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無數80、90後男孩子而言，《反恐精英》無疑是他們的童年。2000年，《反恐精英》一經問世就迅速佔領了國內大大小小的網吧，電腦前都是殺紅了眼的玩家。而在《反恐精英》拉開了FPS（第一人稱射擊）的序幕之後，此後由《反恐精英》所衍生出的《反恐精英OL》、《穿越火線》、《使命召喚OL》、《戰地之王》等更是讓遊戲廠商賺得盆滿缽滿。
之後出品的FPS遊戲將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玩家們的射擊體驗上，經典的解救人質模式慢慢被追求刺激和快節奏的玩家了冷落，而這似乎也有些背離《反恐精英》的初衷了。要知道《反恐精英》的開發者黎明（Lê Minh，越南裔加拿大人）就曾說過：「《反恐精英》的本質是在宣揚和平，因為和平來之不易」。
而很多人似乎很難將射擊遊戲與和平聯繫到一起，但估計更令玩家們難以想像的是，《反恐精英》的出現與奧運會有很大的關係。
盲區與禍根
有一個流傳很久的都市傳說，早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期間，一名叫做竹內的工作人員藉助自己安保負責人的身份，在夜間盜走了奧運聖火火種。他將火種裝到自己特製的火種燈裡面，帶回家中後讓聖火繼續燃燒。直到20年後的洛杉磯奧運會前夕，竹內的家人在打掃時，不慎打翻了竹內自製的火種燈，不慎將聖火弄熄，這件事情才被曝光。
這個傳說最早在2008年左右被國內媒體報導轉載，以至於每當到了奧運會開幕前夕都會被拿出來添油加醋的報導一番，然而這個都市傳聞充滿了漏洞。首先，竹內這個姓氏在日本很普遍，沒有全名讓這起案件的真實性從一開始就存疑，另外無論用英語還是日語，都無法在外網上找到相關報導（只能找到中文新聞稿，而且出處都是一樣的）。
其次是火種是否真的可以被盜取還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歷屆奧運會對於聖火的保護都格外的嚴格，一般都會有不少於10人的安保團隊日夜守護，倒不是因為聖火有多麼貴重，而是怕聖火在燃燒途中熄滅，如果能在這種層層保護下還能把聖火偷走，那這位竹內先生的真實身份怕是怪盜基德。
最關鍵的一點在於，竹內先生將聖火帶回家中並讓其在家中燃燒這一點很不符合常理。在1964年的時候，日本的大部分房屋仍有很多木製構造的部分，除了燃氣灶以外，日本人絕對不會在家裡生火，否則一旦發生火災整條街都得遭殃，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燃燒20年就更加離譜了，何況聖火被打翻熄滅反而曝光，這也不太合乎邏輯。總而言之，我們更傾向於這則新聞是一則流傳於民間的都市傳說，只是被某些記者信以為真後，未經調查核實就發布了出來。
不過雖然聖火安然無恙，但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上的確有東西被偷走了——那就是奧運會的五環旗。說到這起盜竊案的犯案者，國內的許多遊泳愛好者都不會陌生——道恩-弗雷澤，這個揚言看見孫楊要踢他屁股的澳大利亞前遊泳健將竟然曾是位梁上女君子。1964年10月25日晚，東京奧運會已經結束，與隊友們開完慶功宴的弗雷澤或許是有些喝高了，在隊友的慫恿下，弗雷澤跑到了開慶功宴的東京帝國酒店後的日比谷公園裡，準備在那裡偷下一面國旗。
在那個年代，偷國旗是一項流傳於各個西方國家運動員之間的傳統惡趣味，而東京帝國飯店則是國際奧委會在東京奧運會期間的駐地，在這裡升起的每一面國旗都是具有官方性質的。澳大利亞運動員們的計劃還不止這些，東京帝國酒店不遠處就是日本天皇所處的皇居，他們甚至計劃穿過深夜空無一人的皇居外苑，在皇居門口做出更過分的舉動。
在弗雷澤後來出版的自傳中，她這樣回憶道：「我們沿著皇居外的護城河走了一會，突然發現周圍就是林立的旗杆，它們像感嘆號一樣聳立在那裡。我挑了半天，最終決定偷走最漂亮的那面五環旗。像疊羅漢一樣，我站在一位隊友的肩膀上，我們嘗試了四五次，才把五環旗取了下來。」
「但這個時候，我突然聽見我的隊友說：『快跑』，並扔掉了手中的五環旗。其他人則開始慌張地大喊起來，有人喊：『見鬼，保安來了』，也有人回頭一邊挑釁警察，一邊跑。我撿起五環旗，開始向別的地方跑去。」
