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視閾下的「太平洋時代」兼論
「太平洋時代」和「中國夢」的實現
來源：太平洋學報 2014年7月 第22卷 第7期
作者：王小龍（1988—），男，廣西合浦人，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社會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太平洋時代;中國夢;世界歷史
「太平洋時代」（Pacific Age）是空間維度與時間維度相結合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基本內涵是：人們將步入這樣一個時代，世界歷史（時間維度）的發展重心轉移到了太平洋（空間維度）。
太平洋成為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前沿的交匯海洋，太平洋沿岸國家在世界歷史發展中將起到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中後期開始，關於「太平洋時代」的討論就層出不窮，至今不衰。「太平洋時代」到底會發生什麼?是否會像有些學者描述的那樣呢：「世界發展的重心在不斷西遷，現在好運已轉到了世界第一大洋；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將由太平洋的新興大國（或美國）體現。」
早在160多年前，馬克思就對「太平洋時代」進行了宏觀描繪。在馬克思看來，「太平洋時代」既屬於當下（馬克思所處的年代），也屬於未來，代表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馬克思關於「太平洋時代」的論述，是他對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
從文本學的角度考察，馬克思關於「太平洋時代」的論述主要見於他與恩格斯在1950年間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合著的幾篇《時評》上。在《時評（1850年1—2月）》中，馬克思通過研究認為：「太平洋的貿易已經集中在巴拿馬，繞道合恩角的航線已經過時。」在太平洋東岸的一些地區，「以前幾乎荒無人跡，現在正迅速地變成一個富足的文明區域，這裡稠密地居住著一切種族的人：從美國佬到華人，從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馬來人，從克裡奧爾人和梅斯蒂索人到歐洲人。」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流遍美洲，流遍亞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甚至把最倔強的野蠻民族也拖進了世界貿易，拖進了文明。世界貿易第二次獲得了新的發展方向。」他在分析了古代、中世紀、現在及以前的情況後，認為：「世界貿易中心.在以前是倫敦.在現在則是紐約」，「世界交通樞紐.目前則是北美半島南部」。他認為：「加利福尼亞的黃金和美國的不斷努力，將使太平洋兩岸很快就會同現在從波士頓到紐奧良的海岸地區那樣，人口也那樣稠密、貿易也那樣方便、工業也那樣發達。」「那時，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線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將要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那樣只起一個內海的作用。」
在《時評（1850年5—10月）》中，馬克思通過分析數據和現象，繼續論證他的預測。經過進一步考察，馬克思認為：「由於太平洋上即將開闢新航線，以及由於1851年將舉辦大型工業博覽會，工業將會更加繁榮。」他提出：「即使許多公司會破產，輪船還依然存在，而這些輪船將加倍發展大西洋上的運輸，開闢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中國跟美國聯繫起來，把環球旅行時間縮短到4個月。」「特別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由於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亞的影響，發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區都快；它們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遠隔4到6個月的這麼長的帆船航行路程了。」馬克思講道：「但是，加利福尼亞市場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場的日益增長的容量相比，.跟亞洲和澳洲與加利福尼亞之間突然發生的聯繫相比，還並不算大。」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太平洋沿岸的市場容量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這將使得亞洲、澳洲和美洲圍繞太平洋成為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
《時評》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堅持和發展他們的觀點。1851年9月23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環行世界的航運半年後將獲得廣泛的發展，我們關於太平洋將在世界航運中躍居首位的預言會實現得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 1860年，馬克思在其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時評》中的論述。對於在「太平洋時代」將發揮重要作用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馬克思在《時評》中就預測道：「這裡不久就會發生瘋狂的投機，即使英國資本大量投入.紐約這一次仍然會成為整個這種投機的中心，並向1836年一樣會首先遭到破產。」後來在《福格特先生》中，馬克思對此進行了回顧：「我在1850年給美國作的這種預測，已由1857年的商業大危機完全證實了。」在馬克思看來，在仍處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太平洋時代」，儘管中心已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並不能克服，因此危機的中心也同樣會由「倫敦」轉到「紐約」。總之，「紐約」不僅將繼承「倫敦」的「財富」，也將繼承埋藏在「財富」之下的資本主義危機。馬克思關於「太平洋時代」的論述，是他在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下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而下的一個時空定位判斷，是他世界歷史理論的時空交點。儘管這些論述比較宏觀而不甚具體，但我們仍能通過分析，進一步考察太平洋時代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太平洋時代」的形成與發展：循著馬克思的思路
