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駱利群出生在上海。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特殊年代，駱利群所在的小學教室不夠用，於是就兩個班級合用一個教室。這樣，他每天只能上半天課——一個班上午上課，下午就要騰出教室來給另一個班級使用。當時，身為大學老師的父親和中學老師的母親，經常要帶學生去工廠或農村「學工學農」，也無暇顧及他的學習。兒時的駱利群並沒有遠大的抱負，他最初的理想是長大後做一名公共汽車司機，因為「公共汽車司機非常威武，整個車都要跟著他跑」。駱利群回憶說：「當時為了這個理想，我特意買了上海市地圖，整天研究，還對著地圖一遍遍坐公交車和有軌電車，從起點到終點，直到把整張地圖背了下來。到哪兒去坐幾路車、坐幾站，我都知道，甚至有人管我叫『活地圖』！」他現在投身於神經圖譜（brain map）領域的研究，或許與兒時的這段插曲有點關係。
1977年高考恢復，吸引了從十幾歲到三十多歲的幾百萬知識青年走進考場。那一年，駱利群剛好10歲，正在念小學四年級，但他卻趕上了中國「科學的春天」。而後的5年時間裡（小學2年加上初中3年），他被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迷住了。駱利群坦言，當時有一張照片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照片內容是鄧小平和陳景潤正在握手。他感慨地說：「沒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沒有我們的今天；而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雖然沒有完成，卻是離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駱利群是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尤其是讀到陳景潤走路時也在思考數學問題、結果頭撞到電線桿上的故事時，更加感動。這篇報導給當時只有11歲的駱利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由此產生了數學競賽。記得我們上海市有一年出了個全國數學競賽第一，名叫李駿，人稱『小陳景潤』。」駱利群回憶說，「從此大家開始對數學感興趣，如果你覺得老師上課講得太慢，可以買數理化自學叢書自己看。」有趣的是，如今駱利群與已是史丹福大學數學系教授的李駿成了朋友，經常一起吃飯、出遊。
另外，還有兩個對駱利群人生影響最大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他們雖然都是教語言的老師，對數理化不太懂，卻早早地給兒子灌輸了要認真學習的思想。母親更是把他安排在自己任職學校隔壁的小學就讀，還給他買了一套數學自學叢書，使他在初中階段就自學了不少高中數學。而他碰到什麼不懂的地方，就可以「近水樓臺」，向母親的同事討教，因而其數理化水平一直高於同齡人，這對他後來考上中科大少年班幫助很大。其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插曲：念小學四年級時要學外語，學校讓每個學生通過抽籤的方式在英語和俄語中選擇一門學習。雖然父親教授的是俄語，但駱利群卻抽到了英語，這亦為他日後到大洋彼岸深造打下了語言基礎。
1981年，駱利群15歲，初中即將畢業。恰逢要搬家，離就讀的華師大一附中距離遠了。為了留住這個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老師不讓他轉學，許以「免費、免試升入高中」的「好處」，但同時又怕這個卸下了考試包袱、經常和朋友們在操場上瘋玩的學生會影響別人複習迎考，便建議他嘗試報考中科大少年班。「反正考不上也沒關係」，老師的這句話，消除了他的心理壓力。就這樣，駱利群在那年的高考前兩個月被安排坐進了高二的教室（那時高中只念兩年），直接從第二輪高考複習開始準備。結果，這個從未念過高中的初中畢業生順利地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少年班』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任意選擇課程。當時的本科是五年制的，前三年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隨便換班學習，直到後兩年才被分到各系。」駱利群回憶道：「在中科大的五年時光，為我今後開啟科學領域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得以心無旁騖地念書，老師們也是毫無保留地把知識教給我們，學習氛圍實在太好了！」