後來據日本警察證實，當天晚上發現弗雷澤等人的並不是奧運會的安保人員，而是皇居外巡邏的普通警察，當看見弗雷澤等人的時候，他第一反應是有人意圖對天皇圖謀不軌，而且他起初沒有注意到弗雷澤等人，是弗雷澤的隊友自己先慌得大喊大叫才引起他的注意。由於弗雷澤的隊友們四散奔逃，這名警察便騎著車子只追拿著五環旗的弗雷澤，一邊追一遍用警棍打弗雷澤的腳。弗雷澤慌不擇路，想跳到護城河裡面躲避追捕。誰成想護城河下面還有距離地面2.5米高的護岸，弗雷澤這一跳直接把腳踝摔壞了，動彈不得的她被陸續趕來的其他警察抓了個正著。
弗雷澤被帶到了皇居附近的丸之內警察局，此時沒人相信這個姑娘竟然是東京奧運會100米自由式金牌獲得者，也想不到她一天前還跟隨澳大利亞代表團參加了奧運會閉幕式，接受了裕仁天皇的檢閱。在後來得知她的真實意圖後，更是哭笑不得。後來在澳大利亞代表團媒體負責人的擔保下，弗雷澤獲釋，她偷走的那面五環旗也被警察交還國際奧委會。
不過澳大利亞奧委會就沒有日本人那麼客氣了，在回到澳大利亞之後，弗雷澤因偷竊奧運五環旗，以及早些時候拒絕穿澳大利亞遊泳隊統一定製的泳衣參賽，被處以禁賽十年的嚴厲處罰，她的生涯就此結束。
弗雷澤雖然沒造成什麼大的損失，但是卻也將奧運會一直以來的安保漏洞暴露得一覽無遺。東京奧運會同往屆奧運會一樣，安保人員均抽調自地方警隊，採取日常級別的安保措施。這些警察既無一技之長，也無應對特殊事件的經驗，更沒有做過任何的緊急預案；他們的安保範圍僅限於奧運村和場館附近，時間段也僅限於白天比賽時間內，到了晚上就各回各家了；最重要的是在裝備上他們更是可憐，試想一下，倘若拿著警棍的日本警察遇上的是手持重火力武器的恐怖份子，那天皇還有好？
最要命的是，在之後的奧運會上，主辦方完全沒有從弗雷澤的這起事件中吸取到任何教訓，這也就有了1972年的慕尼黑慘案的發生。
災難降臨
由於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出現了虧損，西德政府早早就宣布會從經濟節約角度出發籌辦奧運會。自1960年以來，歷屆奧運會（含帕運會、冬奧會、冬帕運會）的平均投入（僅統計與奧運會本身有關的支出，基礎設施建設費用不統計入內）大概是52億美元。而由牛津大學在2015年披露的《奧運會研究報告》中指出，慕尼黑奧運會的投入只有10億美元，是1960年以來投入最少的一屆。而在這筆投入中佔大頭的則是場館的建設和各種先進儀器的購置，安保只佔據了很小的一部分。
柏林奧運會金牌
西德政府之所以對安保沒有投入太多，第一是自打二戰之後，奧運會還從未出過任何安全方面的問題，這讓他們放鬆了警惕；第二是70年代國際局勢緊張複雜，慕尼黑奧組委希望儘可能減少槍枝、制服這種刺激人們神經的東西的出現；第三是由於二戰，人們當時對西德的負面看法仍然存在，西德希望靠這屆奧運會提升形象。出於以上方面的考慮，西德政府出讓警察們不配槍、穿統一定製的淡藍色便服執勤。同時西德政府還大範圍放寬籤證方面的限制，這兩個神仙操作讓慕尼黑進入一種不設防的狀態。
在奧運會開始前，多國運動員就已經對奧運村的安保狀況表示了擔憂，而國際奧委會對於奧運村的評價也毫不留情：「奧運村的選址偏僻，只有兩個崗哨，由未經過專業訓練的志願者把守。奧運村的圍欄較矮，且沒有任何防護能力。與奧運會無關者甚至可以隨意躲過奧運村裡負責安保工作的志願者，進入奧運村與選手會面。」
在電影《絕殺慕尼黑》裡有這樣一個鏡頭，蘇聯籃球隊的立陶宛球員保勞斯卡斯就在西德與立陶宛民族主義者見過面。實際上的情況更加過分，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幾乎每天都會跑到奧運村裡找保勞斯卡斯，這讓保勞斯卡斯不勝其擾。蘇聯代表團氣的好幾次向西德政府反映了此事，西德政府始終充耳不聞。但有一點與電影裡不同的是，保勞斯卡斯並非敵視蘇維埃政權，相反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從未想過過叛逃。
