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語教授:俄羅斯文學在中國已不會有當初的影響

2020-12-13 華夏經緯網

  鄭體武

  俄羅斯文學影響了幾代人

  普希金、託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等,這些俄羅斯文學史上閃耀的名字,至今光芒不減。不朽的篇章和詩句,是幾代中國人的記憶。新一代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情,已不及當年,但這並不會減弱俄羅斯文學的魅力和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

  關於俄羅斯文學在中國曾產生的影響,通過郵件,記者採訪到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教授鄭體武。他平生致力於俄羅斯文學的教學、研究與翻譯工作。採訪中,鄭體武追憶當年俄語文學熱情似火的年代,也提及當下俄語文學熱情衰退的緣由。而更多的,則是講起他對俄語文學的認知,以及翻譯中遇到的種種趣事。

  鄭體武著有《俄羅斯文學簡史》等著作,主編了《俄國文學名著便覽》等叢書。

  憶輝煌

  俄羅斯文學影響幾代人

  記者:《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到如今也常常被拿來閱讀。普希金、託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您覺得是什麼原因讓這些作品、這些作家被國內讀者所熟知?

  鄭體武:這是歷史問題,簡單地講,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蘇聯被我國尊稱為「老大哥」。那個年代,中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翻譯了大量的蘇聯文學作品。同時,俄羅斯古典文學,尤其是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也同樣在中國受到重視。一大批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作品也借著這個契機被翻譯到了國內。從新中國成立到之後的17年中,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呈現出幾種特點。首先是學習俄羅斯文學蔚然成風。其次是翻譯出版的品種多、印數大。據我所知,僅託爾斯泰的作品,十幾年中就出版了35種,共計170萬冊以上,再有就是譯者學者化。

  記者:上世紀80年代,您曾在莫斯科大學進修,當年俄羅斯文學界是怎樣一種狀態?

  鄭體武:當年在莫斯科,只要你走進地鐵,幾乎百分百的人都在讀書看報,愛讀書是蔚然成風的,家庭人均閱讀量、藏書量都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1990年代以後,俄羅斯已經不是最喜歡閱讀的國家了。國家領導人也很憂慮,國民是否喜歡閱讀、閱讀興趣在哪,能看出整個國家國民的精神風貌,能表現出創作力後勁足不足。不喜歡閱讀的人能有多大的創造力呢?從最喜歡閱讀的國家這個位置掉下來,俄羅斯各界也在議論。現在的俄羅斯跟蘇聯時期不能比了,人文萎縮是全球性現象。

  記者:但談起當下的俄羅斯文學,中國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則顯得相對陌生。

  鄭體武:很多人談起這個問題。俄羅斯文學對幾代人影響都特別大,但不是在當代。自1980年代以來,影響中國文學的主要是拉美文學,隨之而來的是一股東歐旋風,包括米蘭·昆德拉,這也契合了當今中國文壇思想界的需要。

  我小時候讀很多俄蘇文學,當然我們這一代人是生長在精神文化饑渴的年代,只有這些作品可以讀,不像現在的青年,自主選擇的餘地很大。俄羅斯文學,比如「白銀時代」(指1890年~1921年的俄羅斯文學),在中國已經不可能有當初的影響了。如果他們在上個世紀80年代被引進,影響也許會更大一些。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文學已經跌入低谷。還有,「白銀時代」作家的特點是,精神很豐富,文化底蘊很深厚,都需要坐在書齋裡仔細琢磨,都不是快餐,隨便讀讀就能消化的。

  談翻譯

  就像對女人表達愛一樣

  記者:您翻譯了不少俄語詩歌,出版過《勃洛克葉賽寧詩選》、《俄國現代派詩選》等翻譯作品。對詩的翻譯,歷來有個爭議,是忠實於原作內容還是意境?您翻譯時是如何考量的?

