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牘書疏,千裡面目。」在遙遠而漫長的古代,展閱一紙信箋如同與遠隔千裡的親友當面交流。尺牘書法,不僅保留著文人靈動的指腕技巧,亦收藏著其曾經的交往與多變的心緒。它既是引領書畫初學者入境的不二法門,亦是久浸丹青之人反覆咀嚼的美饌佳餚。
尺牘與書法史的關係極為密切,無論是魏晉還是後代,使用毛筆書寫的書信都是構成書法史的主要成分,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三希帖」這三封信:《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完全顯示出尺牘在書法史中的重要性。唐代留下的名人尺牘墨跡較少,不像宋代基本上是以尺牘作品為中心,元、明時期書法作品開始增加,以信札為主的狀況就開始產生變化,到了清代與近現代,尺牘反而成為配角。顯然,尺牘就是構成早期書法史的主力,也順勢成為後代書法發展的基礎,其地位之重要完全無法忽視。
(晉)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晉)王珣 伯遠帖
尺牘在書法史研究中經常被單純視為書法風格的材料,對於信札本身的功能性不夠重視,使得許多書信中的文化現象都被忽視。例如晉唐時期的書信在書寫上有特殊的格式與用詞,很多在後代尺牘中都沒有沿用,因此文句解讀上往往產生困難。當然,信中內容的隱晦也成為研究的難度,畢竟很多事情都只涉及彼此,往往點到為止,身為第三者的觀眾確實很難完全理解。以書聖王羲之為例,儘管很重視他的書法,不過許多尺牘中的內容卻長期無法正確識讀,最簡單如「不一一」或「不具」「力不次」等詞語,已經造成書法史上諸多的誤解與困擾,直到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成果出現才豁然開朗。祁小春透過歸納與分類,並參考同時期的文獻數據,將晉人尺牘的幾個主要格式確定下來,解決了不少書法史上的爭議。不過,這僅是悠久尺牘文化中一小部分,還有相當多的模糊地帶需要澄清。
整個尺牘文化並非單指信札本身,還涉及許多相關的實際操作層面,例如信稿、信封、傳遞等等,然而因為書信的日常性讓很多東西都難以流傳或是保存下來,造成今日對於古人的尺牘文化一知半解。筆者在過去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一些涉及尺牘書寫文化的議題,特別是信稿與信封的問題,在此提出一些觀察與探討,希望能對書信書寫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一、信稿
在書法史上,信稿顯然是一個有趣的議題,而且有著時代上的區分與意義。以宋代尺牘為例,流傳下來的書信中確實很少發現塗改的痕跡,也就是基本上都能判定並非底稿,而是寄出的正本。這些信件因為書法、內容等等的原因而被妥善保存下來,但是信件的底稿都到哪去了呢?很可能這些稿本在完成階段性的功能後便被丟棄,或是基於其他因素未能流傳下來,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現代。
于右任 致隆吉尺牘稿
臺北故宮博物院近年購藏一件《民國于右任墨跡》冊,經折裝共六十一頁,收錄《第二次大戰回憶歌》《致隆吉尺牘稿》等,全冊以小草書寫兩千五百餘字,長達十三米多,為于右任長子望德(1910-?)之舊藏。冊中除了長達一千八百餘字《第二次大戰回憶歌》的完整珍貴抄本外,還有一封富有教育意義的《致隆吉尺牘稿》,是屬於比較難得見到的信稿。
《致隆吉尺牘稿》為私人信件,卻真實地反映出于右任的為人處事與教育態度。此信目的是請孫維棟(1895-1969)幫忙處理一批從南美寄來的魚翅,這些魚翅是於望德出使南美時所購買,希望幫父親祝壽,不料引起一連串的麻煩。孫維棟曾參加靖國軍,為于右任舊部屬,1937年任財政部天津海關總監,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信稿中提到當于右任獲知兒子買魚翅為其祝壽時並不開心,雖然立即去函阻止,無奈卻已經運送至中國,不得不拜託曾任天津海關總監的孫維棟前去領出這些魚翅,並交代務必要妥善小心處理,魚翅只留一小部分,其餘都想辦法賣掉以捐助孤兒院。