同樣對奧運村安保情況表達不滿的還有以色列代表團，當時巴以矛盾空前激化，已經到了不可調和地步。摩薩德也在以色列代表團前往慕尼黑之前就發出警告，以色列代表團團長什穆爾-拉爾金到了奧運村之後連連搖頭，他對西德當局發了火，隨後在接受法國記者採訪的時候大發雷霆：「奧運村沒有任何防護措施。而且西德人把我們安置在奧運村的入口處的幾棟房子，這棟房子連小孩子都能爬上去。至於那些警察，你們叫他們警察，可我們來看他們每天只是忙著抓籤證有問題的人和小偷！」西德奧組委隨後承諾會對以色列代表團安排額外的人手進行保護，但是卻並未採取任何措施，錯失了最後的補救機會。
1972年9月5日凌晨4點30分，8名化妝成奧運選手的恐怖分子攜帶大包小裹，翻過無人把守的圍欄進入到了奧運村。這群恐怖分子來自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組織，他們配備有AKM突擊步槍和託卡列夫手槍，還有手榴彈若干。在進入奧運村後，「黑色九月」經過小規模戰鬥劫持了9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還有2人因為反抗被打死。凌晨5點，西德警察接到報警。凌晨5點10分，「黑色九月」與西德警察建立了聯繫，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慕尼黑的奧運村裡發生了人質挾持事件。
關於「慕尼黑慘案」的文章有很多，我們對此不再贅述。在這裡只說幾個關鍵細節，第一是西德政府在最開始存在向「黑色九月」妥協的傾向，西德內政部長根舍提出用數額巨大的金錢和保證「黑色九月」的人身安全以換取他們釋放人質，在遭到拒絕後甚至提出德國高級官員代替以色列運動員當人質。以色列時任總理梅厄夫人在得知後嚴厲斥責了西德政府的妥協想法，梅厄夫人說：「如果用妥協的態度面對恐怖分子的話，那麼以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都將不再有安全感。」
第二是西德政府曾計劃讓慕尼黑警察強攻奧運村，隨後又改成讓德國國防軍代替普通警察實施救援。但德國是二戰戰敗國，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第87條規定，德國國防軍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國土防衛和災害救援，因此國防軍如果參與解救人質的行動很可能會認定為違憲。負責處理此事的時任邊防軍上校烏爾裡希-魏格納費了好大功夫才集結起一支由38人組成的小隊，但他們只獲準攜帶簡單的軍用頭盔和沃爾特MP衝鋒鎗，打CS的同學都明白讓只有這種B31級別火力的邊防軍和裝備了AK的恐怖分子對拼簡直就是送死，而且他們最初嘗試裝成運動員從31號樓上方潛入，但他們沒想到，他們的潛入過程也被全程直播了出來，而且也被「黑色九月」看到了。被激怒了的恐怖分子差一點開始殺人質，所以魏格納取消了這一計劃。
第三是西德警察在這起事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西德警察以往只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反恐經驗為零。由於先前計算錯誤，魏格納以為恐怖分子只有5人，所以只準備了5名狙擊手，但是實際上卻有8人，這就意味著警方不可能在第一輪狙擊中就解決戰鬥，他們的裝備也不適合夜間狙擊。更令人無語的是警察在心理上都不過關，普遍存在怯戰心理，負責引誘「黑色九月」進入狙擊範圍的16名警察臨陣脫逃；而據魏格納回憶稱，一名負責狙擊任務的警察在待命時，嘴裡一直在念叨：「我可不是個神槍手、我不是神槍手」。
當晚在空軍基地的解救人質行動事後被認為是一場災難，救援最終變成了槍戰，最終雙方激戰至9月6日凌晨1點30分。但早在凌晨1點，國際奧委會就先收到慕尼黑警方的行動報告，此時雙方還沒交火完，慕尼黑警方就斷言全體人質獲救，所有恐怖分子被擊斃。這份報告也最先被英國媒體獲悉，並在電視上被宣讀。但國際奧委會堅信現場情況並非如此，國際奧委會直言這份報告「過於樂觀」，9月6日凌晨2點30分，國際奧委會收到了由西德邊防軍提交的最終行動報告，美國廣播公司（ABC）主持人吉姆-麥凱在凌晨3點24分宣布：「原先的報導是人質全被救出，但情況並非如此。據國際奧委會官方聲明，我們最擔心的情況發生了，昨天早晨有兩名人質在他們的房間內被殺，今晚在機場有9人被殺，他們全死了。」
