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 哈維的空間概念與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胡大平◆文
摘要：哈維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他的空間元理論在不斷深入時代、回應基本政治難題的過程中始終發揮著基礎的作用。哈維的空間元理論包含著三個核心思想：關係性空間、社會性空間以及空間觀念的多維性。這三個基本思想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和辯證法思想的產物，其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理論便是以此為基礎從空間維度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的批判，它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想，對於左翼政治學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空間社會 空間哲學 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作為對整個現代性社會理論具有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理論極為顯著地體現了統一性理論的抱負，較為完整地包括了元理論、經驗研究和對策論三個層次。在元理論層次上，他基於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和辯證法思想提出並不斷完善的關係性空間、空間的社會性和空間概念的多維性等思想，不僅已經構成人文地理學的標準資源，而且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思想，對於左翼政治學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空間元理論在哈維理論建構中的
地位及其意義
儘管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反本質主義理路已經成為當今哲學的主潮之一，但元理論或者說本體論承諾並不喪失其價值。特別是對於旨在改造世界的左翼思想來說，缺乏這樣的承諾將會產生何種結果，這已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思想和運動中看得很清楚。哈維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導論中指出創作這本書的原委之一便是左/右政治修辭在今天逐步喪失了其應有的意義，而這與關乎政治選擇的那些大觀念缺乏確定的元理論支撐有關。
我們並不泛論元理論之特殊重要性，以為哈維的工作提供某種辯護。關於元理論在哈維全部理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只要指出這個事實便足矣：哈維以1969年出版的《地理學中的解釋》成為地理學實證化浪潮的最重要旗手，而四年以後又以《社會正義與城市》成為反對實證化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的傑出代表之一。支撐這一巨大轉型的乃是元理論的轉換而非像其他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出於革命實踐，並且在其全部理論生涯中始終貫穿著圍繞「歷史地理學唯物主義」（Historico-geographical Materialism）①的元理論探索。正是在這一基礎之上，他形成了豐富的中層理論和研究成果，如以《資本的界限》為代表的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空間視角重構，以《新自由主義簡史》《新帝國主義》《資本之謎》《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等為代表的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
同時，他亦留下了不少關於元理論在當代左派理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的看法。在他看來，「建構一種對空間、地方和環境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理解，並且將這種理解作為文化和社會理論的徹底基礎」[1]，是當前左派理論的要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當前分裂的各種反資本主義的力量提供結成聯盟的手段。在《作為關鍵詞的空間》那個著名的演講中，他則強調：
作為關鍵詞，空間和空—時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運用，而以這些方式思考問題則有助於確定我們從事批判的可能條件。這也為我們識別衝突主張和不同的政治選擇可能性打開了道路。它也邀請我們思考自己在物理上塑造環境的方式，以及我們再現環境並在其中生活的方式。[2]
他本人的努力，正是要從認識論角度基於辯證法的方法澄清空間概念在人類實踐過程中的多維性，並為協調它們從而產生有效的政治動員打開理論空間。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哈維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不同階段元理論探索的特點。
哈維在空間元理論上的真正突破，記錄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一書之中。在那裡，他提出了「社會空間哲學」（Philosophy of Social Space）之構想，從而改變了先前從認識論角度為地理學實證化提供理論模型的做法。通過簡要回顧人類關於空間認知面臨的難題，哈維指出：