「太平洋時代」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呢?結合馬克思關於「太平洋時代」的論述並循著他的思路，我們大致勾勒出「太平洋時代」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新航線的開闢和國際航運的發展
使「太平洋時代」成為可能
在《時評》中，馬克思特別強調交通的進步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發展的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新航線的開闢以及之後國際航運的發展使得「太平洋時代」成為可能。
在中世紀以前，由於航運技術的限制，儘管人們已經意識到水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重要性，但面對這片龐大而危險的藍色世界，大多數時候只能望洋興嘆。相比於大西洋或太平洋，地中海成為當時的人們控制和利用海洋的極限，這就是何以「地中海時代」是西方語境下第一個世界文明的高峰的原因。航運技術長期沒有獲得革命性的提高，是「地中海時代」一直延續維持的原因之一。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萌發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胚芽，這種新的生產關係在「地中海時代」孕育出了生命的種子。以原料和市場為重要要素的資本主義必然向要素豐富的方向生長，客觀上對航海技術的革命性進步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此之前，哥倫布的一次探險為資本主義幼苗的迅速成長提供了條件。這次「探險」成為世界航運發展的一個質變點：哥倫布4次橫渡大西洋，表明國際航運技術已經可以駕馭這片更大的海洋，而其示範效應不僅在精神上激勵更多的人向海洋進軍，而且促進了航運技術的進一步提高。這又為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海外原料掠奪和市場佔有的殖民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可以說，新航線的開闢，拉開了「大西洋時代」的序幕。當然，這一發不可收拾的航運技術，以驚人的速度在不斷成長。過去需要幾百年時間才能實現的技術進步，在現在大大縮短了，因此與「地中海時代」長期持續的狀況不同，「大西洋時代」在成功問鼎之時，身後早已悄悄地站著一個不安分的接班人了。
作為「大西洋時代」接班人的「太平洋時代」，在當時還扮演著它的附庸角色，正如美洲之於歐洲一樣。但是，這並不表明太平洋是默默無聞的。儘管發展的引擎還在宗主國所處的歐洲，但殖民地的發展卻十分迅速，原因在於殖民地不僅是原料的產地，而且隨著大批移民的到來，殖民地的市場日趨繁榮。早在17世紀初，「將葡萄牙人從遠東根據地趕走的荷蘭人，和以往的西班牙徵服者完全不同，他們並未帶著劍與聖經，而是帶著秤和帳簿前來。因為荷蘭的航海家多是商人，他們所要尋找的只是新的市場與貿易路線」。到了19世紀，情況就更是如此了。在資本主義發展要素的吸引下，新的航線亟需開闢。正是基於這個判斷，馬克思才指出：「由於太平洋上即將開闢新航線.工業將更加繁榮。」而恩格斯也說：「環行世界的航運半年後將獲得廣泛的發展，我們關於太平洋將在世界航運中躍居首位的預言會實現得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作為新的航線即太平洋航線（區別於過去的新航線即大西洋航線），既為密切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聯繫提供了便利，也促進了殖民地資本主義的成熟和發展，這就為經濟中心的轉移創造了基本的條件。
「太平洋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是「太平洋時代」的基礎
市場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特別重視對世界市場的分析，認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展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進程有重要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說，世界市場中心在哪裡，哪裡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就是哪個時代。在《時評》中，馬克思談到了「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亞」對亞洲沿岸地區的影響。加利福尼亞的發展本身也是過去殖民地化的結果，因此，殖民運動的客觀影響應該是促進「太平洋市場」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時評》中，馬克思已經列出了世界貿易中心的移動軌跡，即由古代是推羅等城市，中世紀移動到威尼斯等城市，工業革命以後定位至倫敦等城市，而以後將走到紐約等城市。可見，馬克思認為，在他所處的年代，世界市場的中心已經在太平洋沿岸徘徊。
（1）殖民運動與「太平洋市場」的初步形成
