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 | 列菲弗爾與《空間的生產》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1935年12月21日出生於英國肯特郡的格林漢姆，1957年獲劍橋大學地理系文學學士，1969年後移居美國，現任紐約市立大學（CUNY）教授。哈維的學科立腳點是人文地理學，但其學術視野及思想內涵則貫通於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以地理思維之長（空間觀察），見人文社會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維治學的主要特點，也是其學說為人關注的主要原因。所以 ，哈維不僅僅是一位地理學家，更是一位社會理論大家。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均有傑出聲譽。

本文是大衛·哈維為列菲弗爾的著作《空間的生產》的英文版寫的《後記》，在文章中，哈維介紹了列菲弗爾的生平和思想發展的線索，探討了各種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對列菲弗爾的影響，認為《空間的生產》一書包含了列菲弗爾一生探討的各種主題。本文標題為譯者所加。 

亨利·列菲弗爾的精彩的著作《空間的生產》的英文版（唐納德·尼科爾森-斯密斯譯）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列菲弗爾的大量著作譯成英文的很少，和他的著作在其他語種中的傳播情況相比，這個20世紀偉大的法國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的作品和生平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是很陌生的。

《空間的生產》的英文版（唐納德·尼科爾森-斯密斯譯）

列菲弗爾1901年生於庇里牛斯山地區的阿熱莫，這是他長久以來一直依戀的地方，也是他後來進行社會學農村調查的地方。從列菲弗爾的自傳中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得甚至有點狂熱的天主教徒，他的父親卻是一位溫和的反宗教人士，這種矛盾在列菲弗爾的一生中都留下了痕跡。列菲弗爾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思想界的巨變中形成的，正如他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所說的：

「在1910年左右，某個空間崩潰了。那是關於常識的空間，是關於知識的空間，是關於社會實踐的空間，是關於政治權力的空間，也是一直以來深藏在我們日常話語中的空間，在抽象思維中，它也是交流的語境和渠道……幾何學的和視覺的空間作為一種參照系消失了，和它一起消失的還有許多先前『常見的事物』……這是一個真正的分水嶺。」

20世紀20年代，在這個充滿思想紛爭和政治動蕩的時期，列菲弗爾來到了巴黎大學，在那裡他成為了「青年哲學家」這個小組中的一員。這個哲學小組認為當時以柏格森為代表的哲學是遠離政治和時代的，應該加以抵制，他們通過《哲學》這個激進雜誌試圖重新界定哲學的概念，為此他們不僅閱讀斯賓諾莎、黑格爾和尼採的著作，也閱讀海德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著作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被譯成法文的）。列菲弗爾和他的同伴們拒絕把哲學看成一種遠離現實的專業化的活動，他們認為哲學不僅對於理解科學中的新發展（比如相對論）來說很重要，它對於我們理解日常生活的性質同樣重要。列菲弗爾在這裡使用了「日常生活」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也出現在他後來的許多著作中。之後，列菲弗爾在摩洛哥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戰爭中服了18個月的兵役，退役後，又在巴黎當了2年的計程車司機（計程車司機的經歷極大地影響了他對空間和都市生活的本質的思考），這些經歷都使他不可能再接受那種關於哲學的象牙塔式的概念。

「青年哲學家」很快就被20世紀20年代那些藝術和文化上的先鋒運動吸引住了。列菲弗爾發表在《哲學》（1924）上的較早的文章之一是一篇介紹達達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為他贏得了與這個運動的領袖之一——特裡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終身的友誼。查拉信仰景觀、詩歌和藝術實踐中蘊含的激勵人心的力量，這些都關鍵性地影響了列菲弗爾對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態度，他積極地參與了這些運動。

特裡斯坦·查拉（1896.4.16—1963.12.25），藝術家，達達主義的代表人物。著有《論詩的現狀》。

和「青年哲學家」中的其他人以及許多超現實主義者一樣，列菲弗爾和當時法共的立場越來越接近，並於1928年加入了法共。就個人而言，列菲弗爾加入法共很大程度是出於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他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越來越感興趣，而且隨著德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法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他有一種日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左翼的進步運動必須聯合起來進行抵抗，必須在跨國的層面組織起來。

