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從實踐角度出發，解決了康德提出的「理性」與「價值」的二分難題。第二國際主流理論家在解析資本主義問題時，用一種實證的歷史科學或經濟學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歷史的辯證法，導致理論與實踐、結論與方法、科學與價值分裂和對立，從而在理論和實踐雙重視域中掉入了「經濟決定論」泥潭，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國內有些學者也存在上述誤讀，他們雖然也強調非經濟因素如政治、思想等對經濟的反作用，但這種反作用極其有限，淹沒於對經濟因素的過分重視之中，因而只剩下經濟的萬能決定論。另外一種解讀在承認非經濟因素對經濟因素具有反作用的同時，卻又過分誇大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漠視經濟因素對非經濟因素具有基礎性的決定作用是對「經濟決定論」的「矯枉過正」，否定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基礎地位和作用的思想，而走向「多元決定論」，同樣不可取。因此，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全面準確解析，科學澄清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兩者關聯，釐清兩者辯證關係以及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顯得尤為迫切。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規律的概括是經典表述，關於這點學界已達成共識。但它具有時代特徵，1859年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重要節點，當時面臨的任務仍然是確立不同於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馬克思重點關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如何推動社會形態的更替，至於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並非重點。恩格斯後來對此總結指出，早期他和馬克思都把注意力放在經濟決定論的作用上，以便反對歷史唯心主義，對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沒有予以全面論述，這是時代任務產生的必然局限性。從一開始就苛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建構一個絕對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說其中存有某些片面性，那也是深刻的片面性。沒有這種片面性，就不可能為歷史唯物主義奠定唯物主義基礎，也就無法完成徹底批判歷史唯心主義的任務。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馬克思恩格斯在批駁資產階級理論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和質疑時，確實如恩格斯所言，突出強調理論中的經濟因素，未能「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經濟因素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擔當的絕不是一個僵化、抽象範疇，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歷史的、科學的呈現。「經濟」在馬克思眼裡，已成為具體地、歷史地、辯證地剖析從事感性活動的人的現實狀況的切入基點。這與「經濟決定論」所關注的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從資產階級出發」的「經濟」概念有本質區別，前者關注經濟、商品背後的人的發展，深入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係層面；後者關注外在於人的商品、經濟曲線的浮動等，人只是一種抽象化的物而已。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具有原初意蘊的作為人的生命活動之呈現的經濟，抽象地作為唯一的關於資本的肯定性表達的範疇時，它就成為「經濟決定論」解讀社會歷史的萬能鑰匙，成為「永恆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歷史性的規律」。
「經濟決定論」忽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艱辛的理論創建歷程和理論變革的世界觀意蘊，經濟學說成為理解和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過程的順序正好相反，導致他們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意義，也就無法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與以往辯證法的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是從顛覆歷史唯心主義出發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而創立出科學的歷史觀。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絕不是單純強調生產方式或者物質生產實踐的決定作用，並非像經濟決定論者所認為的歷史唯物主義將經濟活動即物質生產實踐或生產方式的運動看作是社會發展唯一、線性的決定因素。他們強調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制約作用。恩格斯晚年在其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中專門強調，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生產實踐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初期的基本問題。因為歷史唯心主義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必須要徹底地顛覆它，就必須始終強調生產方式生產，所以說馬克思他們對這個問題強調得比較多，但同時始終強調了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在物質生產實踐中的能動作用、反作用。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書信中專門強調了這種互相制約的作用。因而對歷史唯物主義需要從辯證法視角來全面解讀，歷史唯物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相統一的方法論。訴諸還原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用純粹的理論構造替代了鮮活的實踐過程的解析，必然導致現實與理論的分裂。與之相反，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實踐的優先性，理論本身並沒有自足性，任何理論建構都離不開實踐。生活實踐是發展的，理論抽象也「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馬克思強調以生活實踐為基礎所獲得的理論抽象只能適用於一定的歷史現實，隱含著承認社會現實乃是由多種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觀點。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意蘊由此彰顯。「經濟決定論」無一例外地將「經濟」因素看作是決定性的因素，因而就可以很輕易地宣稱它的普適性和超驗性了，這無疑是一種機械決定論。正如恩格斯在批判經濟決定論者時所說：「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裡看到原因，在那裡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於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這裡沒有什麼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恩格斯多次談及歷史中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就論述了法和國家權力的重要作用。而馬克思本人也沒有抽象地將經濟因素看成是絕對地起著支配作用，在其一些著作中多次論述了經濟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至關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就特別強調「階級均勢」對政變最終發生的決定性作用，而在《資本論》中關於工作日的部分，則表明了立法起著重大的作用。特裡·伊格爾頓也認為：「那種以為對馬克思來說一切事物都是由『經濟』決定的說法，是荒唐的且過於片面的。在馬克思看來，是階級鬥爭塑造了歷史進程，而階級並不能被還原為經濟因素。」