進了中科大，到底學什麼好呢？這對當時只有15歲的駱利群來說是個難題。而最終選定生物學，也是誤打誤撞。剛開始駱利群對物理很感興趣，畢竟那是一門當時已經比較成熟的學科，能夠探索世界的本質、解釋自然現象，這深深吸引著駱利群。然而，母親卻希望他大學畢業後仍能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邊。在得知兒子喜歡科研後，母親告訴他物理研究所大多在北京，而生物研究所多在上海，希望兒子選擇學生物。駱利群心裡很矛盾：「很多生物學家從小就感嘆自然界的美妙，看到生物標本覺得有趣，而我卻沒有類似經歷，何況當時生物學還有許多未明之物、未解之謎。」權衡再三，駱利群決定同時選讀物理和生物，結果「學下來對生物還真有了感覺」。不過他也說，當時中科大的生物系只是從物理系的一個專業脫離出來的，沒有科班老師，主要是講物質結構。雖然對該領域的真正了解還不能算多，但終歸打開了一扇大門，「踏上了生物學這條船」。1985年，駱利群被中科院生化所免試錄取為研究生，1986年還獲得了學校頒發的「郭沫若獎學金」。
高考恢復不過半年，鄧小平又作出了重啟「留學之門」的指示，而且要「成千成萬地派」。正是這份遠見卓識，開啟了中國現代教育史的一個全新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著名的美籍華人、分子生物學家吳瑞先生於1982年創辦了生物學領域首個大型國家公派留美博士生項目——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USBEA），在短短8年時間內共招收了400餘名頂尖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駱利群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
2011年駱利群與實驗室成員合影
選中駱利群的是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據駱利群告訴我們，申請大學還費了一番周折：「每個CUSBEA學生指定向4所學校進行申請，當時我只聽說過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可我連哈佛這個詞都拼錯了；我的第三、第四志願分別是布蘭迪斯大學和猶他大學。其實之前我並沒有聽說過布蘭迪斯大學，但在廣州集訓時，教授英語的一名外國老師知道這所學校，還說學校所在地波士頓是個好地方。最終，布蘭迪斯大學和猶他大學錄取了我，而我選擇了去布蘭迪斯大學。」
與其他美國大學相比，布蘭迪斯大學算是「小而富有特色」，因學生不多，每個學生能得到老師更多的關注和指導，這使初來乍到的駱利群受益匪淺。導師給了他很多獨立做研究的空間。每天，用駱利群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睜大眼睛發現有趣的事」。他的研究方向是「果蠅神經學」。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他從果蠅身上發現了一種名為Amyloid的蛋白質，與老年痴呆症有關，「這兩種物質之間的關聯是之前大家沒有想到的。」
在布蘭迪斯攻讀博士的5年時間裡，駱利群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科研之路。博士畢業後，在科學界朋友的推薦下，他進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開始4年的博士後生涯。雖然學校不大，但與當時的其他選項相比，他更看重這裡自由的學術空間，而且「從實驗室的窗戶往西望去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風光」。雖然在主課題研究上受到一些挫折，但副課題《「腦神經系統」在動物與人體中所產生的功能》卻做得風生水起。
駱利群正式開展獨立研究的地方是史丹福大學。進入斯坦福任教並從事科研，是要拿出真本領的。一開始，校方就與他達成了兩項很嚴苛的約定：一是校方一年僅付給他9個月的個人薪資；二是校方願意配備給他150平方米的實驗室及32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但除此之外的所有經費須自行籌集。儘管如此，樂觀的駱利群卻表示：「這在斯坦福這樣的名牌學府很普遍，新教師拿到9個月工資已屬幸運，像新入職的醫學院教職員工只能拿一半年薪，甚至還有接近『零起薪』的工作崗位。」這些安排在他看來，都是校方為了培養教師科研能力和獨立開拓精神的反向激勵機制，淘汰的只是那些不思進取的人。憑藉深厚的科研功底與個人魅力，駱利群在第一年就申請到了100萬美元的科研基金，吸引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博士生與博士後加入他的科研團隊。就這樣，自1996年12月起，駱利群開辦了自己的實驗室，先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百餘篇論文，他本人也在8年內晉升為史丹福大學正教授，並取得「終身教職」。