列菲弗爾在法共早期的活動是由軍事活動、組織活動和對各個工業部門（比如普裡瓦地區的絲織業）的日常生活狀況的調查活動構成的。他同時也關注哲學活動，試圖尋找能和政治實踐緊密聯繫的哲學基礎和哲學立場。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他面臨著抵抗法西斯主義的緊迫任務，面臨著法國興起的人民陣線政治，以及法共內部日益增長的史達林主義。列菲弗爾和赫伯特·古特曼1936年出版的《神秘化的意識》一書探討了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以及由此而生發的政治和意識，這部書在法共內部受到了批評，列菲弗爾也因此打消了繼續就這個問題進行寫作的念頭。1939年，他的另一本評論希特勒主義的書得到了較好的評價，這本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書影響極大、流傳甚廣，在納粹佔領時期曾被納粹沒收和焚毀。

到「二戰」爆發時，列菲弗爾已經是法國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了。在納粹佔領巴黎前夕，他離開了巴黎，後來在聖艾蒂安又被維希政府剝奪了教職。他加入了反抗納粹侵略的抵抗運動，開始是在馬賽，後來是在庇里牛斯山地區，在岡龐的河谷中，他把抵抗行動和對生活、對農民社會歷史的研究結合了起來。這些為他戰後贏得社會學家的美譽奠定了基礎，這些成果都體現在他1963年出版的著作《岡龐的河谷》中。

從1945年到1958年，列菲弗爾一直留在法共內部，他與法共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期，當時他被看成法共的首席哲學家，他也利用這個位置（也許不那麼明智地）來攻擊薩特的存在主義，他認為後者是唯心主義，是無足輕重的。但是隨後，他發現自己與法共內部重新出現的史達林主義的關係緊張了起來。例如，法共接受了史達林的觀點，支持李森科明顯錯誤的種植理論，批評法國國內使用美國進口的新的高產的雜交種子，認為這種行為是資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列菲弗爾認為這種立場是不理智的，這部分是出於科學上的理由，部分也是因為他覺得拒絕使用一種使農業高產的種子，最終會損害法共在農民中的信譽，摧毀法共的農民基礎（後來在法國確實出現了這種情況，義大利的情況則相反，因為義大利共產黨採取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路線）。

「春化處理」是李森科提出的一種增產手段，而這種手段卻藉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因而受到了諸多科學家的批評。李森科出於政治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馬克和米丘林的遺傳學抵制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並把異己的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加以迫害。

然而對列菲弗爾來說，這並不是一段創作枯竭的時期。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他現在已經是政府資助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著名研究員了，他顯然很喜歡自己的這個角色，他利用自己的這個位置發表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批評性著作，研究笛卡爾（1947）、狄德羅（l949）、帕斯卡爾（兩卷本，1949，1954）、浪漫主義詩人和戲劇家阿爾弗雷德·德·繆塞（1955）、拉伯雷（1955）和皮尼翁（1956）。這些研究並不僅僅是要在當時的物質語境中探討那些具有創造性的作家的思想和寫作，同時也是要探討思想在歷史中的創造性的潛能，這也是他離開法共後越來越重視的一個主題。這些研究和他關於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日常生活批判」那些主要著作是互補的。他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出版於1947年，但後來可能是出於政治的壓力，他放棄了這個寫作計劃。而「日常生活批判」則使他又一次危險地接近了「異化」這個主題，關於這個主題法共內部曾對他提出強烈的批評。