由於當時政治混亂,時局也十分艱難,于右任對望德提道:「汝在南美三國做事,倘與國家有益,即等於請我吃魚翅。我是窮小孩子出身,不要貪吃這種東西。」表明自己出生寒微,並不習慣吃這種東西,還認為這些魚翅恐會引起世人批評,必須謹慎處理此事。信中對於整個事件的態度與對於望德的責難之辭,完完全全反映出一位政治家的情操與身為父親對兒子的期望,事後更直接將此信稿轉交至兒子手上,無非是希望他可以汲取教訓。一封不屬於正式作品的信稿,字裡行間完全流露出書家的真情與個性,讓觀者體會到書寫者的真實存在感,這種親密的觀賞經驗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詩詞歌賦所難以企及,也是尺牘書法引人入勝之處。
(晉)王獻之 中秋帖
晉人法書無疑是書法史的核心典範,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尺牘。過去因為流傳數量的稀少,加上年代久遠等因素,使得這批尺牘一直未被好好地研究,僅僅是當成書法學習的對象。然而,數量不多的晉人尺牘所反映出來的書寫文化為何?確實值得深入考察。
目前所見的晉人尺牘中很多都具備一樣特色,就是節筆的出現。關於節筆的原因與意義在筆者《晉唐法書中的節筆現象與摺紙文化》一文中有詳細討論,簡單說就是毛筆碰觸到高突的摺紙痕所產生的特殊線條,此現象也是到了近代才受到日本學者的注意。這樣的現象之所以長期被忽視,就是因為書寫方式的轉變,尤其是宋代開始習慣利用桌子來寫字後,節筆就幾乎完全消失於書法史上。
摺紙明顯並非為了美觀,否則不會屢屢寫於突起的摺痕上,產生奇形怪狀的節筆,其目的是為了加強紙張強度以便持拿於手上書寫。晉唐書法中可以找到規矩地寫於折線中的正式作品,例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唐玄宗《鶺鴒頌》。相較之下,寫在摺痕上就顯得隨意且漫不經心,書法的美觀顯然不是書寫者所在意,內容的構思與記錄的順暢才是重點,也就是具有草稿的特性。
根據祁小春的研究,當時確實有保留信件副本的習慣,以供將來不時之需,這樣的功能需求使得很多信件的稿本或副本都保存於自己家裡,因而出現寄往多處或是不同時代的信件被收藏在一起的特殊狀況。若考慮東晉士人對於個人形象的珍惜與愛護,節筆所具備的隨意性顯然很難出現在正式的信件中,畢竟有損本身的形象。也就是說,這類帶有節筆的尺牘基本上都是信件的稿本,這也可說明這類作品在書風上所呈現的灑脫與狂放,例如《萬歲通天帖》中的幾封書寫得相當誇張的尺牘,很難想像收信者真的收到時的反應會如何,即使在後世也很少出現這樣的作品。
若是從稿本的角度來看待這批晉人尺牘,很多書法上的議題便迎刃而解,例如節筆的出現、狂放的書風等。當然,也會衍生出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例如這些草稿書法與正式信件的風格差異,這些風格對於後世的不同影響層面等等。
二、信封
現代的信封大家都見過,無論西式或是中式,總之就是長方形,寄收件人的訊息寫在平整面上,而非紙張合縫處。傳世的尺牘書法作品中,基本上很少見到信封流傳下來,晚期作品比較容易見到。
(北宋)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
今日大家所習慣的信封在古代是所謂的外封,相對就是還有一個內封,不過內封就是信件的一部分。目前傳世書信中可以見到最早的內封就是蘇軾(1037-1101)《渡海帖》:
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雲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紹聖四年(1097)蘇軾以罪貶往海南,至元符三年(1100)五月才詔徙廉州,此札書於六月十三日,也就是渡海前七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當時他在澄邁(海南島北面)準備渡海北上,也作了《澄邁驛通潮閣二首》等詩。帖中「夢得」乃是趙夢得,他對流落海南的蘇軾相當照顧,還曾經為蘇軾奔走中州探望家屬。蘇軾與這位友人交往甚密,不僅曾題其澄邁住所二亭「清斯」「舞琴」,還書寫陶淵明、杜甫詩及舊作數十紙贈之。由於蘇軾路過澄邁時,趙夢得正好北行,才會留下此札交給他的兒子,期許能在海康(廣東雷州市)相遇,否則「未知後會之期」。蘇軾此語露出些許無奈,似乎也預示他來年七月的過世。雖然短短數語,字裡行間卻充分流露出兩人深厚情誼。
