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線記者 邊鈺
當前，由省文化和旅遊廳、四川日報社等單位聯合發起的「安逸四川」徵文大賽正在火熱進行中。
「安逸」作為四川人常用的口頭禪，代表了人們對一種舒適、安然、自在的生活狀態的肯定，是一種美好心情的抒發。安逸，也是四川人的精神底色。這樣一抹底色，可以從文學上聽到回音，可以在繪畫中覓得蹤影。8月29日，著名藝術評論家、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吳永強接受記者採訪時，從四川繪畫史角度，將潛藏於畫意背後的四川安逸基因娓娓道來。
受訪者供圖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吳永強看來，安逸有如一股源頭活水，滋養了四川古今畫家的爛漫畫意。這股安逸的「活水」，造就了西蜀黃筌筆下的精細花鳥畫，滋養了上世紀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陳子莊等開啟藝術變法的靈感，也培植了四川美術熱愛故園、親近日常的鄉土傳統。
四川獨特的盆地地理環境和良好的氣候條件，使其成為一種家園的象徵，戰時可避亂，平時宜生活。唐末時期避亂蜀中的孫位、張南本、常粲、滕昌祐、刁光胤等畫家推動了西蜀繪畫的繁榮，並間接促成了中國畫院制度的誕生；抗戰時期四川作為大後方也吸引了一大批域外畫家入蜀。在上個世紀80年代構成新時期美術重要一環的鄉土自然主義油畫，也是從四川這片土地上濫觴的。鄉土自然主義迅速將舔舐傷口的傷痕美術轉化為對鄉土生活的「在地性」情感，從而將對歷史的反思演化為對生活、對故土本身的擁抱，提示了生活的意義不在於糾結過去的苦難，而在於創造未來的幸福。
當時，羅中立、程叢林、高小華、何多苓、周春芽等人的鄉土題材作品，通過對小人物的描繪，將歷史變革的轉機、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寄寓於對鄉土日常生活的描繪，從而以浸透著四川文化底色的人文情懷，高度地呼應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時代主旋律，引起了人們的深切共鳴，成為現當代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畫頁。
繁盛的花鳥畫背後 雋藏著「安逸」生活的底色
五代時期，王建據蜀，重用文人雅士，一時間竟成「文人皆入蜀」的局面，成都府當時成了可以同洛陽、長安比肩的大都市。畫家們在此寄情自然，託懷丹青。成都本地畫家黃筌融眾家之長，以工筆花鳥畫開創中國院體畫派先河，從而與南唐徐熙開創的寫意畫風並行，形成「黃家富貴，徐家野逸」的格局，深刻地影響了後世中國畫的發展。吳永強說，如果仔細梳理，我們會發現，從古至今，許多身臨蜀地的畫家偏愛花鳥畫，而且成就斐然。黃筌和他的兩個兒子黃居寶、黃居寀由蜀入宋，執掌畫院，威重兩朝，使得黃家體制力壓群芳，興盛百年。待文人畫興，川籍花鳥畫家又以文人逸筆拓進寫意境界，蘇軾、文同等青史留名。南宋畫家牧溪以減筆法畫花鳥，寂趣禪境，遠傳東洋，為日本畫界所崇，被尊為畫道「恩人」。牧溪儘管生卒年月難考，但籍貫在蜀，卻十分明確。這些例子可見川人在歷史上對花鳥畫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紀，四川花鳥畫更是群星璀璨。不必說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傅抱石等外來大家，單看生於四川或因為長期定居四川而終成蜀人的畫家，便可列出張大千、陳子莊、張善孖、馮灌父、劉既明、李瓊久、晏濟元、蘇葆楨、閻松父、趙蘊玉、朱佩君、伍瘦梅、陳亮清、周北溪等一大串名字。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中原山水畫代表了遠遊，那麼，蜀中花鳥畫就代表了歸來，它也許不如前者那樣慷慨激昂，但卻更能反映生活的質地。兩者之間形成了微觀敘事與宏大敘事的對比。