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不斷佔領和擴張市場的歷史。正如馬克思所說：「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而「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任務是建成世界市場.和確立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儘管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來自殖民地的廉價原料曾是促使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重要條件，但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單純的掠奪原料已經不再是資本家的主要任務，而搶佔市場則成為資本主義維繫其發展的命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歐洲殖民者經過幾十年的掠奪與經營，基本培育了新大陸上的市場。「16世紀中後期大西洋上的三角貿易已開始形成，這可看成是大西洋市場初步建立的標誌。」除了這個所謂的「大西洋市場」（確切地說應該是大西洋西岸市場或太平洋東岸市場，因為這個市場向美洲新大陸傾斜，應該區別於傳統上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市場」），西方殖民者還通過開拓亞洲殖民地的航線和貿易，同樣在16世紀中後期初步建立了以澳門為東亞轉運貿易中心和東西貿易中心的「東方市場」。儘管如此，在16、17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仍是傳統的大西洋市場。正如馬克思指出：「在17世紀，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於一個國家——英國。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集中創造了市場的佔有，而為了繼續佔有市場又促進了商業、手工業乃至大工業的發展。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所建立的市場是通過殖民地佔領的方式得來的，可漸漸地，原來僅僅作為材料供應地的殖民地由於有了發育成熟的市場，而這個市場的潛在規模遠遠大於宗主國本身，使得某種程度上殖民地在經濟上逐漸由附庸變為前鋒，反倒成為宗主國經濟發展的引擎。然而隨著殖民地市場的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殖民地獨立和解放運動，致使宗主國的政治控制和軍事佔領越來越顯得岌岌可危了。
馬克思指出：「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新發現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長了各國之間的商業鬥爭，因而使這種鬥爭變得更加廣泛和更加殘酷了。」這種鬥爭事實上是為了掌握市場主權的鬥爭，不僅存在於宗主國之間，也存在於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歐洲殖民者有大片的殖民地分布在環太平洋的美洲、亞洲和大洋洲地區，這些地區不僅是豐富的原料產地，更是廣闊的商品市場。隨著殖民地經濟的發展，環太平洋的殖民地逐漸形成一個個雖未聯合成整體但各自已經基本成型的小市場。特別是美國，由於種植園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完備的「太平洋東岸市場」。美國的獨立運動，從經濟上看，是在「太平洋東岸市場」形成以後為了獨立掌控市場主權而進行的革命。獨立戰爭以後，歐洲殖民者漸漸失去了對該市場的主導權，因此不得不繼續向東開拓，進一步通過直接侵略或間接殖民的方式發掘亞洲國家的新市場。「17、18世紀間，英國所以轉向亞洲擴張，其主要目的，是在擴展英國商品的廣大市場。然而到了19世紀，英國的產業資本主義便開始迅速成長。同時作為商品市場的亞洲，其相對地亦起了很大的變化，況且更由於美國的獨立，使英國與亞洲的關係漸趨密切起來。」然而，這又重蹈了當年殖民美洲的覆轍，客觀上不但將亞洲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而且促進了亞洲政治上的覺醒。總之，由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不平衡規律作祟，歐洲殖民者殖民地範圍所到之處，都會培育一個新的市場，而由此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反抗，又促使這個新市場的主權歸於殖民地所在國，並在隨後經過發展與原宗主國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殖民者殖民越多，最後自身受到的衝擊反而越大，越加速自身的沒落。
到了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殖民地的市場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環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的貿易有了大幅增長。「加利福尼亞市場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場的日益增長的容量相比，.跟亞洲和澳洲與加利福尼亞之間突然發生的聯繫相比，還並不算大。」以美國西海岸為中心「太平洋東岸市場」和位於東亞、東南亞的「東方市場」構成了「太平洋市場」的雛形。
（2）世界大戰與「太平洋市場」的發展
到了19世紀晚期，歐洲老牌資本主義殖民國家的頹勢已初現端倪。而作為處於新興市場中心的美國則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據統計，1870—1913年的43年中，美國工業產值增加了8倍還多。從1870年到1913年，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從23%上升到38%；在世界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由8%上升到11%（僅次於德國），把英國和大多數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到後面，躍居世界前列。此時，無論是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還是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有限的殖民地已經不能滿足他們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而這加劇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列強為逃避經濟危機的打擊，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和最大限度地攫取壟斷利潤，必須努力開拓世界市場，當世界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的時候，在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資本主義列強會為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和勢力範圍而開戰。」
