礪石導言：對金錢貪婪的人心是席捲世界的瘟疫，一場對假疫苗的全民討論讓我們幾乎再次回到10年前。時間在變，而事件卻在重演，甚至變得更加惡劣，再不能拿發展中的陣痛來掩飾我們對商業倫理的缺失。正確商業價值體系的建立，才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根源，也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源。
劉國華 | 作者
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有句著名的臺詞：「地獄空蕩蕩，眾魔在人間」。莎翁似乎在提醒我們：雖有地獄，但惡魔們並沒有被關入其中，而是在不斷吞噬著人間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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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海的颱風像大領導視察一樣，要來時鬧得轟轟烈烈，但還沒來得及登陸轉眼又走了。這猶如一場場義憤填膺的社會惡性事件，轟轟烈烈，不了了之。
但每一次未曾解決問題的不了了之，都在為下一次的集中爆發匯集能量。2010年，記者王克勤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調查報導《山西疫苗亂象調查》。隨後，該報籤發該報導的總編包月陽反被撤職。2016年，一篇名為《疫苗之殤》的文章刷屏於網絡，卻引得方舟子等大V和《環球日報》等媒體的群起而攻之，再一次將疫苗問題掩蓋過去。
2018年7月21日，終於一篇名為《疫苗之王》的自媒體文章在朋友圈得到廣泛轉發，成為問題疫苗事件引發全民討論的點火索。隨後第二天，央視新聞、《人民日報》、《新京報》等主流媒體紛紛發聲，公眾對該事件的關注度極速爆發，引發天怒人怨。然後是監管部門出手、總理批示一查到底。
揪心的父母們這才紛紛拿出給孩子的接種疫苗卡，確認這幾年給孩子接種疫苗的來源。一位遠房的親戚告訴我，她數了一下孩子的疫苗針記錄，儘管都是正經的醫院、正經的醫生，還是給孩子打了6針有問題的疫苗。
這場孕育8年的全民聲討，像極了10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毒奶粉事件。兩次事件的受害對象都直接指向了幼小的孩童——這個世界最不應該被侵害的對象。但與10年前不同的是，一個是將假產品餵到了孩子們的胃裡，一個是將假產品打進了孩子們奔騰的血液裡。
儘管我常常要人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陣痛與混亂，但是還是低估了貪婪商業下，如此醜惡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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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間最大的惡是什麼？是去傷害毫無抵抗力的孩子。
中國這片土地上，除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也伴生出了一場場無良商家底線秀的奇蹟。前者讓人民群眾有了「厲害了，我的國」的自豪感，而後者則產生了「利，害了我的國」的挫敗感。
有一次，我問一位朋友對中國發展現狀的看法，他斬釘截鐵給了我8個字：「經濟發展，道德淪喪」。這8個字有點殘忍，也過於偏激，但是如果你看看一些無良商家做的事情，又覺得有過之而無不及。
每天都有商家在刷新我們的三觀，前有地溝油、毒奶粉，後有產婦跳樓一屍兩命、江歌案，屍骨未寒，隨之攜程虐童案、紅黃藍侵童案一波接著一波，留下一地撕心裂肺。
商家們對金錢的欲求不滿，道德淪喪。很多人也隨之越來越羞於談「道德、美德」，覺得那是一件很土的事，他們更樂意跟你說起他們的財富與房產。
10年間兩場傷害孩子的惡性事件，相對而言，毒疫苗的惡劣程度要大得多。對於奶粉，父母們尚有一定的自主選擇能力，品牌也多。但是對於疫苗而言，藥品方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對於絕大多數父母來說，本質上是喪失選擇權的，只能寄希望於生產者和注射者的良心。儘管注射的醫生也會告訴你選擇國產還是進口，但他們也會隱性地提醒你：效果都「差不多」。
某種程度上，選擇權是一個社會減少黑暗或者惡的基礎條件。
醫者仁心，醫療行業裡有救死扶傷，有世界上最大的善。但是一旦被源頭的利益鏈綁定，這裡又可能產生最多的惡。早在2500年前，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就發誓說過：「不以傷害為先」。1948年世界醫學會 (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礎上，制定了作為醫生的道德規範的《日內瓦宣言》。
然而生產者、銷售者、監管者、注射者，形成的一條強大利益鏈條，讓一群毫無底線的惡魔在陰暗處處處違背著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並且，他們還四處宣揚「力量越大，責任越大」。假疫苗之王杜偉民2007年回國，重新投身疫苗領域時，就說出了這樣大義凜然的話：「我熟悉這個行業，清楚中國的生物產業是要發展的。而且我在國外越來越覺得，讓疫苗技術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上，關係到國家的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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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起來朋友發給我一個微信截圖，意思大概是說體制內的監管機構微信群也炸了，義憤填膺，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孩子注射的疫苗也是有問題的。突然想起一句佛家的告誡：「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不由得陰險的一笑。《古蘭經》中說「凡你們為自己而行的善，將在真主那裡發現其報酬」，反之「凡你們為自己而行的惡，將在真主那裡發現其懲罰」。
