法國大革命尚未爆發，在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歐洲「舊世界」，「人人生而不平等」還是被普遍承認的「公理」，能認識到「人人生而平等」並寫入政綱，已是在當年十足先進的思想，挑剔其「何以不尊重少數族裔」，不啻於對在烏龜殼上辛苦刻字的商朝人怒吼一聲「你咋不用雲盤呢」。
2000年，管理傑斐遜莊園的傑斐遜基金會（Thomas Jefferson Foundation）發布報告，稱DNA測試結果顯示，傑斐遜和女黑奴沙莉.海明斯（SallyHemings）生有私生子的「黑段子」很可能是真實的（此前兩年類似的DNA測試非正式結果就到處流傳），這件事的高潮，是2003年7月，維吉尼亞州蒙地沙羅山頂莊園傑斐遜總統故居的「傑斐遜私生子後裔聚會」，這個聚會吸引了來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膚色各異但無一不「帶色兒」，自稱「傑斐遜和女黑奴私生子後裔」者參加，有「黑段子」稱，傑斐遜和瑪莎總計生育了7個私生子。當然，也有人至今堅持認為，和瑪莎同居生私生子的不是傑斐遜，而是他的弟弟倫道夫，兩人是同胞兄弟，所以DNA測試「不具備說服力」。
其實關於沙莉.海明斯的「黑歷史」，早在傑斐遜當選美國總統翌年（1802年），就被持反對立場的里奇蒙記者科連德（James T.Callender）指摘，並掀起軒然大波。但在那個時代，女黑奴被視作奴隸主私產，「私生子問題」屢見不鮮，傑斐遜真有此事，可以證明他並非「領先於時代的人」，但也僅此而已。此外，傑斐遜雖對他和海明斯的「緋聞」未置可否，但在遺囑中要求給予海明斯兒子艾斯頓（Eston Hemings）和（Madison Hemings）自由，如果這兩個孩子確係他的私生子，以當時的標準看，似乎也不能說他「不負責任」。對了，海明斯共有5名子女，其中4名長大成人，但被傑斐遜「解放」的只有兩人，似乎說明了一些問題。
傑斐遜真正應該指摘的「黑歷史」，是他在美國開國元勳中絕無僅有，從一開始就在公開場合和輿論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奴隸制，並把「萬惡的奴隸制」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暴政」，但他最多時擁有650名黑奴，且除了曖昧的「海明斯兒子事件」外並未給予黑奴自由——簡單說，他的「黑歷史」並非「堅持奴隸制」（因為當時很多美國政治家囿於時代都是如此），而是嘴上激烈反對奴隸制，生活中卻在享受奴隸制帶來的「紅利」。
另一些「黑歷史」，如《診斷傑斐遜》（DiagnosingJefferson）中所暗示的，「他患有亞斯伯格症候群」，及當時許多政敵所攻訐的「他反對基督教」，以今天的觀點看不能成其為「黑歷史」，甚至有些還應算作「紅歷史」——比如「反對基督教」其實不過是反對「只推崇基督教」，這讓他成為美國最早堅持政教分離的政治家。
他的另一個「黑歷史」雖然無傷大雅，卻是真實的：在歷任美國總統中，他差不多是口才最差的，差到在演講中幾乎說不清話的地步，以至於聽眾不得不仰賴「翻譯」。
林肯「黑歷史」：不必要的吹毛求疵
林肯在當選美國總統時歷盡坎坷，政敵的攻訐讓他很早就成為「黑段子纏身」的爭議性人物。
圍繞他的「黑歷史」，大多具備一定的真實性。
在他從政之初，許多政敵抨擊他「不愛勞動」，這對於歷史上具有拓荒和清教徒傳統的美國人而言，是相當突出的「黑點」，對此，和他十分親密的繼母沙莉（Sarah Bush Lincoln）坦白承認「確有此事」，少年林肯經常找藉口逃避體力勞動，把時間用於讀書。
林肯和他妻子的關係一直是政敵集中攻擊的「黑點」，有人說林肯是「妻管嚴」，也有人說他對妻子「不忠」，以及應對妻子託德（Mary Todd Lincoln）後來的精神疾病負責。事實上林肯和妻子的關係的確有些問題，但最主要是因為他們4名子女中兩人因意外而夭折，給林肯、尤其託德帶來巨大心理陰影，而林肯和多名子女的意外死亡，則是託德「發瘋」的根本誘因。
林肯「溺愛子女」的「黑歷史」倒是真的：他在當律師時的合伙人赫恩登WilliamHerndon曾吐槽林肯「經常把孩子帶到辦公室，並對孩子們的胡鬧聽之任之」，以至於赫恩登「恨不得把孩子們拎起來胖揍一頓，考慮到和林肯是夥伴才好不容易忍下這口氣」。
有人吐槽林肯「實際上歧視黑人並支持奴隸制」，這只能是所謂「局部真理」：林肯作為老資格的「輝格黨員」，從政之初就旗幟鮮明反對奴隸制，支持解放黑奴，但他出於對「分裂美國」的擔心，主張「儘可能減少廢奴的副作用」，因此最初支持「美國殖民協會」（ACS）所推動的、讓黑奴獲得自由後回到非洲，並幫助他們建立新國家以免「影響美國」的主張（這導致賴比瑞亞共和國的成立），在這個主張達不到預期效果後，又一度聲稱「如果廢奴會導致美國分裂，就要慎重考慮是否廢奴」，直到南方蓄奴州發動叛亂，「美國分裂」成為既成事實，才下定廢奴決心並訴諸行動。可以對林肯的廢奴作出「迫於形勢」的評價，但必須客觀地看到，他的政治主張就是廢奴，「暫不廢奴」而非「廢奴」才是他的「權宜之計」和「政治平衡考量」——至於說他「沒有種族平等觀念」，則又是一個脫離時代的苛求。