「一戰」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爭奪戰。戰爭結束後，德國受到重創，而儘管英法等國也是戰勝國，但其經濟也受到嚴重影響。更為嚴峻的後果是，這場發生在歐洲領土上的大混戰，使歐洲資本主義多年來積澱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受到嚴重削弱，導致戰後初期歐洲民生凋敝、矛盾重重、市場萎靡，傳統的「大西洋市場」風光不再。反觀以美國為中心的「太平洋市場」則是另一番景象。192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50億美元，石油生產佔世界的6%，銅佔60%，汽車生產佔85%，產業興旺、市場繁榮。192年，英、法、意三國共欠美國10多億美元的債務。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在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必然要取代英國在拿破崙戰爭後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那個位置」。
「一戰」後，凡爾賽體系下的歐洲依然不平靜。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使得歐洲社會矛盾重重。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中，無論是傳統的「大西洋市場」還是新興的「太平洋市場」都受到重創。在危機的打擊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平均下降了44%，倒退到了1908—1909年的水平，似乎又使歐洲回到了「一戰」前的境地。「美國完全停止了對歐洲的貸款；隨之很快到來的就是全世界購買力的枯竭，並導致了價格的全面而災難性的下跌。歐洲的債務國受到雙倍打擊。.半個歐洲破產了，而另外半個歐洲也受到破產的威脅。」在危機之下的歐洲傳統的「大西洋市場」幾乎要昏死過去。與歐洲相比，身處「太平洋市場」的美國儘管也深陷危機，但由於羅斯福新政的實施，使危機得到緩解。需要指出的是，羅斯福新政的一個重要施政理念，就是廣泛調動美國本土市場的積極性，通過擴大內需，提高國民邊際消費傾向而緩解危機。換言之，立足於人口數量龐大的本國乃至整個「太平洋市場」，美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化解危機的新路。與美國相比，歐洲及其傳統「大西洋市場」可沒有那麼幸運，經濟危機種下了戰爭的惡果，這對於加速「大西洋市場」的沒落又是狠狠的一擊。「二戰」對於歐洲傳統的「大西洋市場」而言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重創。在戰爭中，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幾近崩潰，歐洲市場一片頹敗氣數。在戰爭初期，美國因為所謂的「中立政策」而身處事外，並且還利用這個機遇向歐洲交戰國出售武器和物資，太平洋航線一時間運輸繁忙，「太平洋市場」呈現繁榮景象。據統計，在戰爭初期，美國依仗在戰爭中膨脹起來的經濟實力，趁世界市場商品匾乏之機，大量傾銷商品，其出口貿易總額曾佔世界出口貿易總額的1/4左右，一下子登上了世界貿易霸主地位。美國參戰後，美日衝突成為危害「太平洋市場」的最重要因素，而由於日本除了轟炸珍珠港外並未禍及美國本土，故而「太平洋市場」中的美國本土部分得以正常維持。戰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把整個歐洲納入美元區以控制傳統的「大西洋市場」。在亞洲，美國也同樣通過援助政策，對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進行隱性的經濟控制。這使得戰後初期的「太平洋市場」繼續在美國的主導下不斷鞏固和發展。但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美國的國內經濟增長日趨放緩，不僅內需不振，而且對外貿易競爭力也不斷衰退。「由於對外貿易增長速度緩慢，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每況愈下。美國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從1950年的17.8%下降到1981年的12.7%。」與美國相反，日本經濟發展迅速，1953—1973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平均增長率為3.5%，而同期日本則為9.8%。特別是日本對外貿易，不僅增長率大大超過美國，而且各項目所佔世界份額也大有趕上美國之勢。儘管日本國內需求不大，但因為其對外貿易發展迅速，本國的消費能力也大增。總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市場發展繁榮，這使得「太平洋市場」的重心有向日本傾斜的態勢。與此同時，經過幾十年的自身建設及美國援助，傳統的「大西洋市場」逐漸復甦，德國成為歐洲本土市場的重要主導力量。與美國相比，德國經濟發展迅猛，同樣以1953—1973年德美兩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平均增長率為例，德國同期比美國高出2.4個百分點。但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西歐經濟又陷入停滯衰落，而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東亞地區則繁榮蓬勃。這又反過來刺激西歐決心以加速一體化的辦法來搞活經濟，以對付來自「太平洋的挑戰」。可見，歐洲傳統的「大西洋市場」仍有很強的競爭力。正當由於美國整體經濟增長衰落，歐洲和日本在互有得失間你追我趕，使得「大西洋市場」和「太平洋市場」似乎要平分秋色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相對平衡的力量對比。「人口是決定生產消費量和生活消費量的基本因素。」面對這個在當時有著10億消費人口的巨大市場，歐洲市場不禁要重新掂量下自己的分量。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依靠對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知識信息經濟的主導權，美國經濟迅速復甦，甚至進入巔峰狀態。