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交民巷對於北京人來說可謂家喻戶曉。人們習慣上將它和西交民巷聯繫在一起。它們東起崇文門內大街，西抵北新華街，東西縱貫3公裡有餘。這是一條充滿傳奇色彩的古老街巷，它的發展演變自然吸引著歷代學者的關注與研究。
作者：李仲民
目前，有關它最初形成的時間、名稱來源眾說紛紜。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大致如下：東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元大都時期即已形成，它本是一條東西貫通的街巷，因為通惠河在距此不遠設立停靠碼頭，有御糧在此售賣，統稱「江米巷」。明初永樂皇帝營建北京城，在大明門以南至正陽門之間建有棋盤街，將江米巷截成東西兩部分，形成了日後的東、西江米巷。
事實上，根據如今的考古研究，東交民巷和西交民巷並不是同一時期形成的胡同，它曾是金元時期人工運河金口河河道的一部分，元末明初形成了東交民巷，數十年後的明英宗時期形成了西交民巷。而江米巷的得名則與設在文明門外的元代皇家諸倉豐裕倉有著密切的聯繫。
金代修金口河 元代重新疏通
為何說東交民巷是金口河的河道，這還要從北京城早期的水利工程說起。936年，以西湖（今蓮花池）水係為依託發展起來的古幽州城被遼代統治者立為南京，並改稱燕京，它的中心在今廣安門一帶。隨著城市的擴張、人口的增長，原有水系已無法滿足城市用水以及糧食等物資供應的需要。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1005年）前後，一條全長約30公裡的人工河開鑿成功（後人稱為蕭太后河）。它從遼南京城東南的迎春門南下，經陶然亭一帶水泊東行至今龍潭湖，出左安門向東南方向經十裡河、老君堂等地，在張家灣入北運河。
天德三年（115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他在遼南京城的基礎上，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往外擴展，是為金中都。此時的蕭太后運糧河因連年戰亂，疏於疏浚，加上上遊水源不足，早已棄用。因此，另闢新水源，開鑿新運河勢在必行。
大定十一年（1172年）金世宗下旨開鑿金口河。金口河自石景山麻峪村東引永定河水，在金口（今石景山發電廠院內）設閘控制。水流經今老山、八寶山，東至玉淵潭，折向南流入金中都北護城河。其下遊流向大致為如今的東舊帘子胡同、人民大會堂南段、國家博物館南段、臺基廠三條、同仁醫院、北京火車站南側等地向東至通州入北運河。
金口河建成後效果並不理想，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放棄金口河。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採納大臣韓玉的建議，重新啟用金口河，並加以改進：一是棄用湍急的永定河水，改為引高粱河、白蓮潭（金代對積水潭至中海一線水域的統稱）等各路清水作為水源，南下注入金中都北護城河；二是在出護城河向東至通州入北運河的河道上設閘數座，以調節因河床坡度過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問題，因此這段漕渠也被稱為「閘河」。然而，使用時間不過十幾年的閘河，由於金代統治者遷都汴梁以及連年戰亂等原因，疏於治理，最終河道淤塞嚴重，很快便被棄之不用了。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放棄了因戰亂損毀嚴重的金中都，於至元二年（1265年）授郭守敬為都水少監，負責都城水利工程建設，第二年，忽必烈又命大臣劉秉忠以萬寧宮為中心建造皇宮和新的大都城。為了將從西山開採的木材和石料運抵建都工地，同時兼顧漕運問題，元世祖採納了郭守敬的建議，當年十二月下令重開金口河。
此次重開金口河，郭守敬再次引永定河水，但他吸取了金人的教訓，將取水口上移至麻峪村附近，並在此預先開一個減水口，極大地緩解了洪水經金口直接威脅都城安全的隱患。從中都城到通州的一段則在金代閘河的基礎上加以整修疏浚。由於措施得當，從至元三年到大德五年（1301年），重開後的金口河利用了35年。
當然，除了金口河，最重要的工程還是通惠河。通惠河從積水潭東的萬寧橋（後門橋）經大都皇城的東牆外流過今南、北河沿大街，出麗正門東水關（今正義路北口附近）拐向東南，經臺基廠二條，在今船板胡同東口一帶接入閘河至通州，全長約82公裡。
元朝末年，元大都運河水利體系遭到嚴重破壞，金口河於1301年停運。而且通惠河由於上遊常年受到山洪破壞又未能得到及時修繕，致使水源不足日益嚴重。元至正二年（1342年），在金口河廢止40餘年後，元廷決定再通過金口河引水。這是金元以來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通過金口河引水，史稱「金口新河」。被寄予厚望的金口新河，由於設計缺陷和施工問題，剛一開閘放水，「水勢衝決，河兩岸俱崩，民庶恐甚，終莫能御。」當局只好關閉金口新河，永不啟用。到元代末年，金口新河幾近廢涸。
西交民巷北側有古碼頭痕跡
金、元時期金口河的河道開發過多次。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為金口河（含閘河）下遊河道始終未發生改變，即前文提到的經如今的東舊帘子胡同、人民大會堂南段、國家博物館南段、臺基廠三條、同仁醫院、北京火車站南側等地向東至通州入北運河。