馬克思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揭示了經濟對人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將經濟置於基礎地位，並用基礎來指稱經濟，進而將基礎與上層建築概念轉化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概念，從而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專有概念。這一思想既體現了歷史唯物論，又符合歷史辯證法。由是觀之，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基礎性作用）是就它在社會結構整體中的地位來說的，而不是社會中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得到解釋。恩格斯說過：「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語音變的起源，那麼，很難不鬧出笑話來。」社會現象紛繁複雜，任何社會現象都企圖求解於經濟因素是不切現實的。在恩格斯眼裡，19世紀經濟落後的德國，相比英法而言仍然是第一小提琴手。他對作為上層建築觀念形態的哲學特點的解釋，並沒有簡單求之於經濟發展水平。他不僅重視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而且非常重視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對於哲學特點的影響。在《英國狀況》中講到德國發生哲學革命時，恩格斯指出：「德國人，信仰基督教唯靈論的民族，經歷的是哲學革命；法國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義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須經過政治的道路來完成革命；英國人，這個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蘭西成分的混合體，……英國人也就捲入了一場更廣泛的革命，即社會革命」。恩格斯認為這需要詳細地認真地加以探討，因為不同的民族所佔的地位，至少在近代所佔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們的歷史哲學裡還很少涉及，或者更準確點而言，根本就沒有闡釋。而這種區別是不能簡單從經濟發展差異中得到合理解釋的。由此看來，在歷史研究中，在注重經濟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同時，應該關註上層建築各個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人類社會結構中，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地理環境都有它的作用。即使在現代社會經濟生活起首要作用的歷史條件下，也不能把任何歷史現象歸結為「經濟基礎」一了百了。馬克思認為，即便是「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社會發展從來不是單一的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因素起作用，在諸多合力相互作用下發展，但經濟起著基礎性作用。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多因素論，因為它在多種因素中抓住其中起基礎性作用或言決定作用的因素即經濟因素。像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顯然走入誤區，只有多點論沒有重點論。恩格斯則提出「中軸線理論」，將經濟形象地比喻為中軸線，起最終的決定作用；其他影響因素則歸根到底圍繞在經濟這個中軸線周圍發揮其作用。「歷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是對發現社會生活中的規律性作出貢獻……如果我們沒有認識支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管是那些只適用於短時期的規律還是對許多時代都一直在起作用的規律，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通過控制社會生活的各種因素來組織社會生活。我們只有掌握了預見我們有意識行動的後果的根據，才能控制社會生活。」所以，託波爾斯基說，當我們談到作為一種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時，我們所指的是一系列的關於過去事件的一般陳述，即揭示社會中的運動和發展的陳述。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它告訴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掌握社會發展規律是前提。歷史唯物主義是從生產方式的最終決定作用來揭示社會運動和發展的基礎，而不是對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要給予經濟學的解釋。經濟發展不能代替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但沒有經濟發展社會絕不可能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將經濟看成基礎，但並非全部和一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只有同時存在，才是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詮釋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應重視經濟在社會發展中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影響。但據此一葉障目，必然是偏好於宏觀大敘事，而忽視每個社會的差異性和特徵以及豐富多樣的社會事實，就不能從其他多種因素的作用中尋求對現實的合理解答。
事實上，歷史辯證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兩者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的經典資本主義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將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歷史決定論，這幾乎是所有反對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共同藉口。馬克思他們當然沒有使用過「歷史決定論」的提法，其承認經濟在歷史中起主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理論是歷史規律論而不是機械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是以實踐為邏輯起點的歷史辯證法。它反對歷史無規律論、歷史唯意志論和歷史多因素決定論。它承認在社會結構或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因素相比，經濟因素起決定性作用。「決定」一詞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時常出現，但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決定」一詞不是關乎某一具體歷史實踐和人物形成的必然性和不可改變性，也並非否認歷史事件和人物形成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因而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是關於社會宏觀結構的規律理論。這種蘊含歷史辯證法的歷史觀是就歷史有規律角度來說的，而非歷史一切都已安排好，無須努力和奮鬥。歷史唯物主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否定意志自由，它的「決定論思想確認人的行為的必然性，摒棄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動的評價。恰巧相反，只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作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什麼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可見，人類的意志要真正獲得自由，就必須在認識和利用規律中獲得意志自由和對經濟這個決定因素髮揮能動的反作用。歷史辯證法承認因果性，但因果性不等於必然性。歷史必然性是通過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實現某種可能性與排除其他可能性發生而實現的。世界上任何事件都有原因，但不能得出凡是有原因的都是必然的。西方國家誰當選總統、誰沒當選，有多種偶然性因素的影響，有可能是某種突發事件，乃至自然災害的發生，但都無法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體制和根本政策，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本質所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說到底就是對歷史中導致必然性的決定性因素的發現，同時又強調辯證地看待因果聯繫、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
質言之，「經濟決定論」絕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相統一的歷史觀，它既主張社會歷史發展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自然歷史過程」，又強調人的主體存在及其能動性，強調「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既主張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又強調上層建築諸因素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它把主體的作用作為客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環節包含在歷史必然性之中。將主體排除在外的決定論，是用自然主義方式來看待社會規律，完全抹殺了社會生活的特點。經濟因素歸根到底起最終決定作用正是表現在人們的動機和結果中，「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歷史唯物主義不同於機械決定論，它是許多複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固然取決於經濟這個最終決定力量，但同樣離不開包含主觀努力在內的其他因素。列寧認為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顯然是讚揚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非其唯心主義。作為蘊含歷史辯證法的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無人」的辯證法，它強調社會歷史就是人在既定的現實關係中進行創造的有主體的一元決定和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統一，是關於在各種社會因素中起最終決定作用的理論，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如果遺忘掉辯證法，我們就無法釐清歷史唯物主義與一般唯物主義的區別。這是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準則和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