由於1956年《赫魯雪夫報告》的出版，列菲弗爾和法共徹底決裂了，他被開除出了法共。這本書揭露了史達林主義的許多罪惡，但是法共一開始拒絕承認這些事實。列菲弗爾從他的德國同志那兒取得了這些報告的材料，現在他成了法共內部的反對派中的一員，並最終於1958年被開除出黨。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我們也許很難想像從一個投身已經超過30年的組織中被開除出去意味著什麼。法共不僅僅是一個政黨，它也是其成員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中心，有時它更像是一個擴展的聯繫密切的家庭結構。列菲弗爾靠寫作《總和與剩餘》（1959）來渡過和法共決裂後所造成的這段社會生活和心理上極為困難的時期，這是一部自傳性的、自我批判性的作品，它在時代語境中對列菲弗爾大半生所做的工作進行了簡要的評述。

列菲弗爾從左翼而不是右翼的立場出發離開了法共。脫離了史達林主義的限制，現在他通過加深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理解，通過加強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實踐，通過探討日常生活的歷史和社會學（現代性的起源，農民生活的結構，「都市」革命的意義，巴黎公社作為群眾運動轉變成巨大的革命力量的例子的起源），從而接觸了一些他以前不能直接探討的問題，繼續他對革命政治中浪漫主義、美學經驗、詩歌行動、文化行動以及個人的創造性思想的作用的探討。作為一個社會學的教授（首先是在斯特拉斯堡[1961—1965]，後來是在楠泰爾[1965—1973]），列菲弗爾反對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反對福柯思想中表現出來的對日常生活的漠視，反對海德格爾影響下的法國哲學界存在的悲觀主義和學院中佔主導地位的歷史主義和科學主義（實證主義）。使列菲弗爾和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薩特和梅洛-龐蒂）以及阿爾都塞式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區別開來的是他拒絕在「青年馬克思」和「成熟馬克思」的作品之間作出區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推崇「青年馬克思」的作品而貶低「成熟馬克思」的作品，阿爾都塞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則相反。列菲弗爾堅持認為，生活就像從事的一項事業，馬克思的生活應當從整體上來把握，它不停地流動，不應當被看成是斷裂的碎片。從這個立場出發，列菲弗爾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拯救辯證唯物主義，從歷史學家那裡拯救歷史，從結構主義者那裡拯救革命行動的能力，從社會學家那裡拯救社會。

列菲弗爾在《總和與剩餘》中提出的關鍵概念之一是「時刻」，他把它解釋為轉瞬即逝而又具有決定性的感覺（高興、屈服、厭惡、驚奇、恐懼或憤怒），他認為這些感覺有時揭示了日常生活中包含的所有的可能性。這些感覺的運動是短暫的，並且很快就會被遺忘，但是在它們出現的那段時間裡，所有的可能性——通常是決定性的可能性，有時甚至是革命性的可能性，都被揭示和呈現出來了。這些「時刻」被看成斷裂點，看成對可能性和巨大歡欣的極度認同的時刻。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理解革命熱忱所造就的那些崇高時刻，比如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時刻，同時也是為了影響1968年事件中的學生的思維方式。這些思想預示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巴黎情境主義運動所提倡的那些理念，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和後者並行發展的。列菲弗爾和情境主義之間後來出現了爭吵，列菲弗爾挑起了爭端，他把情境主義者描述為浪漫主義者，當然並不完全是在否定的意義上，而情境主義者則指責列菲弗爾剽竊了他們的思想來解釋巴黎公社，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在創造「情境」策略中所包含的革命的潛能，他們認為這種「情境」和列菲弗爾的「時刻」是完全對立的，後者是更為消極地去經歷那些碰巧發生的「時刻」和情境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的接觸（比如，以居伊·德波爾的《景觀社會》為代表）對列菲弗爾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比如，德波爾批評性地指出，列菲弗爾一開始設想的「時刻」概念完全是時間性的，和「情境」的時空性完全相反，這些意見後來在列菲弗爾論都市化和空間的生產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巧妙的回應。