每種形式的社會行為都會定義自己的空間；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樣的空間是歐幾裡德式的，或者它們彼此間接地相似。基於這一點，我們擁有地理學家的社會經濟空間概念，心理學家或人類學的「個人空間」概念，等等。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理解城市之空間形式的話，首要的需求便是闡明一種關於社會空間的哲學。我們只能通過某種社會行為理解社會空間，就此而言，我們非得嘗試把社會學的和地理學的想像力整合起來。[3]
在這個文本中，哈維並沒有真正完成其社會空間哲學的建構，而只是奠定了其後來終生努力的理論方向，這便是以馬克思為基礎從社會實踐的角度闡明城市建構的複雜過程並尋求改善當代社會之可能性。
20世紀80年代，哈維把社會空間建構思想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勾連起來，一方面形成了以《資本的界限》為代表的空間政治經濟學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則以這種成果解釋資本主義的城市化歷史和意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個方面。哈維的特色是基於馬克思「使用價值的社會規定」這一思想從固定資本生產的過程來再現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總體性過程及其界限②，他的基本看法是：資本主義的空間構型（Spatial Configu-ration）是通過資本積累、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來生產的，體現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每一個過程中。這一生產過程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並決定著資本的界限。儘管這一成果到目前為止仍然令人遺憾地受到忽視，但它可以說是極少見的基於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在空間政治經濟學方面有所建構的著作。在某種意義上，哈維因為這一點成為「馬克思主義在地理學中發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4]。這兩個方面最終在《後現代性狀況》這一成果中匯集，形成了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對後現代主義問題最有力的回應，引起了巨大的理論反響。也就是在這種理論論證中，哈維指出，需要「一場歷史唯物主義和啟蒙規劃的復興。……把後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歷史—地理狀況。在這種批判的基礎之上，有可能發動一場敘事對抗形象、倫理學對抗美學、生成（Becoming）規劃對抗存在(Being)規劃的反擊戰，並在差異內部尋求一致」[5]。這也就升華了其在20世紀80年代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構想。簡言之，哈維始終不忘通過元理論來解決當代左派政治困境這一初衷。這正是其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持續產生理論影響的原因之一。
鑑於上述背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於1996年出版的《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一書重新回到了元理論、以辯證法重建馬克思的空間元理論的做法。這樣做的直接背景，他已經在這個文本的「導論」和第1章中解釋得很清晰，即回應全球化語境下左派理論喪失測繪時代的能力和無力進行集體政治動員的困境。在此，筆者進一步澄清這個背景，以突出其理論的敏銳之處。這個困境實際上是戰後西方左派的第三次「迷茫」。第一次是「蘇共二十大」之後史達林問題公開化造成的左派內部的分裂。英國的新左派正是在這一語境中崛起並逐步形成與大陸左派相抗衡的理論成果，也正是在這一語境中，空間問題浮出左派理論的水面。列維—史特勞斯以結構視角來批判薩特的歷史視角時揭開了以共時性驅逐歷時性的理論動態，福柯關於空間世紀來臨的提法為左派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這些都構成後來空間轉向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第二次「迷茫」是由1968年「紅五月」學生運動代表的文化革命的失敗引發的。革命失敗之後，許多左派另起爐灶，最為著名的乃是兩個典型事件。1979年左派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利奧塔出版《後現代狀況》一書，宣布告別元敘事或宏大敘事的後現代之來臨。在其中，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在今天，我們不再像馬克思那樣指望現實的矛盾能夠產生一條拯救之路。[6]拉克勞和墨菲則於1984年出版《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揭開了後馬克思主義大幕。[7]雖然新的本體論重建並沒有直接圍繞空間進行，但他們都非常明確地拒斥了以歷史決定論或歷史法則為代表的時間優先性敘事，所以在後來空間理論的勃興中，他們也是核心資源。第三次便是在冷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大規模潰退、全球化成為一個時代標識的背景下產生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左派對普遍主義的懷疑使自己喪失了前提，左與右的區分失去了確定的意義，左派內部的鬥爭也使其信譽喪失。在這一語境中，哈維抓住了重建元理論的要求，試圖以此改變政治上的被動狀態。這說明其反應是相當敏銳的。而通過辯證法的再解釋來重建元理論，這一路徑也是可取的。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這一路徑面臨的具體困難和問題。因為哈維的重點是以作為認識論的辯證法來兼容和包含已經勢不可擋的話語理論，並在政治上回應差異、生態、性別等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其綜合的特點，甚至有「和稀泥」的嫌疑。換句話說，試圖面面俱到的真理性姿態壓抑了批判理論應有的鋒芒。