  鄭體武:我在翻譯詩歌的時候,不可能每首都滿意,有妙手偶得的時候,但不是很多。

  在俄語詩翻譯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像《十二個》裡面,妓女卡其卡和大兵瓦列卡兩人勾勾搭搭,打情罵俏,在三套馬車上,一邊跑,一邊說話。敘事的節奏,和詩歌音韻的節奏高度吻合。我翻了這首詩,但始終不是很滿意,找不到那種節奏的吻合。

  還有古米廖夫的一首詩,我能背下這首詩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翻。不是不能翻,是翻譯出來會丟掉很多東西,所以我不翻。這首詩描繪一位船長在面對臨時暴亂時,指揮若定。詩裡說,他從腰間拔出手槍,但我總覺得直接用「拔出手槍」,沒有體現那種動感,應該是「譁啦啦從腰間抽出駁殼槍」。再者,因為過去的船長穿著船長服,鑲有金飾,他一舉起槍來,金穗迎風飄擺的英姿,我也翻譯不出來。那時候埃及一個港口城市盛產水手服、船長服,那個地名和物品名連到一起,再加上一個形容詞,「玫瑰色的」,就能構成「譁啦啦」的感覺,那我要是翻譯成從「埃及布拉班產的那個船長服」,就沒那個意思了,所以我索性不翻。可見翻譯詩有時候真的很難做到內容和意境兼顧。

  記者:有一種說法:詩歌是翻譯中失去的東西。

  鄭體武:這不是說詩歌是不可翻的。有時翻譯卻也很容易,隨便對上就是詩,不用太多加工。勃洛克的詩《關於死》,是一首白詩,不講究押韻,和散文詩差不多,但是分行。最後一段直接翻譯出來就是一首很好的詩:「心啊,你做我的嚮導吧/面帶微笑去追蹤死亡/你自己也會疲倦,也會無法忍受/我所過的如此愉快的生活的/……當白晝的炎熱擾亂希望和憧憬/我願在這世界上聽那呼嘯的風。」我未做大的加工,非常喜歡這一段。

  我贊成翻譯是可行的。這是事實,不用去論述。至於一些地方的表達,是技術性的問題。應該在翻譯技術領域裡討論。翻譯,或者是一個國家文學的引入,就像你對女人表達愛一樣,必須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進行。

  論經典

  研究俄羅斯文學繞不開普希金

  記者:回到俄羅斯文學的研究上來,您曾說研究俄羅斯文學繞不開普希金。

  鄭體武:這個問題可以寫一本書,簡單地說,普希金完成了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是現實主義奠基人。我曾對我的學生說:「一個跟文學有淵源的人必須是有文學想像的人。」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這一時期特有的一種思想者的形象,如奧涅金等,後世之所以把普希金作為黃金時代的起點,與他不屈的精神也有關。他的思想與詩作,引起沙皇俄國統治者的不滿和仇恨,他曾兩度被流放,始終不肯屈服,最終在沙皇政府的陰謀策劃下與人決鬥而死,年僅37歲。

  記者: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近三十年間,是俄羅斯文化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被稱作「白銀時代」,您也曾出版過《危機與復興——白銀時代俄國文學論稿》以及《白銀時代俄國文叢》等著作,您怎麼看待這一時期的俄語文學?

  鄭體武:白銀時代主要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批詩人,狹義地說就是現代派詩歌。其實這個時期,文壇上不僅僅只有現代派詩歌,還有傳統派的詩歌,比如蒲寧他們。這個時期還有無產階級文學,還有以葉賽寧為代表的新農民詩派。所以,首先要清楚,在那個時期,俄羅斯文壇和蘇聯文壇,不是只有白銀時代詩人或者現代派詩歌。但那個時期主要的文學成就還是現代派,其中現代派裡又包括象徵派、未來派和阿克梅派等,未來主義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就含有打破舊世界、否定過去的意義,它本身就含有革命性,很容易擁護、接受革命,所以會出現現代派的代表人物馬雅可夫斯基。

  記者:現在俄羅斯文壇有哪些熱門作家?

  鄭體武: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譯的維克多·佩列文的小說《夏伯陽與虛空》,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時,我正好在莫斯科,當時俄羅斯有兩個人被提名,一個是詩人阿福瑪杜琳娜,一個是小說家佩列文。佩列文是非常熱門的作者,他的書曾經在電視上打廣告,我並不認為他是當代最優秀的作家,可他很紅,很有名。事實上,當代俄羅斯文壇還是有一大批作家很有才華的。   文/本報記者李卿

來源:烏魯木齊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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