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以甲午戰爭為轉折點。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對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視的態度。甲午後，「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了「泱泱大國」的大清朝。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日本，並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一場學習日本的熱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然而，新學制的制定並沒有取得預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並制定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學制。清末學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學制制定的，但由於清政府沒有放棄「中體西用」的指導方針，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強敵何以成為榜樣
「壬寅──癸卯學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複雜。
首先，甲午戰敗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衝擊比中國晚十幾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親善條約》使日本人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為契機，進行了自強改革，而中國卻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換來的短暫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國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是：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甲午戰爭中，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告訴中國人，日本已不是「蕞爾小國」。甲午戰爭，對中國而言，慘敗於日本比慘敗於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為前者是往昔向己稱臣的東洋「學生」。戰後的中國人對日本充滿了痛恨和仇視，但是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對日本帶有一種欽慕，將其作為學習的榜樣。
其次，改革人士的積極呼籲。康有為明確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的口號，並提出了「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梁啓超在《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折》，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江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兩篇文章中，明確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認為留學日本的益處多於留學歐美。張之洞指出：「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輿諸人，皆二十年前東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會奏《複議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學日本。在這些革新人士的積極策動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現了一系列鼓勵留學日本的政策，並派遣大批官員赴日考察，主動學習。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中國全面向日本學習的時期，1898～1907年被稱為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淵源。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門」。「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漢字比例為十之六、七。「同種」，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黃種人，在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與日本地屬同州，政體、民情最為相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效日本。」「同門」，中國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謂「師出同門」。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早在隋唐時期就有過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學習，只是當時中國是出於文化輸出地位，但是這畢竟給後來中國學習日本提供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
夏偕復指出：「今日欲立學校宜取法於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鮮，取徑尤易。……我於日本，古來政治之大體相同，宗教之並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種，往來最久，風土尤相同，故其國現行之教育與我國之性無歧趨，則行之無害而有功。」
複次，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甲午戰後，日本企圖獨霸中國，苦於實力不足，不得不另謀他法。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對中國進行滲透。有人聲稱：「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正，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知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
日本對清朝的教育改革極力施加影響，熱情的接待中國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學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視，尤其是當時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緣，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赴日學習，路近費省，這對於財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張之洞指出：「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
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君主制，這是讓中國決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變「皇祚」的前提下，通過變革來擺脫危機。「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而近鄰日本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謀學習的榜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歐美等西方各國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體制。中國向日本學習，可以減少摸索、嘗試的代價。
最後，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雖為第三國的中國，因交戰地點在中國東北，使中國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中國向日本學習的信念。
「學生」成了「先生」
甲午戰後，中國全新審視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官員赴日學習，同時高薪聘請日本教習來中國任教。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制定了頗具影響力的「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
(一)「走出去」與「引進來」並行
康有為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把著眼點瞄準了日本教育。於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拉開了留學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學生13名。留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在1902年以後快速增加，1905年達8000餘人。
留日學生積極翻譯日本教育理論如《東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學校制度》、《日本明治學制沿革史》、《新編日本教育法規》、《日本學制大綱》等。在制定「壬寅學制」的張百熙和制定「癸卯學制」的張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學生；另外，清政府還特別派吳汝綸、羅振玉、姚錫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