20世紀70年代後，新時期美術的變革就是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敘事的轉變，讓美術有了普通人的影子和平凡生活的氣息，並因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美術的現代性進程。而這種微觀敘事的氣質就孕育在四川美術的傳統中，存在於蜀中花鳥畫雋永可親的形象裡。吳永強說，花鳥畫常和「家」「自然風物」聯繫在一起，這反映了居蜀畫家們的一種生活與感情狀態，「只有長時間處於一種從容的心理氛圍，保持對生活的熱愛，他們才可能對身邊事物有細敏的觀察，才有閒情逸緻去捕捉植物禽鳥生息之態，感悟自然生靈『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的自由暢快。」
繪畫中的詩意敘事 代表了「逸品」的當代回歸
「安逸」既是一種舒適狀態，也是一種身心格調乃至於精神境界。吳永強說，「安逸」之「逸」曾經作為中國詩書畫的最高品類受到推崇，稱為「逸品」或者「逸格」。中唐的皎然在《詩式》中始列「逸」為第二位；其後，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增加「逸品」；到北宋初年，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裡最終把「逸格」置於「神」「妙」「能」諸格之上，到這時，「逸格」便上升為中國畫的最高境界。這反映了唐五代以來繪畫藝術發展的新趨勢，也預告了兩宋以後以文人畫為準則的中國古典藝術精神的形成。而益州的中心在蜀漢，益州的治所在成都。這似乎告訴我們，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畫的美學精神與四川的「安逸」文化有曲折的淵源關係。
「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畫意濃。」這是黃賓虹遊歷蜀中山水後發出的讚嘆，就好像在說，蜀中山水本身即為「逸品」，引得畫家「逸興遄飛」。吳永強提到，蜀中山水風物不僅影響了黃賓虹，還影響了傅抱石、關山月等名家。在這片天人合一、物我和諧的土地上，最能生出詩情畫意，「所以，安逸對川人而言，不是懶散無為，而是自由自在，是平凡人生對不平凡的發現和體驗。這是一種文化態度，四川繪畫表達了這種文化態度。」
順著歷史長河下行，吳永強再次提到四川當代繪畫。他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以羅中立為代表開啟的鄉土畫風，代表了四川美術向著其固有文化態度的一次回歸，以此形成轉折性影響，賦予了四川當代繪畫一個重要特色，即「詩性敘事」，體現為接地氣的題材，去聖化的面貌和詩意化的品格。它感悟日常，親近生活，放飛自我；它因腳踏實地而「安」，因放飛夢想而「逸」。
在中國畫方面，花鳥畫自不必說，四川山水畫從小景中見大氣象，四川人物畫從細微出見真精神。在西畫方面，眼前一花一草、身邊一景一物，都能引起藝術家詩意的懷想，例如，何多苓的《雜花寫生》系列、周春芽的《綠狗系列》《桃花系列》《園林系列》等，無不從身邊的事物畫起，但又無不逸興致遠，詩心洩露，堪稱當代的「逸品」。
「『逸品』之能成為一種美學境界，在於它所表徵的不僅是詩意，還有人生的哲理。」吳永強指出，四川當代繪畫所習用的題材雖然是自然界和畫家身邊的微觀事物，但實際上指涉的是人的生活，平平凡凡卻值得一過的生活。「這就是『安逸』的真諦，就像加繆在《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描繪的那樣，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明知人生有限，結局徒勞，但還是要奮力推動。因此加繆說：『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西西弗斯的石頭，是悲慘的源泉，也是重獲幸福的踏板。……人一定要想像西西弗斯的快樂……因為向著高處掙扎本身足以填滿一個人的心靈。』」我們因這樣的人生而安，因這樣的人生而興味盎然，因為我們在生活、勞作的行動過程中發現了人生的意義。吳永強說，「這就是四川『安逸』文化的真正內蘊，內中是東方人達觀的智慧和陽光的心情，而四川繪畫典型地詮釋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