以高、精、尖著稱的美國新產品，充分地吸引和滿足了亞太地區的市場需求，使「太平洋市場」的供求關係相互刺激，為「太平洋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時，「太平洋市場」（確切地說是太平洋西岸市場）具備了世界上任何地區都垂涎的優勢：中國的龐大消費能力和美日韓等國的優質商品和先進技術。這使得「太平洋市場」如磁石一般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政界、學界紛紛討論和研究「太平洋時代」，蘇聯學者也在討論所謂「太平洋共同體」的問題，而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也不甘落後，趕忙面朝「太平洋」，提出了以美國為軸心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總之，全世界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太平洋熱潮」。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移動的軌跡，總是按照經濟規律，追尋著世界市場中心這一目標。世界市場中心，既指生產範疇的世界市場的供應中心，也指消費範疇的世界市場的需求中心。世界市場是馬克思理論研究和創作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馬克思多次強調世界市場對於資本主義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時評》發表之後的1857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正式提出了世界市場的寫作計劃；而此後不久的1860年，馬克思就在《福斯特先生》中論及世界市場的問題時，再次回顧和引證了他在十年前關於「太平洋時代」的理論判斷；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仍然堅持立足於世界市場來分析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馬克思通過分析，預見到了廣大的太平洋沿岸地區市場的發展前景。他在《資本論》中討論勞動成本相關問題時的一個注釋中提到了這個問題：「由於此後出現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我們現在邁進了一大步。議員斯特普爾頓向他的選舉人說：『如果中國成了一個大工業國，那麼歐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們的競爭者的水平，否則，我就不知道他們怎樣才能堅持競爭。』」恩格斯在整理《資本論》第三卷時曾注釋道：「由於一切文明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德國的工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大大加劇了。」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年代，由於美國市場的發展，以英國為中心的傳統「大西洋市場」已經感受到了威脅，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已經因為美國的原因被來自太平洋的引力繼續向西拉拽。
160多年後的今天，如果按照馬克思從經濟的視角去觀察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又以世界市場作為標準去定位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那麼，馬克思關於「太平洋時代」的預測已經基本被證實。今天，太平洋東西兩岸的美國和中國已經分別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成為世界上科技和信息經濟的領頭羊，而中國則成為世界工廠。據統計，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16萬億美元，佔世界貨物貿易比重的12%。在市場供應方面，太平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源地。在市場需求方面，「太平洋市場」中的龐大人口基數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太平洋市場」內部的美日、中美、中日、中國—東協貿易發展迅速，此外，太平洋沿岸國家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國，為對方提供了廣闊的需求市場。總之，這個圍繞太平洋而形成的繁榮市場，將當前的世界歷史定格在了太平洋上。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其他一些思想家，都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界定世界歷史的中心，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太平洋時代」更確切地說是「經濟太平洋時代」。但是，縱觀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過程，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裡，世界文明的發展總是由「經濟領航」的，那就是說，由於經濟的先期發展隨後帶動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進步。因此，儘管我們目前尚未能武斷地下結論認為太平洋已經是集大成的世界文明的中心，但我們仍可以預見到在「經濟太平洋時代」的基礎之上的「太平洋文明」。
「太平洋時代」和「中國夢」的實現
從「大西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的轉變過程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有一個過渡時期。準確地說，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我們不能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了「太平洋時代」。按照馬克思的預測，只是從那時開始，世界發展開始由「大西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邁進。這個過渡時期一直由19世紀中後期持續到20世紀中期。換言之，馬克思所處的年代，仍是「大西洋時代」，更為確切的說，是由「大西洋西岸時代」向「太平洋東岸時代」過渡的時代。而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太平洋時代」，具體來說，則是由「太平洋東岸時代」向「太平洋西岸時代」過渡的時代。