五月風暴（法語：Mai 68）指1968年春天法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法國社會學學者皮耶·布迪厄發現，在1968年走到抗爭最前線的，大部分都是社會學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他指出當年學生的不滿，歸根究底源自戰後法國高等教育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危機。社會科學學生與教師，正是該場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當學生運動在1968年5月這一異乎尋常的「時刻」達到高潮時，很多這種似乎是理論的、抽象的論爭消失了。列菲弗爾在《從楠泰爾爆發到高潮》（1968）一書中用反思性的筆調記錄了親身經歷的這一時刻。有時，列菲弗爾被描述為這次學生運動之「父」，當然鼓動聚集在他在楠泰爾的講堂裡的數以千計的學生，點燃學生運動的星火的行為是很重要的。把馬爾庫塞在美國學生運動中的影響和列菲弗爾在法國學生運動中的影響相提並論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們倆都是思想家，都是資深的社會活動家，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傳遞給不安的和失望的新一代年輕人，但這遠不能成為把他們倆稱作整個的這次學生運動之父的理由。

1968年之後，列菲弗爾集中精力研究都市化的本質和空間的生產問題。1968—1974年，他寫了好幾本書，《空間的生產》是這一系列中的頂峰之作。列菲弗爾也參與了雜誌《社會空間》的組建工作，這份雜誌周圍聚集了很多受他思想影響的優秀的青年思想家（今天最著名的是曼努埃爾·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在列菲弗爾的思想中，都市化和空間的生產這兩個主題是交織在一起的。在20世紀60年代，尤其是經歷1968年事件之後，列菲弗爾開始認識到日常生活中都市環境的重要意義，和狹隘的關注工作場所的政治的視角相反，列菲弗爾把這種都市環境看成革命情緒和革命政治演化的關鍵。學生運動在楠泰爾這個巴黎郊區接近貧民窟的大學中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爆發，以及隨後在巴黎城中展開的巷戰的地理學，都使列菲弗爾開始思考這些政治鬥爭在特定的都市空間中展開的問題。但是對都市問題的探討很快就使他開始否認都市是現代生活中一種有意義的實體。都市將被一種都市化過程，或者更為一般地說，被一種空間的生產過程所取代，這種過程以一種新的、陌生的方式將全球和地方、城市和鄉村、中心和邊緣連接了起來。日常生活，這個他在1968年之前一直關注的話題，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的政治學，都將在空間的生產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背景中重新被加以解釋。

1871年4月2日，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從巴黎的西面對剛成立的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發動了進攻，巴黎巷戰開始。最終以巴黎公社失敗告終，三萬多公社戰士死亡，數萬人被流放，有史以來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宣告失敗。

按照他一貫的風格，列菲弗爾並沒有簡單地從技術、經濟甚至是政治的角度出發來探討這個問題，而是在重新界定人類認同的本質這一社會過程的背景下，來尋找探討革命行動的方式，來尋找再現可能性的新形式。

《空間的生產》從多個角度包含了這些主題。列菲弗爾在這本書中融入了他對哲學的深切的感知，他對黑格爾、馬克思、尼採和弗洛伊德的反思，他對詩歌、藝術、音樂和狂歡的體驗，他與超現實主義和情境主義的聯繫，他與作為一種思潮同時也是一種政治運動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淵源，他對都市和農村的生活條件的社會學調查，他的特定的整體性概念和辯證法。讀者在這本書中不僅將發現無數可以繼續探討的思想線索，也將找到隱含的對結構主義、對批評理論和解構主義，對符號學，對福柯的身體理論和權力理論，對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無聲的批判。列菲弗爾從來沒有直接對這些思想提出過批判，他總是和這些思想交鋒，用一種新的創造性的方式挪用或者改造從這些思想中獲得的洞察。本書因此也朝向了一種新的思想和行動的可能性。

列菲弗爾堅持認為，生活應當被看作是一項事業，惟一有意義的學術的和政治的事業就是生活。《空間的生產》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值得廣泛閱讀，它所包含的無數的可能性值得研究。

*本文刊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期，黃曉武譯。為閱讀和排版的便利，省略了注釋和參考文獻，請需要的讀者自行查閱期刊原文。

○編輯：櫛沐       ○排版： 豈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