在哈維的理論經歷中，2004年赫特納講座之「作為關鍵詞的空間」演講乃是其空間元理論的總結。在這個演講中，他回顧了自己關於空間元理論認識的歷史，並結合空間認知的哲學史邏輯為自己的「保持絕對空間、相對空間和關係空間三個概念的辯證張力」這個基本思想進行辯護。同時，他結合列斐伏爾有關物質的、概念的和生活的空間三個維度以及馬克思關於使用價值、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定義，發展出一種三乘三的空間矩陣模型，最終把問題夯實在社會認識論上。
通過對哈維理論的觀察，可以看到，元理論建設在其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不斷深入時代、回應基本政治難題的過程中始終發揮著基礎的作用。通過與最終告別馬克思主義的那些理論左派——從同屬馬克思主義城市學三劍客的曼紐·卡斯特，到拉克勞和墨菲這些後馬克思主義者，再到最終站到多元主義立場上的許多激進地理學家等等——對比，我們發現，對於左派來說，是元理論而不是對於現實之不公正和矛盾的批判態度決定了其理論的品質。
二、哈維社會空間元理論的核心思想
及其特點
元理論作為研究綱領的基本立場是相對穩定的。但在今天的理論界，特別是在充滿爭論的激進理論中，相同的元理論假設可能在表述上也是多樣化的。我們看到，在哈維這裡，從其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社會正義與城市》提出「社會空間哲學」的構想到最近的成果，他關於元理論的表述也採取了多種方式。從具有強烈馬克思主義意味的「人民地理學」綱領和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到明顯體現認識論傾向的「辯證的認知圖」（Dialectical Cognitive Map），以及體現今天話語優先性的「作為關鍵詞的空間」等所有這些表述，雖然受到特定的理論爭論語境的限制而在內容上有不同的側重，但它們貫穿著不變的基本內涵，表現出相同的特點。從基本內容來看，這便是關係性空間、空間的社會性和空間觀念的多維性這三個關於空間認知的基本假設；從其特點來看，便是對辯證法的強調和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一）從認識論角度對空間社會屬性的揭示
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哈維以下列段落集中表述了他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空間認識論思想。他指出：
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絕對的，它就成為一個「物自體」，具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相對空間觀則認為，空間應理解物之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是因為物存在且彼此相關。也存在另一種意義的相對空間觀，我決定稱之為關係性空間（relational space）——按照萊布尼茲的方式說，空間包含在物之中，也就是說，一個物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表現了與其他物之間的關係時，才能夠說它是存在的。……進一步，空間本身不是絕對的、相對的或關係性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它可能是其中一種或同時是所有三種。恰當地使空間概念化，這個難題是通過與之有關的人類實踐來解決的。換句話說，有關空間本質的哲學問題，並不存在一種哲學的回答，答案在於人類實踐。因此，「不同的人類實踐如何創造並使用與眾不同的空間概念?」就替代了「何為空間？」這個問題。[8]
這一段話很清晰地闡明了三個方面的思想：關係性空間，即時空相關性；空間的社會性，即空間觀點維繫於社會實踐；空間觀念的多維性，即社會實踐的具體情境決定人們的實際空間概念，在抽象意義上，不存在某種空間觀念的優先性。這三個思想不僅是其「社會空間哲學」構想的核心，而且也是其社會空間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這一基本觀點的形成，乃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是對先前理論探索的直接升華，因此也是哈維馬克思主義轉向的記錄以及其馬克思主義認知特色的記錄。在某種意義上，在《地理學中的解釋》中，通過審視空間思想的歷史，哈維就已經觸及到這個問題。那一文本乃是試圖從認識論角度對實證地理學對象和基本方法的哲學分析。在其中，他至少形成了兩個具有終生影響的重要觀點：空間概念存在著廣泛的文化差異，必須從多維性來把握它；如哈格斯特蘭空間—時間模型所表明，在絕對和相對兩種空間觀基礎上把空間與時間聯繫起來闡明空間觀念的動態變化過程乃是必要的。[9]不過，在此時，哈維只是提出了認識論原則而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案。我們看到，《社會正義與城市》最重要的突破在於兩點：一是在絕對和相對空間觀之後藉助於萊布尼茨哲學提出了關係性空間概念，正是在這個概念中，不僅空間與時間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就是後者的外化；二是把空間觀念與實踐聯繫在一起。這兩點既可以看作是對列斐伏爾有關空間生產觀點的回應，亦可以認為是其基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立場而進行的認識論前提重置，即轉向實踐立場。無論如何，在其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初步建構中，哈維基於實踐立場開始了空間元理論的探索，把目光投向複雜的社會歷史進程對城市和地理的影響。