慕尼黑奧運會因此而停賽一天，國際奧委會為以色列代表團舉行了追悼會，以色列代表團宣布因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退出慕尼黑奧運會，與他們回國的還有11口棺材。在追悼會上，80000雙眼睛怒視著西德政府，當根舍向即將回國的摩薩德局長扎米爾表達歉意時，扎米爾冷冷的回答：「你不用對我表達歉意，全世界都目睹了你們的無能。」
「一切從零開始」
1979年9月8日，以色列宣布在慕尼黑奧運會期間不再踐行奧運停戰協議，空襲了敘利亞和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的營地，導致65至200人喪生。
1972年10月29日，德國漢莎航空615號班機由貝魯特飛往安卡拉途中遭到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西德政府為保證全機乘客與機組成員的安全，同意釋放3名於9月6日被捕的、製造了「慕尼黑慘案」的「黑色九月」成員。這三人後來被利比亞卡扎菲當局庇護並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西德政府再一次的妥協激怒了梅厄夫人，德以關係降至二戰後歷史最低點。梅厄夫人在與勃蘭特的電話中破口大罵：「就因為你要保證西德人的安全，就要犧牲以色列人的安全？」
梅厄夫人
因此，梅厄夫人批准摩薩德全球無限制獵殺「黑色九月」成員，並列出了最初的11人暗殺名單。「天譴計劃」開始。至1973年夏，名單上的7人已被剷除。1973年7月21日，摩薩德在挪威暗殺「黑色九月」首領薩拉密時殺錯了人，6名特工被捕，這次行動讓摩薩德名譽掃地。而薩拉密直到1979年才被摩薩德炸死。
由於接連向恐怖分子妥協，加上西德國內恐怖組織「紅軍派」的活動猖獗，西德的國家聲譽在慕尼黑奧運會後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受到了世界的恥笑。1974年西德要舉辦世界盃，為了避免「慕尼黑慘案」再度發生，恢復國家名譽，1973年4月17日，德國聯邦警察第九邊防大隊（GSG9）在魏格納的領導下組建。
GSG9普遍被認為是歐洲第一支反恐專門用途的部隊，成員多數是德國國防軍中的佼佼者，需要經過格鬥、射擊、政治、生活技能、外語、生存等多門考試，能夠加入GSG9也被看做是所有德國軍人的榮耀。同時，在之前的解救行動中暴露出的裝備劣勢引起了西德政府的關注，西德政府因而花費重金向多家槍械公司開出訂單，比如我們所熟知的一代反恐部隊神槍MP5（B31），原本因為太貴未能列裝部隊，但在慕尼黑奧運會之後，MP5得到了GSG9的青睞。1977年爆發的「蘭茨胡特劫機事件」中，配備MP5的GSG9精準命中所有恐怖分子，在索馬利亞解救全部人質。
此前，GSG9已成功挫敗了西德恐怖組織「紅軍派」針對1974年西德世界盃的多起陰謀，截至今日，GSG9已參加各種反恐活動1400次以上。似乎是為了銘記住「慕尼黑慘案」的傷痛與扎米爾當初對西德的諷刺，GSG9的口號意味頗為深長：「一切從零開始」。
「慕尼黑慘案」同樣對法國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當時深陷於殖民危機之中的法國對北非的恐怖分子十分頭疼，他們最大的對手是阿爾及利亞恐怖組織伊斯蘭軍（GIA），該組織曾數次計劃在法國境內製造爆炸案。1974年3月，法國組建國家憲兵幹預組（GIGN），GIGN成立的目的旨在應對恐怖襲擊和極端主義者的暴力行為。GIGN與GSG9的不同之處在於，法國不是戰敗國，因此GIGN的活動不受到任何限制（GSG9直到1988年以前都受困於《聯邦德國基本法》第87條，仍不能從事治安反恐行動，只能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出動），可以直接參與國內的治安反恐行動。
