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來到東南大學，為大學生們作一場名為《我的生平》的演講。在對於把「中國本土沒人問鼎諾貝爾獎」歸咎於「中國教育體制不對頭」的觀點表示「我完全不同意」之後，楊振寧再發驚人之語：「我一直堅信，中國高校對中國發展作出的貢獻遠遠要比美國最好的高校對美國作出的貢獻大。」（10月31日《現代快報》）
在即興演講中口不擇言、辭不達意也許在所難免，因此我們應該允許80多歲高齡的楊老偶爾犯糊塗。但是在「一直堅信」的鏗鏘語調下，在不僅「大於」而且「遠遠大於」的強烈對比之下，讓人不得不認為，該觀點是楊老深信不疑的，聞者也就不得不瞠目結舌。
當然，楊振寧評價內地大學教育的高論有其說辭。即所謂「從本科教育和社會貢獻」這兩方面而言，近20年來中國高速發展，其中很大的功勞來自高校，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才都是高校培養出來的」；而美國發展已經處於穩定期，因此美國高校貢獻的重要性不能和中國相提並論。
也就是說，在楊振寧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處於快速增長階段，人才缺口非常大，高校在滿足社會需求上大有可為，從而具有高等教育的「後發優勢」；而美國高校的本科教育的潛力已經開發殆盡，只能在研究生教育和高端學術研究上「百尺竿頭」，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即「先發優勢」）也就逐漸式微。
楊振寧「貢獻論」的信心顯然來自於，中國近20年「七上八下」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及美國經濟近年來「三心二意」的慢速平穩增長。我想，他也堅信這樣的理論前提，即：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對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在這裡，楊振寧顯然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將兩種現象的相關性和因果性混為一談。
不錯，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有目共睹，而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毋庸質疑。「高校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和「8%的GDP年增長率」，在現象上也存在明顯的相關。但是，這種相關性是必然的和單向的因果邏輯嗎？未必。
眾所周知，我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其中，當然包含了許多的自變量因素，而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的制度變遷因素可謂功不可沒。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屬於推動社會發展的人力資本這個自變量，貢獻成分的大小當然可以討論，但顯然不宜誇大其辭。
實際上，與其說是高等教育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還不如說偉大的社會變革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是，如今中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遠遠落後於社會改革的進程，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人才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好意思大談特談」中國高校的社會貢獻「呢？
至於「中國高校的社會貢獻遠遠大於美國」根本不值辯駁。美國的綜合實力和經濟競爭力都明擺著，那是需要科研實力和人才資源來支撐的；
美國高等教育的發達現狀也是明擺著，任何一個世界名校排行榜的前一二名都言必「哈佛耶魯」，前50名也必然是美國高校佔據半壁江山。說社會貢獻，你怎麼比？在我看來，現在談論中國高等教育對於社會發展的貢獻還為時過早。實際上，隨著經濟增長的「後發優勢」逐漸消失，一個自主創新的時代即將來臨，科技實力和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將得到凸顯，高等教育將獲得一個更大的貢獻空間。這當然就迫切要求我國高等教育進行體制改革，為學術自由和科技創新提供制度土壤，迎頭趕上突飛猛進的社會需求。
對於這一點，從美國歸來的楊振寧先生應當心知肚名。令人遺憾的是，楊老卻三番五次地發驚人之語，為我國的高教體制叫好，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不是因為住著清華的別墅，在現有體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決定了腦袋。可是，我們並不需要為現有高教體制大唱讚歌的「喜鵲」——有教育部大言不慚就足夠了——我們缺少的恰是對著現有體制不留情面、鴰噪不已的「烏鴉」。顯然，作為德高望重的大師級人物，楊振寧最有資格做這樣一隻「烏鴉」。因此，楊振寧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鵲音」吧，我們需要你的「烏鴉嘴」。
(責任編輯：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