谷歌公司對自己的商業價值觀有一句著名的表述：Do not be evil（不作惡）。但假疫苗的生產者們、銷售者們與監管者之間的利益鏈條，從來都是把「不作惡」作為他們價值觀的天花板。
他們在相互的協助中賺得盆盈缽滿，一心向惡。他們作惡的成本相對他們的收益而言，實在太低了。
長生生物的官網數據顯示：2017年，他們營收為15.53億，總資產達到45.1億。然而在執法人員進入倉庫查庫存時，僅查到186支。沒錯，是186支。一家這麼大規模的公司，居然只有這麼點庫存，實在值得庫存管理方面的專家們好好學習一下。
面對25萬支「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可能導致嬰兒因注射後死亡的問題疫苗，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給的處罰單僅為344.29萬元。
這幾個數字之下，利益鏈條的合謀戲碼可見一斑。
疫苗事件並不是中國才獨有的現象，美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印度等等早期也都曾發生。以日本為例，2011年超過40萬人B肝感染者獲得補償，個人最多補償超過280萬元人民幣，總賠償金合計高達2500億人民幣。
犯罪的成本太低，促使這條利益鏈上人的想法很簡單：作惡會讓他們得到什麼、付出什麼？東窗事發的概率有多大？比較之後，他們才確定了作惡是最有利的選擇。
疫苗行業由於極高的準入門檻，一旦拿到牌照，本來就極為賺錢。長生生物、康泰生物、成大生物等公司都是毛利潤極高的公司。在這麼高的毛利率下，為什麼還要作惡？答案不止人心醜惡、商業貪婪那麼簡單。
政府監管，有時候是把利劍，有時候又是一瓶惡的催化劑。我們不能單用監管的多寡來判斷一個社會政府的作為，而應該看真正起到的效果來評判。事實上，有時候反而是因為我們監管太多而不是太嚴，導致惡的生長。
一次次的惡性事件，罰點輕款了事的行政處罰機制，正在毀掉我們的商業價值體系，也幫助無良商家與監管機構形成了「友誼綜合體」。出問題的公司在一路庇護之下，他們要麼不了了之，要么九牛一毛出點小錢，要麼換個馬甲重新出山，長期擔當慣犯。
達爾文《進化論》講，物種不斷學習，去做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如果這個世界「惡」越來越多，「善」卻越來越少，亦是懲罰制度選擇下的惡果。2017年度金馬最佳劇情片《血觀音》，最後的高潮是棠真在棠夫人的暗示下殺死隨時將要醒來的林翩翩。當棠真看著她慢慢死去的時候，她已經成為了合格的接班人。這朵罪惡的花必定會越開越豔，棠府這條毒龍也會在罪惡的土壤上長青。
很多時候，我們有惡是因為給了惡生長的土壤。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是誰給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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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是商業的本性之一，也是人類的本性之一。美劇《老友記》中有一個經典的鏡頭。Joey特別喜歡吃果醬，Chandler問他：如果在果醬和美女之間讓他選一樣，他會選什麼？Joey回答：兩個都要。
但這個影視劇中的選擇，並不適於所有的人和企業。在利潤與生命的價值面前，最早擁有B肝疫苗技術的默克公司選擇了後者。這是一家企業展示出來的良心和人道，是視生命的價值為最高利益的醫者價值觀。
1989年，默克公司以幾乎零利潤的價格，將當時最先進的重組B肝疫苗技術轉讓給中國。面對記者的採訪，當時的默克公司董事會主席羅伊·瓦傑洛斯說：「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我認為這是默克公司在20世紀做的最好商業決策之一，雖然沒有利潤，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數量超過了默克曾經做過的任何事。50年後，中國將根除B肝疾病。」
在轉讓B肝疫苗技術之前，中國當時每年2000萬新生兒都有可能遭受B肝病毒感染，B肝的發生率和死亡率都很嚴重。面對如此的「市場」，作為一家商業公司，最大收益選擇應該是高價出售B肝疫苗。但默克公司很快意識到，即便是他們將價格降到最低，中國的家庭也難以承擔。
儘管在談判中，默克公司將技術轉讓價格一降再降，但是還是無法滿足中方的要求。在生命的價值面前，瓦傑洛斯最後果斷提出以700萬美元底價將這項技術轉讓給中國。這個費用僅僅是用來他們培訓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派遣默克人員去中國現場指導。
根據合同：默克公司向中方提供現有生產重組B肝疫苗的全套生產工藝、技術和裝備設計等、培訓中方人員，確保在中國生產出同等質量的B肝疫苗；中國負責購買設備、設施、建造工廠，將在北京和深圳兩地生產重組B肝疫苗，兩家工廠年總產量為4000萬劑，足夠免疫全部新生兒；默克公司因此不收取任何專利費或利潤，也不在中國市場出售B肝疫苗。
一年之後，來自北京和深圳兩家單位的工程技術人員先後到美國默克公司。在此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中方工作人員購買測試設備、接受培訓。設備運回中國後，默克又派遣工程師到中國幫助建廠，在中國成功生產出同等質量的B肝疫苗後，默克公司才完全退出。
默克以令人不可思議的方式向外界宣告了一家延續300多年的公司的價值內核和商業倫理。
諷刺的是，我們企業拿著別人零利潤的技術轉讓，做起了假疫苗的生意，而長生生物的「長生」二字也取得極為可笑。這種情形，大概30年前羅伊·瓦傑洛斯博士在轉讓B肝疫苗技術時，做夢都不會想到。他的願望：「寧願不掙錢，也要為了一個沒有B肝的中國」，在這裡竟然變成了「寧願有B肝，也要掙大錢」。