由於出場機會多，GIGN的反恐成功案例甚至比GSG9還要多，最著名的便是1994年的「法航8969號班機劫持事件」，當時4名GIA恐怖分子在飛機上槍殺了三名人質，以此要求阿爾及利亞政府放行飛機起飛，阿爾及利亞政府在自身反恐力量不足的情況下，聽從了法國政府的建議，讓飛機飛到了馬賽。GIGN的成員們在飛機降落馬賽加油時對飛機進行了突擊，以9名GIGN隊員和13名乘客受傷的最低代價，擊殺了4名恐怖分子。事後據法國政府調查，GIA原計劃在飛機飛到巴黎艾菲爾鐵塔上空時引爆飛機，以炸毀艾菲爾鐵塔。此外，GIGN還曾圓滿完成了1992年阿爾貝維爾冬奧會和1998年法國世界盃的安保任務。
與GSG9和GIGN一樣，美國海軍作戰研究大隊（SEAL，通稱海豹六隊）也是組建於慕尼黑奧運會之後。但SEAL的性質與前兩者完全不同，SEAL幾乎沒有從事過任何境內反恐行動，除了一些營救在外被綁架的本國人質以外，SEAL的行動舞臺多數是在國外，不是對疑似「恐怖主義國家」的元首進行斬首行動，就是突擊所謂的恐怖分子的營地。而且SEAL還曾被曝出過在執行任務中濫殺無辜，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更是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SEAL的業務範疇已經超過了反恐部隊的本身，說他們是戰爭機器似乎更為貼切。至於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和2002年的鹽湖城冬奧會，安保的工作都是由當地SWAT和FBI完成的。
《反恐精英》中，反恐精英（CT）陣營唯一成立於「慕尼黑慘案」之前的是英國第22特別空勤團（SAS）。SAS成立於二戰期間，原本用於在敵佔區進行滲透、暗殺、破壞行動。不過在「慕尼黑慘案」之後，SAS才將業務擴展到境內治安和反恐工作上來。
雖然SAS有反恐的能力，但是與SEAL一樣，SAS也是打著反恐的幌子四處搞事情的主兒。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倫敦奧組委為了節省成本，沒有找SAS來幫忙，而是將安保業務外包給了英國私營保安公司G4S，而G4S為了省錢，招了3300名18、9歲的年輕人當保安，這其中還包括非法移民，並且他們只接受了基礎的培訓。
結果如何呢？這群18、9歲的年輕人在安檢儀上連箱子裡有爆炸物和管制刀具都看不出來，在上課時也是光顧著玩手機和聊天。而且3000人也完全不足以應對奧運會龐大的安檢任務，很多安保人員一聽說自己要黑白兩班倒，立即就逃之夭夭了。倫敦奧組委只能硬著頭皮請英國軍方提供人力支援。在倫敦奧運會上，還發生了中國女子遊泳隊遭偷窺事件，而保安們竟然連一個變態潛入了奧運村都不知道。在倫敦奧運會後，倫敦奧運會的安保得到了「災難一般」的評價。值得一提的是，SAS在倫敦奧運會期間全體隱身閉麥，從未主動提出要幫忙進行安保工作，仿佛他們根本就不是英國的反恐部隊一樣。
除了歐美意外，「慕尼黑慘案」也促使世界各國和地區進行反恐部隊的籌建。1974年7月23日，港英政府為應對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襲擊，組建特別任務連（飛虎隊）。飛虎隊被看做是亞洲第一支反恐部隊，他們後來成功完成了英女王等各國政要訪問香港的安保工作。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飛虎隊完成了香港賽區馬術比賽的安保工作和2009年東亞運動會的安保工作。
殷鑑不遠。1974年7月28日，蘇聯為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安全，在安德羅波夫的牽頭下組建了阿爾法部隊。阿爾法部隊的選拔機制和鍛鍊機制是目前世界已知的特種部隊中最為高強度的，這種高強度的鍛鍊也讓阿爾法部隊成為了世界上反恐手段最殘忍的特種部隊。阿爾法部隊的初次亮相是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中，他們成功完成了對阿富汗總統阿明的斬首行動。在蘇聯解體以前，阿爾法部隊以無傷亡的代價成功完成了所有解救人質行動。不過在「8.19事件」中，由於阿爾法部隊拒絕聽從「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指令逮捕葉爾欽，直接導致蘇聯解體。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烏克蘭各自繼承了阿爾法部隊的一部分，在解體後，由於在行動中經常造成人質傷亡（比如別斯蘭人質事件），阿爾法部隊名譽受損（雖然民眾自發開火導致時態不可控可能才是失敗主因），原本的反恐宣言：「不留一個恐怖分子」反而成了調侃他們的戲謔之言「不留一個活口」，但阿爾法部隊仍被看作是世界最佳特種部隊之一。