撇開哈維在不同語境下基於上述核心思想對空間觀念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要義的具體解釋不論，這些具體的解釋根據他建構馬克思主義空間認識論之論戰的需要而突出了問題的不同維度及其認識論潛力。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兩點：一是哈維有關空間元理論的思想表現出明顯的認識論優先的特點；二是他從空間角度理解和深化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努力並非簡單地為馬克思主義辯護而始終表現為自身理論獨立建構的特色。這兩個特點在其具有認識論（方法論）集成性質的《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一書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在這本書中，他不僅基於辯證法的獨特理解闡明了作為社會過程認知圖式的話語辯證法（即社會認識論），而且在其基礎上完整地闡明了從自然到社會空間再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地方之環境變遷的邏輯，並最終提出以社會正義為核心的差異政治地理學構想，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完成了其《社會正義與城市》有關「社會空間哲學」的計劃。
關於這種「社會空間哲學」的概貌，哈維在《作為關鍵詞的空間》中作了進一步的提煉。在這個文本中，他對整個空間哲學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有關空間理解的基本背景都作出了極為簡練而又中肯的概括和評論；在其中特別闡明了他自己對列斐伏爾開創性的物質空間、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或經驗空間、概念空間和生活空間三元辯證法的理解。最終，他描繪了一個空間理解模式的矩陣（見下圖）。
哈維的馬克思理論空-時矩陣③
通過這個矩陣，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由於受不同的空間概念和社會實踐的影響，人類實際存在理解空間的多種模式。在哈維看來，這些模式的任何一個都不具有優先性。然而，從理解我們的對象世界和環境來說，任何特定的意義都無法與其他意義孤立開來理解。[10]這意味著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講，從它們之間的聯繫出發，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考察它們之間的辯證張力，從而揭示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性質及改造它的可能性，就構成我們的中心任務。在這裡，最深層的東西仍然是辯證法。哈維的目標正是要在空間問題上回到馬克思關於辯證法的強調，即革命的和批判的性質。
（二）對辯證法和實踐立場的自覺堅持和強調
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後，對辯證法和實踐立場的自覺堅持和強調是哈維的重要研究特色。20世紀90年代以後，這一點更加鮮明。從整體上看，基於辯證法和實踐立場，從日常生活整體出發，基於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在不同的空間尺度間自由穿梭，從而協調各種局部要素或環節，包括生活方式、感覺結構、知識形式、社會關聯模式和生產模式、社會生態結構、價值和信仰等等方面來積極推動綜合性烏託邦規劃，這構成哈維地理學思想的要義。
哈維關於辯證法的理解最集中的表述是《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一書。在這一文本中，他基於辯證法提出了自己由六個基本要素或環節——話語/語言、權力、信仰/價值/欲望、制度/儀式、物質實踐以及社會關係——構成的社會過程的辯證認知圖。在他看來，這些要素或環節之間的複雜關係構成社會進程，社會正是在這些要素或環節中通過它們和圍繞它們形成，並最終表現為過程。在社會過程中，每一種要素或環節都與其他要素或環節內在地聯繫在一起，受到其他全部要素或環節的影響從而使異質性內部化，要素或環節之間的關係是流動的、開放的，並最終決定了社會的開放性質。在此基礎上，他分析人類環境變遷的一般特點和資本主義條件下時空構造的特殊規律，並提出自己改造世界的差異政治學構想。通過這個文本，我們發現，哈維對辯證法的理解雖然以馬克思主義為立足點，但也採取了更加開放的視野，試圖融合萊布尼茨以來關係視角和開放立場的重要成果，基於「流」（flow）和「過程」（process）來打破社會生活的僵化、物化。因此，在他對辯證法的理解中，也包含了海德格爾、福柯、德希達等人的思想。從總體上看，他試圖用這些異質甚至衝突的思想來補充和豐富自己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基本理解。這種理解的核心在於兩個相互聯繫的觀點：其一是他通過盧卡奇和奧爾曼等人接受的總體性思想；其二乃是他本人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之辯證視角的理解，即「無論是在思想還是實踐中，馬克思……運用了社會行動的全部『要素』。……他都自由地在各種要素之間穿梭」[11]。
我們看到，哈維對辯證法的理解實際上採取的乃是認識論路線，這更接近於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強調的「哲學終結」之後剩下的作為思維客觀規律的辯證法。當然，也由於這一點，他對辯證法的解釋就更加靈活，基於辯證法對社會歷史過程分析所涉及的內容也同樣更加自由。例如，在其2010年發表的《資本之謎》中，他又深化了由六大要素或環節構成的社會過程思想，把資本主義的特徵歸結為七種「活動領域」——技術和組織形式、社會關係、制度和行政框架、生產與勞動過程、人與自然的關係、日常生活和人類的再生產以及人類對世界的感知——之間的複雜互動。[12]儘管這種靈活的理論深化為判斷和評價哈維的思想帶來了一定的學術困難，但從積極的角度說，基於認識論的辯證法理解為在不同情境下回應不同的問題提供了卓越的支持，從而打破了僵化和教條的立場。這正是通往實踐的辯證思維所需要的，而哈維對辯證法的理解同樣始終與實踐立場聯繫在一起。