他的確主張「給白人男性平等選舉權」，這是在他擔任伊利諾州議員時的政綱——但背景是當時該州只有擁有土地所有權的白人男性才有平等選舉權，他的主張是擴大選舉權而非相反，在當時背景下是進步，而非倒退。
林肯在1860年美國大選中的「虛偽造勢宣傳」是客觀事實：他的團隊把他塑造為一個「從童年貧困中依靠個人奮鬥成才的典型」，一個「熱愛勞動的農場男孩」，並散發了數以十萬計充斥「林肯正能量段子」的小冊子，但如前所述，林肯是「農場男孩」不假，但童年既不算特別貧困，也一點不「熱愛體力勞動」。
此外，林肯「口才不佳」的「黑歷史」並不真實，但情有可原：他在共和黨內初選時儘量迴避一對一辯論，如果實在避不開則經常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但這並非因為他真的不善言辭（他曾經是出色的律師，美國這個「善訟社會」不會有不善言辭的律師），而是他的團隊認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面對競爭對手的滔滔不絕，「少說少錯」才是競選獲勝的不二法門——事實上這個「黑歷史」是他生前政敵編造的「段子」，歷史證明，林肯是個出色的政治演說家。
林肯支持對印第安人的掠奪和鎮壓是客觀事實，但也應看到，這種政策是美國既定國策，也是美國能從最初的13個州擴大到今天「從海洋到海洋」大國的原動力，掠奪、屠殺印第安人是美國及美國至少在二戰前歷任總統的共同「黑歷史」，單指責林肯一個人是不公平的。事實上林肯曾認為對印第安人的血腥鎮壓是過分了的——1864年在明尼蘇達州，達科他部落發動反對白人定居者的起義，結果303名起義者被俘並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而林肯覆核後只同意處死其中39名，前明尼蘇達州長拉姆西（AlexanderRamsey）稱「如果同意處決全部303人，你會從白人定居者中獲得更多選票」，林肯的答覆是「這樣血腥的選票我消受不起」。
老羅斯福：「黑歷史」最無爭議
「老羅斯福」其實在很長時間裡都是當選美國總統時最年輕的一位，圍繞他的「黑歷史」似乎也最無爭議。
他「對動物缺乏同情心」是不爭的事實，這可以從他捐給博物館的眾多動物標本見及一斑：這些從昆蟲標本到海豹腦袋的動物標本，絕大多數是他和夥伴們親手捉住並殺死的，從總統任上退休後，他更跑到非洲獵殺了號稱多達11400隻的動物，其中包括6條珍貴的白犀牛；他在海軍副部長任上一手策劃了充滿陰謀的1898年「2.15緬因號戰列艦哈瓦那爆炸事件」，促成美西戰爭的爆發，令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古巴、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他在擔任副總統時積極為美國吞併菲律賓的「正當性」辯護，公然宣稱「菲律賓人渴望的是穩定，只有美國人的佔領才能帶給他們穩定，因此佔領菲律賓會令美國更偉大」，結果連他的許多支持者都覺得「太過分」。
他曾經憑藉「種族平等」的政綱，獲得一些「進步主義者」的支持，在擔任總統之初曾表示，將邀請當時最著名的黑人精英派領袖布克.華盛頓Booker T.Washington到白宮做客，但在幕僚私下警告「這樣做會導致南方選票流失」後就公開「闢謠」，宣稱「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打算」。
他在總統任上經常對一些細枝末節任意更張，比如異想天開地要修改美式橄欖球和自由搏擊規則，試圖強迫海軍學院修改紀律考勤校規，打算強制推廣「美國版簡化字」，把沿襲已久的硬幣設計圖案改成自己喜歡的版本……不過他倒是不太執著，上述「美國王安石式改革」在被廣泛吐槽後幾乎都不了了之——但「黑段子」卻因為這些虎頭蛇尾的嘗試而「永垂不朽」。
他通過巧取豪奪攫取巴拿馬運河及運河區的行徑，即便在當時也引發許多不滿和批評，由此帶來的政治影響則一直延續至今，而他一心建立的所謂美國對巴拿馬運河區「萬世基業」，如今卻已經無奈地喪失了。
他和繼任者塔夫託（William Howard Taft）之間糾纏不休的「政治撕咬」令兩人的政治形象雙雙「遍體鱗傷」，「要屁股不要腦袋」成為當時人們對這兩位「政治大人物」間無休止的「對毆」最貼切的吐槽，也成為其「黑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最難堪的「黑歷史」，是所謂在聖胡安山（San Juan Hill）戰役（美西戰爭中在古巴的一次戰役）中的「英勇表現」，這一「英勇表現」對他樹立「英勇戰士」人設至關重要，但他卻連個目擊者都找不到。正因如此，授予他國會榮譽勳章的提案在歷史上三次被否決，直到2001年1月16日才在柯林頓（Bill Clinton）任上讓他獲得了這枚爭議至今的勳章（他也是唯一獲得這枚勳章的美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