俄羅斯是一個反恐壓力極高的國家，俄羅斯政府也因此在反恐部隊的建設上十分重視，除了阿爾法以外，還有「格魯烏」、「信號旗」、「鑽石」、「阿爾馬維爾」等反恐部隊。現在的阿爾法部隊已經升格為執行特別勤務時才會出場的王牌，由阿爾法部隊所衍生出的特別用途機動單位（OMON）現在負責進行常規的安保工作，俄羅斯OMON成功地完成了2014年索契冬奧會和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的安保工作，挫敗了車臣恐怖分子針對兩次重大賽事的33次恐怖襲擊陰謀。而由烏克蘭OMON衍生出的「金雕特種部隊」和烏克蘭的阿爾法小隊則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向俄羅斯效忠，這也直接導致烏克蘭如今的安保力量大不如前。
此前「金雕」曾被烏克蘭民眾逼迫下跪
19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西班牙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反恐壓力。首先是摩洛哥國內的恐怖分子，因為摩洛哥與西班牙存在關於休達和梅利利亞的領土爭端，恐怖分子揚言要對西班牙進行恐怖襲擊。其次是前文中提到的GIA，1992年，阿爾及利亞女長跑健將哈希巴·布梅爾卡一直在歐洲進行訓練，雖然她為阿爾及利亞幾次奪得金牌，但是她一直穿著普通的背心和短褲長跑，拒絕像其他女穆斯林運動員那樣裹得嚴嚴實實參加比賽，因而被阿爾及利亞國內的保守主義者批評「破壞教義、傷風敗俗」，GIA也對她發出死亡威脅，並稱會在所有接納布梅爾卡的國家進行恐怖襲擊。
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政府花費重金，對巴塞隆納騎警部隊（MOZOS）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MOZOS早在1719年時就成立了，但最早僅以儀仗隊的身份存在。在巴塞隆納奧運會期間，MOZOS不僅更換了大量裝備，而且接受了多國反恐專家的特訓。MOZOS的嚴防死守成功地保衛了巴塞隆納奧運會，而受到MOZOS嚴密保護的布梅爾卡也在巴塞隆納奧運會女子1500米項目上拿到了金牌。
MOZOS在西班牙維持治安（資料圖）
2002年12月13日，中國成立「雪狼突擊隊」，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恐怖襲擊。2007年，「雪狼突擊隊」更名為「雪豹突擊隊」，並成功完成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安保工作。
2017年12月28日，GSG9的建立者、被譽為「現代反恐部隊之父」的烏爾裡希-魏格納去世，享年88歲。魏格納曾因創立GSG9而被晉升為準將，他在退休後幫助多國建立起了成熟的反恐部隊。在魏格納退休之前，一張希伯來語的報紙一直被他放在辦公室醒目的位置，那張報紙的醒目位置寫著扎米爾說過的話：「全世界都目睹了西德的無能」。
以上提到的特種部隊都是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後組建的，並且在各種FPS遊戲中都有出現。
直到今天，恐怖襲擊仍時有發生。自1972年之後，奧運會對於恐怖分子而言，就如同抱著金塊在街上走的小孩子一樣，因此奧運會自此之後將安保工作列為重中之重。但目前，各國關於奧運會安保的全部經驗，都是用11名以色列運動員的命換來的。
願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