中國在地理上是太平洋大國，而當代中國又身處「太平洋東岸時代」向「太平洋西岸時代」的過渡期，如果以我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哲學來解釋，時空維度相結合的「太平洋時代」對於中國而言是「天時地利」。 「太平洋時代」和「中國夢」的實現是辯證統一的，在「太平洋時代」，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努力實現「中國夢」。
「太平洋時代」是實現「中國夢」的最佳時期
「實現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的偉大構想與「兩個一百年」（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周年時，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時，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目標是相輔相成的。這「兩個一百年」，是「太平洋時代」下「中國時間表」裡的兩個重要節點。如果從世界經濟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看，「太平洋時代」正是我們努力實現「中國夢」的時代背景，是實現「中國夢」的最佳時期。
第一，從天時的角度看，「太平洋時代」為實現「中國夢」營造了相對和平的環境。「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主流，也是太平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從歷史上看，過去每一個時代的過渡，都會爆發嚴重的矛盾衝突甚至戰爭。歐洲國家為了鑄就和維持「大西洋時代」，曾發動了多次戰爭。在「大西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過渡期間，由於爭奪市場等各種因素造成的矛盾，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在過去，幾乎每一個時代的跨越都要付出血的代價。「太平洋時代」的初步確立始於「二戰」以後，「太平洋時代」的發展尚未達頂峰，仍然處在青年時期。從歷史上看，一個時代確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由於地位的確立和勢力的平衡，總能保持長時間的相對和平。另外，從民眾心理上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特別是非正義的戰爭已經失道寡助，世界上反對和遏制戰爭的力量不斷增強。因此，總的來說，「太平洋時代」將是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一個安定和諧的國際國內環境。無論是「開元盛世」還是「康乾盛世」，盛世時期總是與相對和平的環境同在。當然，在盛世之前，也曾有過長期的陣痛，那就是戰爭頻繁的亂世。如果與中國古代各個盛世之前的亂世相對比，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國飽受欺凌的苦難歲月就是亂世，那麼，亂世之後的和平就應該伴隨著一個盛世。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國家才能大力發展經濟，實現富強；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民族才能團結進步，實現振興；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實現幸福。總之，相對和平的「太平洋時代」，為「中國夢」的實現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第二，從地利的角度看，「太平洋時代」為實現「中國夢」提供了繁榮的經濟平臺。羅伯特·阿爾布裡坦（Robert Albritton）從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角度來劃分世界歷史的不同階段。他認為1700—1750年為重商主義階段，1840—1870年為自由主義階段，1890—1914年為帝國主義階段，1950年以後則為消費主義階段。 「太平洋時代」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消費主義」的時代。在消費主義階段，市場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某種程度上，誰處於或佔有廣大的消費市場，誰就能在競爭中致勝，而人口則是影響消費能力的基本因素。大約佔世界人口一半的環太平洋沿岸地區是「太平洋市場」的廣闊腹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消費主義」選擇了太平洋。在「消費主義」時代，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發展擁有廣闊的市場需求，問題關鍵則在於如何利用好經濟平臺，充分搶佔和開闢市場、吸引和擴大需求。在當代的太平洋沿岸地區，許多國家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擁有廣闊的市場需求。另外，從中國的視角出發，目前環太平洋區域已有亞太經合組織、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等區域性貿易合作平臺，而中美、中日、中韓等國家互為重要貿易合作夥伴，關係越來越緊密。凡此種種，都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廣闊的施展舞臺和發展空間。發展經濟仍然是當代中國的中心主題，也是解決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關鍵，更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條件。回顧中國古代的歷史，中國曾因為其立足東亞面向太平洋的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開闢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開創了一個富饒文明的時代。今天，在這個合作共贏已經成為主旋律的時代，太平洋周邊國家的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的進步提供了「正能量」。「太平洋時代」的基礎是「太平洋市場」，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市場將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平臺。只有充分利用這個平臺，國民經濟才能實現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斷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坐擁繁榮「太平洋市場」的「太平洋時代」為實現「中國夢」提供了經濟的平臺。