(北宋)蘇軾 渡海帖
此札目前被裱裝成立軸,尺牘上方由兩條拼接而成的橫書小紙條為此信札的內封,現被移到尺牘上方。內封方式是將寫完書信左卷,沿合縫線糊上後直接於騎縫上書寫受信人姓名與「謹封」字樣,這種卷封的方式多流行於唐以後。蘇軾提到自己「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並且希望對方不要怪罪。顯然,宋人在卷封的內封之外還有更加盛重的重封(外封)做法,《西樓蘇帖》中收錄了蘇軾《與寶月和尚書》的內外封題,內封:「手啟上寶月大師老兄。軾謹封」,外封:「書上成都府大慈寺中和院寶月大師。眉山蘇軾謹外封」,可知外封主要供書寫地名等信息之用。多數宋元時期的鈐封都未能保存下來,故此北宋墨跡例證就格外珍貴。
由於刻帖往往對於作品上的細節加以變更與修改,只保留編者認為有價值的部分,很多重要訊息往往被去除掉。儘管如此,蘇軾這件外封還是相當珍貴,至少外封的格式可以確定是長方形的。
內封因為與信札書寫在同一張紙上,比較容易被順便保存下來。信札的外封則是以另外的紙張書寫,在缺乏刻意保存的觀念下,收到信後往往隨手丟棄,這也導致大家對於外封的概念一直都是處於瞎子摸象的狀況。儘管利用一些文獻數據與刻帖上視覺材料的網羅,看似已經成功地還原了外封的形式,然而卻又不是這麼明確。
《呈舉郎中札子》外封
目前可以見到的宋代外封應該就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程元鳳(1200-1269)的《呈舉郎中札子》,雖為官牘卻也足以反映當時的外封使用格式。此外封高度約略與尺牘相同,中間題寫名銜部分可見一紙縫,紙縫的右邊(觀者的右邊)從字上可以見到還有一紙痕(左邊超出中縫的部分被右邊的紙蓋住),最為珍貴的是外封上下的折邊,就是書有「札提」跟「封」字的兩個長方紙條,或許是因為有字才得以被保存下來,長方紙條很清楚是折向前面彌封,形成一個長條狀的信封外觀。實際製作方式是,書信寫完且完成內封以後,將信紙完全壓平,此時找一張能夠左右包覆內封且更高的紙張,左邊的紙先折往中間,右邊的紙再折往中間並粘貼於上面,接著彌封上下開口。當然此外封也可能預先製作好,留下一彌封口,就如同今日信封一樣,待放入信紙再封上。
(南朝)王慈 汝比帖
與書信本身被珍藏的狀況不同,信封顯然因為階段性功能的完成而受到輕視,至少從傳世尺牘上看來如此。儘管信封與信箋同樣隸屬於尺牘書寫文化,也都是出於同一位書家所寫,卻因為本身承載的功能而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小結
從紙本身的適寫性到加工裝飾,從信箋的訊息承載到信封的彌封與寄送,在這些不同的功能交互影響下,逐漸形成了尺牘書寫文化,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書法史的樣貌。尺牘書寫文化的複雜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加上現代人也已經逐漸遠離傳統書信的使用脈絡,這些都讓尺牘變得更加神秘不可解。書信在書法史上最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書法藝術的部分,卻長期呈現被孤立的狀況,畢竟尺牘本身具有強烈的功能性,要將所有不同功能與目的的信件混為一談,確實有相當大的風險。尺牘本身還有許多議題可以深入,除了最基本也最困難的內容解讀外,關於書風的表現、紙張材質的選用、信件的傳遞方式等等,這些都是過去的研究者不太關心的環節,使得許多信札都直接升華為純粹的藝術品。事實上,與作品相關的所有部分都可能涉及風格議題,唯有透過各種不同的研究角度與視野,才可能呈現出風格所代表的豐富文化史意涵。
(作者系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本文原刊《書與畫》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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