這是商業倫理的徹底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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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紀，亞里斯多德在雅典學院講學時，提出了ethikas（倫理學）這個術語。此後，倫理的概念引申到商業領域，形成了商業倫理的概念。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兩大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儘管分屬倫理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的學科，但在本質上都涉及人類的利己主義本性與道德行為準則之間的複雜關係。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曾說：「市場效率需以道德為基礎」，也說明了道德與經濟之間始終是相伴相生的，而商業倫理即是兩者之間緊密關聯的一個體現。
幾年前，我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參加全國第一屆《商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師資培訓。至今令我記憶深刻的是與會的老師中，提出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這門課在MBA、EMBA課堂上沒法講，因為企業管理者們都不認為這是重要的。而在很多美國名校MBA的課堂上，商業倫理是學生們入門第一課。
這種對商業倫理的不重視，導致我們對商業價值觀的極度扭曲，讓我們無法建立起真正的企業和國家競爭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幾位經濟學家、企業家、倫理學家聯合起來進行了西方五百強企業大調查，寫了一本書叫《國家競爭力——創造財富的價值體系》。這本書認為，價值體系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源，也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源。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除了輸出產品的能力，更要有輸出價值觀的能力。當然，不能強制輸出價值觀的能力。
今天中國商業惡性事件的頻頻爆發，都是追求短期財富而忘記商業倫理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商業雖然發達，但企業主真正能叫企業家而非商人的比例並不高。以商業倫理作為基礎，企業家和商人其實是有嚴格區別的。臺灣學者提出企業家和商人區別是：企業家應該是一種有文化、有道德水準的人，如果沒文化、沒有道德水準而掙了錢，就是一個商人。
在正確的商業價值體系下，企業家與財富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創造財富並不是成為企業家的決定性因素。原始基督教裡有一句話：「富人死了要去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西方企業家們都有相似的認知，比如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心中有一個終極覺悟，認為人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
財富本身有兩種本質，一個是經濟學的本質，一個是倫理學的本質。很顯然，我們今天對待財富的態度，遵循的是經濟學本質，而很少遵循倫理學本質。德國學者彼德科索羅夫斯基的《倫理經濟學原理》，提出了人類文明兩大動力：一個叫做最好的動力，一個叫做最強的動力，經濟釋放出了最強的動力，而倫理釋放出了最好的動力。在最強動力與最好動力的權衡中，彼德科索羅夫斯基建構了他的倫理經濟學原理。而今天中國商業社會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基本上都在遵從「最強的動力」，而嚴重忽視「最好的動力」。
按照日本人的說法：企業首先是一個社會公器，它應該承擔起起碼的社會責任。這個社會公器在商業倫理的指引下，完成真正的良性經濟秩序的重塑。
1904年，40歲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教授馬克斯·韋伯出版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此書的影響下，西方資本主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倫理軸心化，進行了一次非經濟層面的商業文化重塑，從宗教倫理、民族傳統的角度重新詮釋乃至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
今天中國商業社會需要的，亦是對整體商業價值觀的重塑，重新回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上來。惡性商業倫理事件的頻發，暴露出的不僅僅是商業的無底線，更在告誡我們：今天中國商業社會的發達，只是在一片貧困土地上長出的非健康的虛假繁榮，我們還遠遠沒有到自誇世界強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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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錢貪婪的人心，是席捲世界的瘟疫，最終將毀掉我們自己。
1948年，由大導演約翰·休斯頓執導拍攝的《碧血金沙》在電影史上有極高的位置。三個懷揣發財夢的男人結夥到科羅拉多淘金，經過艱難跋涉並成功開出了金礦，但在獲得了夢寐以求的金沙後，三人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亨佛萊·鮑嘉扮演的杜比斯在貪慾面前變得殘酷無情，最後喪心病狂地對曾有救命之恩的朋友痛下殺手。而最終三人用血汗和性命換來的金沙被無知土匪揮灑破壞，強盜把黃金當做沙子全部倒了。
電影畫面中，大風將滿地金沙吹向礦山。在礦山艱苦勞作了十個月的鮑勃和霍華德什麼也沒得到，他們的結局和他們的開始一樣的悲慘。最終為他們的貪婪付出了代價。
《聖經》裡面講到，天空中的飛鳥，不播種也不收穫，但是仍然自由自在；田野間的百合花，不勞作也不紡織，但是仍然欣欣向榮。很多時候，是貪婪讓我們變成了世俗的奴隸。不貪婪的世界，其實會更加美好。
這個世界上很多錢不能賺，比如售賣假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