「定義一種政治事業，這種事業以歷史的地理的眼光關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型」[13]，是哈維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提出並長期堅持的地理學研究旨趣。實現這種旨趣，辯證法是關鍵。哈維強調，正是從總體性認識論出發，對可能世界的探尋內在於辯證思維。[14]這一點也構成了其《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那個文本中，基於他的辯證認知圖式來回答「改造世界的起點在哪」這個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是：到處都是。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具有優先性，隨時隨地都行，關鍵在於行動。他強調：
在社會過程中，任何環節都不缺乏改造行動能力——一種新的想像；一種同其他話語特別結合而產生的新話語；新的儀式或制度構型；新的社會關聯方式；新的物質實踐以及身體經驗；源自其內在矛盾的新政治權力關係。每一環節都充滿了變革潛力。[15]
正是基於實踐旨趣的辯證認識論構成了哈維社會空間認知的元理論底蘊。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哈維理論探索的中心目標乃是從實踐角度闡明人類空間觀念的多樣性並試圖通過它們之間的辯證張力來揭示改造環境的可能性，從而為新的政治實踐打開視野和道路。我們認為，這正是這個時代需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三、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問題
自從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哈維便一直自覺地由此出發來闡明唯物主義理解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方法論，從理論上推進「人民的地理學」建構，從實踐上推動對作為當代資本主義最新表現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批判，積極探尋世界人道化的道路，並且似乎越老越革命。這是其不同於其他激進地理學、空間政治學代表的最顯著的方面。
因為這個原因，用「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來描述其地理學探索的特色將是比較貼切的。不過，這一術語沒有嚴格的定義，只是用來泛指不同於傳統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研究綱領。在多數時候，它指本體論和認識論層次上的元理論，但有時也指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批判。從元理論角度來說，哈維談及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時直接也指認了地理學以及空間視角在馬克思恩格斯原初理論中的缺失，我們認為這需要進一步爭論。由於這兩個原因，簡要對這個術語作出兩點回應。
第一，用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來描述哈維在地理學研究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運用特色，重在其理論創新，而非標籤本身。
哈維的獨特性在於，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研究的基本方法論，但同時又認為，「地理學知識在全部形式的政治行動和鬥爭中佔據著中心位置」[16]，因此，他把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作為核心任務。我們看到，哈維以城市問題作為中心、以資本積累和階級鬥爭之間的關係作為中軸全面地描述了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並持續開展與實證主義以及各種後現代主義理論的爭論，打開了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新視野。他確實開闢了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馬克思主義言說。在這一過程中，哈維本人也不在意格式化的標籤，而是更加注重把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批判的成果推進到當代資本主義語境，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分析方法。④正是因為這一點，他雖然提出了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但也只是偶然地使用，並且重在強調「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是一種開放的和辯證的探究模式，而不是封閉的和固定的理解體系。元理論不是關於總體真理的表達，而是處理刻畫資本主義一般和當前階段特徵的歷史地理真理的一種努力」[17]。在這種理解中，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不僅對應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包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對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這種理解也非哈維一人持有，實際上蘇賈亦是如此。