2002年，北京大學嶽昇陽教授等人通過對國家大劇院工地的考察、勘驗，對不同時期沉積層進行分析，發現了這一帶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其中，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寬度超過40米，其北岸在絨線胡同一線， 南岸約在高碑胡同（原與東新帘子胡同東側相接、今為國家大劇院南側）一線。元初金口河較之金代河道稍向南擺動。元末河道較元初河道稍向北偏移。也就是說，金、元不同時期的金口河河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不斷的移動，長期處於變化中。
2013年4月出版的吳文濤女士所著《北京水利史》中的一段文字啟發了筆者： 「據考古發現，金代閘河的西端，即在今東舊帘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帶的河道比原金口河河道偏南200米左右，至今西交民巷北，且於距地表5米處發現有古碼頭的痕跡。……據於德源先生推測，這就是金代閘河的碼頭。……也就是說，金閘河的西端就在今北京西交民巷東口一帶，從這裡卸載貨物進入金中都城東北隅的京倉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發現，金代閘河與金代早期金口河相比，不僅改變了上遊的引水源，下遊河道的走向進行了重新規劃與調整。調整之後，金代閘河的河道比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偏南200米左右，到如今的西交民巷北。
至此，我們不妨做出一個大膽的判斷：金代閘河的河道向南偏移至如今的西交民巷、毛主席紀念堂南、東交民巷、北京火車站南一線。東交民巷本身彎曲不直的走向也頗能說明問題。
元初金口河正是在金代閘河的基礎上形成的，使用了同一河道。所以，郭守敬當初在設計通惠河河道時，出麗正門東水關後，拐向東南，經今臺基廠二條，在今船板胡同東口的惠和上閘接入閘河，這樣的安排也就變得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明初西交民巷還有河水
那麼東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到底是不是在元大都時期即已形成一條東西貫通的街巷的呢？筆者給出否定的答案。
根據元初金口河河道走向的判斷，基本可以認定：至少在1301年金口河停止使用以前，西交民巷和東交民巷一帶尚被河道佔用。因此，它們的出現不會早於這一時間。而且，元至正二年（1342年），金口新河開鑿之初，麗正門（如今天安門廣場國旗杆附近）前的一段還利用了元初金口河的部分故道。這表明，元朝末年的西交民巷一帶極有可能仍然處於金口河河道範圍之內。明代《順天府志》曾記載，明初洪武年間，金口新河仍有河水流通。
根據史料記載以及考古發掘，大致有如下判斷，東交民巷的形成時間應該在1301年元初金口河停止使用以後。而西交民巷的形成要晚於東交民巷。根據《國家大劇院工地的金口河遺蹟考察》的記載，在大劇院河道沉積層上部出土了大量青花瓷片，這些瓷片主要為明英宗時期（1436-1464年），頂部為明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這說明西交民巷這條街道大致形成於明英宗正統七年營建「五府六部」前後，且到明英宗以後才被完全填平。
隨著明代「五府六部」以及「文德」和「武功」兩座石牌坊的落成，原本毫無關係的兩條胡同最終被聯繫到一起。大約在明代中後期最終產生了東、西江米巷的胡同名。
筆者所見史料中有關「江米巷」地名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明宣宗實錄》中的一段記載：「宣德十年（1435年）夏四月辛酉：造江米巷石橋。」到了明代中期則有「東江米巷」的確切記載，李詡在《戒庵漫筆》中提到「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南，李學等家房上有錢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櫳中。」
成書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張爵所著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則明確標有東江米巷。
其後，想談一談對於「江米巷」街名產生的看法。的確，這裡曾是閘河，附近又有豐裕倉，倉中存儲的是江南運來供皇家享用的上好糯米，北方人將糯米稱做江米，胡同因而得名也就顯得再自然不過了。但說它命名是因為這裡是出售糧食的街市，就不嚴謹了。一則，截止到目前，並沒有看到有關船板胡同、東交民巷一帶發現金元時期船舶停靠碼頭的確切記載與報導。明代著名水利家吳仲在所著《通惠河志》中明確無誤地指出：「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二則，通過《析津志》的記載可知，大都的米市、面市主要集中在鐘樓前十字街西南角和羊角市一帶。其作者熊夢祥生活在元代中葉到明朝初洪武年間，書的寫作時間大致在元末。如果文明門外存在這樣一條以出售糧食著稱的江米巷，《析津志》以及同時代著述中不可能不留下記載。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