出色的研究成果與個人能力，使駱利群聲名鵲起。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華盛頓大學等不少知名學府紛紛向他拋出橄欖枝，許以教授或系主任等頭銜，意欲挖斯坦福的「牆腳」。面對邀請，駱利群都一一謝絕。他說：「我非常喜歡目前在斯坦福的工作，身邊的同事、學生、博士後都非常優秀，大家合作得非常默契。」這當然是一方面。另外，駱利群表示，他把家安在了氣候宜人的舊金山灣區，這裡有很棒的華人及亞裔社區，還有許多不錯的餐館與商店，而故鄉上海就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只要10到12個小時的飛行就能回來。
在所有支持駱利群不斷奮鬥的力量中，來自家庭的溫馨支持最為重要。早年，父母對駱利群的影響主要是方向性的，比如選什麼學科、念什麼學校等。雙親退休後，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父母那樣，為了解除兒子的後顧之憂，從上海奔赴美國，15年如一日地幫助照料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撫育駱利群夫婦的兩個女兒，使兒子兒媳能在事業上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
而夫人廖曉伶更是駱利群的左膀右臂，為丈夫犧牲頗多。兩人相識於CUSBEA項目廣州集訓和申請赴美留學期間。當時的廖曉伶是北大畢業的生化專業才女，已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其他幾所美國大學錄取為博士生。因為駱利群要到布蘭迪斯大學，她通過 CUSBEA項目負責人推薦轉學到布蘭迪斯大學，兩人成為研究生同學。後來，因為駱利群放不下在斯坦福的工作，同樣以優異成績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完成博士後研究的廖曉伶，毅然為家庭放棄留校機會，決定去企業工作，以成全丈夫的「第一志願」。如今，她已經成為美國第一大生物技術公司——美國基因工程技術公司（基因泰克）的一名高管。
在其投入多年心力撰寫的教材《神經生物學原理》的序言中，駱利群再次感激家人多年來的支持。他充滿感情地寫道：「謹將此書獻給給予我生命並養育了我的父母……我也要感謝我的妻子以及兩個女兒Connie和Jessica。在過去幾年中，寫這本教材佔用了我許多時間，它甚至已成為我們家庭生活中的重心，在飯桌上常常提及。Jessica則常常在繁重的高中課業和課外活動之餘，為該書的一些新想法和主線發展提供意見、建議。」
家庭在駱利群心裡的分量絲毫不亞於他的科學事業。如今，只要有機會，他便會和家人一起外出旅行，享受天倫之樂。
2013年，駱利群和家人在瑪雅古城遺址合影
早已功成名就的駱利群除了潛心研究外，仍堅守教職，不斷培養、指導生物醫藥領域的精英人才，至今已帶出23名博士和32名博士後，其中大部分已成為學科帶頭人或成功實業家。
為了回報祖國，自2000年起，駱利群堅持每年回國，在上海、北京等地給中科院、北大、清華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講課，後來又陸續擔任一些研究機構以及大學的顧問和評審委員會成員。「我親眼見證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巨大進步——學生們變得更加積極投入，學術上更加獨立，也敢於挑戰權威。」他相信，今後的國內學術環境將會變得越來越好。
駱利群的華彩人生雖然被他輕描淡寫地稱為「一系列意外事件」，但其中的「偶然與必然」則是一個逃不開的哲學命題。在駱利群眼中，二者之間自然有重要聯繫：「好比設計科學實驗，可能你想通過設計10個實驗來解決1個問題，但不會10個實驗都能得到明確的結果，當然也不會都失敗。因此，儘管對於每個單獨的實驗無法預料結果，但只要認真完成精心設計的10個實驗，總會有所獲得。」駱利群感嘆，「所以有時候小概率事件也是會發生的，如果你覺得某件事很重要，就不惜一切代價去做，不能三心二意。」
2015年，駱利群在美國大提頓國家公園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