[18]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其追溯到盧卡奇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19]也就是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哈維用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所表述的只是從地理和空間視角對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哈維也試圖用其他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主張。例如，1984年，他描述地理學研究之歷史唯物主義的綱領時，便提出過建立大眾的地理學和人民地理學的主張。[20]簡言之，他只是試圖通過一種在直觀上體現馬克思主義方法和基本立場的術語來概括自己地理學的基本主張。
第二，從哈維的實際成就看，他確實極大地實現了自己「把地理學的敏感性整合到源自歷史唯物主義傳統的通用社會理論之中」[21]的理論目標，從空間角度拓展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主張所隱含的對歷史唯物主義敘述之時間優先性的批評，這一點對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認知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雖然哈維公開表明，那種優先性並非錯誤，但這一主張與福柯等人對馬克思的批評性判斷高度一致，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往往壓抑了馬克思有關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思想的潛能。
哈維認為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存在著一些空白點，地理問題的缺失便是其中的顯著方面。後來，他強調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社會理論的元敘事通常集中於時間變遷過程而保持空間的恆定性。[22]這個觀點是比較奇怪的。一方面，從哈維自己的理論邏輯看，他從實證地理學走向馬克思主義，恰恰是因為在前一傳統中被視為靜態的空間和地點在後一視角中是動態的過程。其《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基於辯證法把社會視為一種過程「流」，也充分說明了其基本貢獻是為地理學提供了一種處理時間的視角。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既沒有忽視城市，也不存在歷史敘事的時間優先性假設，雖然他亦未按照我們今天的預期發展出什麼空間理論。
當然，為馬克思辯護涉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正是從人類社會生活的實踐特徵出發，我們的討論才不致陷入抽象的時間、空間或時空觀中。我們發現，不單是哈維，而且還包括許多受空間轉向激發的激進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從梅西、阿明、斯瑞夫特這些顯赫代表，到主張空間政治學的一般作家，最終都表現出元理論壓倒經驗分析的偏好，倫理關切或人道主義關懷勝於對社會歷史條件及其改造道路的具體分析。然而他們共同表現出來的多元主義又無法與流行的生活政治立場區分開來，從而形成某種政治上的退卻，即馬克思主義關於規律（被視為本質主義視角）和社會主義解放的規劃（被視為目的論視角）被驅逐了。
時間和空間不僅是一般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式。馬克思不會在抽象意義上談論人的存在，例如，他說過：「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23]在總體上，馬克思都是在討論具體的時空形式，例如城市狀況、工作日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認為人的生存條件即具體的時空形態是由社會歷史決定的，這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的基本前提。正是通過這個前提，馬克思把人之生存、發展和自由視為特定條件決定的客觀事實，而非抽象的倫理或價值要求。
在人的活動之外尋找獨立的空間以及地理和城市之定義，是一個錯誤的方向。換句話說，如欲理解特定環境之性質及其變遷，須深入人類創造自己的生活之過程，揭示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要遵循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在其中集自身之力的不懈創造。正是慣常所稱的主客兩個方面的條件在人類實踐過程中的複雜作用造就了不同地方之共性與殊相，造就了同一地方不同時期的變化。包括辯證思維在內，任何元理論都不會事先保障我們對於某些具體對象認知的正確性。毋寧說，它提出了一個比經驗的或自然科學思維更大的認知困難：如何在不同維度之間自由穿梭，從而儘可能地窮盡一個地方之生長過程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探尋到我們改善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哈維無疑是正確的。這意味著，從作為元理論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走向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當代社會批判，乃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話題。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6期
作者簡介：胡大平，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