實現「中國夢」是鑄就真正的
「太平洋時代」的重要條件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中國夢」的實現需要抓住「太平洋時代」的機遇，而「太平洋時代」的發展也需要「中國夢」的助力。
第一，「中國夢」的實現能為「太平洋時代」提供經濟支撐。前面我們已經對現在所處的時代進行了定位，那就是由「太平洋東岸時代」向「太平洋西岸時代」過渡的時期。「太平洋時代」的這一時期，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經濟中心的東移，而中國則是吸引經濟中心東移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國是太平洋西岸國土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體。按照目前的發展狀況，假以時日，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這個消費的時代，中國的十幾億消費人口和巨大的市場容量，是強大的磁石。「中國夢」的實現，能保證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市場的長久繁榮，而這對於維繫和推進「太平洋時代」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中國夢」的實現能為「太平洋時代」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冷戰結束以後，過去的兩極格局已經解體，世界政治力量向多極化發展。在過去的「太平洋時代」，某些國家依仗自己實力的強大，總是興風作浪，破壞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和諧。時至今日，這種狀況應該有所改變。一些日本學者指出：「作為日本鄰邦的中國，選擇怎樣的富強之路是其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僅要增強國家的內在凝聚力，也要擴大國家的外在影響力。」 「中國夢」的實現能增強中國的實力，同時擴大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從而有利於維護太平洋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經濟、政治平衡。「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中國夢』內在的『世界觀』」，「『中國夢』倡導並致力於世界的合作共贏。」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說，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中國人民對戰爭和動蕩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國「將堅定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也「將積極推動亞洲和世界範圍的地區合作」。擁有和平合作信念的「中國夢」，是維護和促進「太平洋時代」和諧與繁榮的正能量。
鄧小平曾經指出：「現在世界上有人在講『亞洲太平洋世紀』。.所謂『亞洲太平洋世紀』，沒有中國的發展是形不成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亞洲一些發達國家大力鼓吹由它們主導的「太平洋世紀」已經到來之時，鄧小平以冷峻的目光和睿智的思維進行了回應。他不同意那種認為「亞洲太平洋世紀」（即我們上面提到的「太平洋西岸時代」）在當時馬上就要到來的看法。一方面，在當時，儘管世界總體上步入了「太平洋時代」，但某種程度上並非「亞洲太平洋時代」，而仍是「美洲太平洋時代」（即「太平洋東岸時代」）或由「美洲太平洋時代」向「亞洲太平洋時代」（即「太平洋西岸時代」）過渡的時期。另一方面，在當時，僅靠亞洲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力量，尚不足以支撐起一個「亞洲太平洋時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
「太平洋時代」到底會發生什麼?一些日本人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經濟、產業的中心，正在從以美歐為中心的大西洋轉向以日美為中心、包括太平洋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太平洋。.正如過去隔著大西洋的英國和美國，曾在世界上處於主導地位一樣，現在由隔著太平洋的美國和日本主導世界的時代即將到來。」而一些美國人的看法可能與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201年在《外交政策》上一篇文章的觀點相似，即「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問題是，當下和未來的「太平洋時代」，已不是像過去那樣由一個或者幾個國家能夠單邊主宰的了，而是靠環太平洋各國共同努力來維持和發展的。「亞太的未來將屬於亞太人民。新的太平洋世紀，容不得任何國家對區域利益的獨佔。」一句話，「太平洋時代」的發展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而當代中國應該在「太平洋時代」抓住機遇，有所作為。
文章來源於：太平洋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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