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位於煙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由18108個大小島嶼組成的「萬島之國」，爪哇島就是這萬島之中排名第四的大島。本文探討明代中國與爪哇的歷史關係，從單純關注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到關注跨國群體活動及其歷史書寫，構成重新認識全球化發生與衍化過程的重要資源。本文選取中外史學界鮮少著意的爪哇井裡汶，探究地名與港口定位、鄭和下西洋與當地關係、蘇南·古農·查迪與王珍娘的故事，由此追尋爪哇自東向西從廚閩、錦石、泗水，到三寶壟、井裡汶、萬丹、雅加達的港口發展演變史的脈絡，以期有助於對早期全球化歷史面貌的認知。並指出這些變化均在西方人到達前發生，以往過分強調西方大航海影響的觀點應該加以修正。
關鍵詞：
明代 爪哇 鄭和下西洋 井裡汶 全球史
作者：
萬明（女），195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交往關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爪哇島（Java）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的十字路口，因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的交通要道，吸引了中國、印度、阿拉伯、波斯、歐洲、非洲等地商人在這裡交匯。早在漢朝，中國已開始了與爪哇的友好往來。《後漢書》載：順帝永建六年（131）「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李賢注引《東觀記》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根據法國學者伯希和考證，葉調即爪哇。
從全球史的視野考察，兩國進入全面交流的高潮，是在公元15世紀初鄭和七次下西洋時期，通過國家行為的大規模航海外交，與爪哇當地人以及中國移民發生了頻繁的互動關係，對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公元16世紀以後的歷史產生了持續而廣泛的影響。
一、鄭和下西洋與爪哇
洪武二年（1369）二月，明太祖派遣顏宗載出使爪哇，賜爪哇國王璽書，開始了兩國交往。公元15世紀初，鄭和七次下西洋，經歷28年之久，「天書到處多歡聲，蠻魁酋長爭相迎」，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七次下西洋，明朝使團每次必經爪哇，明代中國與爪哇之間的航線，當時是一條從佔城國新州港（今越南歸仁港Qui Nhom）出發，直航爪哇的航線。
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通事馬歡《瀛涯勝覽》記載：「自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五虎門開船，往西南行，好風十日可到」佔城國。費信《星槎勝覽》云：「自佔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可見從佔城國東北的新州港出發，可直接駛向爪哇，爪哇是鄭和下西洋的第二站。鄭和下西洋沒有航海日誌保存下來，跟隨他下西洋的親歷者著述成為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即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三種書。由於馬歡是通事，他的《瀛涯勝覽》是三書中最為翔實的一部，其中《爪哇國》留下了當時爪哇歷史與社會最為全面的紀錄，下面是其中的主要記載：
爪哇國，古者名闍婆國也。其國有四處，皆無城郭。其他國船來，先至一處名杜板，次至一處名新村，又至一處蘇魯馬益，再至一處名曰滿者伯夷，國王居之。其王之所居，以磚為牆，高三丈餘，周圍二百餘步。其內設重門，甚整潔。房屋如樓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鋪細藤覃或花草蓆，人於其上蟠膝而坐。
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曰革兒昔。原系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其各處番船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自二村投南，船行半日許，則到蘇魯馬益港口。其港口流出淡水，沙淺，大船難進，止用小船。行二十餘裡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十裡到埠頭名漳沽。登岸往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即王居之處也。其處有番人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輔助其王。
費信《星槎勝覽》將爪哇國置於《前集》，中外學界一般認為《前集》是他「親監目識」之國。其中記載：「古名闍婆，自佔城啟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實甲兵器械，乃為東洋諸番之衝要。」提到「港口以入去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茭蔁葉覆屋，鋪店連行為市，買賣聚集」。又記載「蘇魯馬益，亦一村地名也。為市聚貨商舶米糧港口」。對於杜板，則僅記「杜板一村，亦地名也」。
鞏珍《西洋番國志》記載內容與馬歡書無異，也是20國，可視為馬歡書別本。文字簡潔，也記爪哇的四處曰：「爪哇古名闍婆國也。其國有四處，一曰杜板，一曰新村，一曰蘇魯馬益，一曰滿者伯夷。」
綜上所述，當時鄭和下西洋主要是在爪哇島東部活動，到達了爪哇島東部的四個地方：
1.杜板，爪哇語Tuban，又名賭班。即《諸番志》中的打板，《島夷志略》中的杜瓶，今廚閩，在今印度尼西亞東爪哇錦石西北。杜板是當時爪哇島上主要海港。明代後期張燮《東西洋考》中稱「吉力石港，即爪哇之杜板村，史所謂通蒲奔大海者也」。
2.新村，即今爪哇島的格雷西（Gresik），又稱錦石，是滿者伯夷王朝爪哇北岸一個重要商港。後文記載原系沙灘之地，因中國人到此創居，遂名新村，村主是中國人。馬歡記載爪哇的港口新村是華人所創建，居民主要是廣東和福建人，他們把新村建成爪哇的一個商業中心和國際貿易港口。新村創建之初，人口僅千餘名，經過開拓，到公元1523年，發展成為擁有3萬人口的「繁華港口」。
3.蘇魯馬益（Surabaya），又名蘇兒把牙，即今印度尼西亞東爪哇北岸布蘭塔斯河（Brantas River）入海處的蘇臘巴亞，今稱為泗水。
4.滿者伯夷（Madjapahit）是爪哇語Madjapahit、馬來語Majapahit的對音。即《島夷志略》中的門遮把逸，《元史》中的麻喏八歇、麻喏巴歇。明代史籍稱滿者伯夷，指公元13世紀末—公元15世紀末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東部一個強大王國，在今泗水西南，以布蘭塔斯河（Brantas River）附近都城名為國名，滿者伯夷即其譯音。在爪哇語中意思為「苦馬賈果」，即木蘋果。公元1293年建國，公元1478年為東爪哇淡目（Demak）所滅。或稱公元1293—1500年，滿者伯夷王國曾統治馬來半島南部、婆羅洲（Kalimantam Island）、蘇門答臘（Sumatra）和巴利島（Pulau Bali）。
馬歡《瀛涯勝覽》反映了公元15世紀初中國前往爪哇的交通航線以往爪哇島東部為主，鄭和使團人員目睹了中國僑民在爪哇的廚閩、錦石、泗水定居的歷史事實。爪哇島東部港口活躍，與當時滿者伯夷王國建都於此有所關聯，也與中國僑民在爪哇的活動地區集中在東爪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馬歡提到杜板（今廚閩）、新村（今錦石）、蘇魯馬益（今泗水）等港口城市，都有中國人居住。特別是在新村，當時已形成了華人聚落，以廣東人、漳州人、泉州人為主體，說明當時在爪哇的華人已初具規模，對當地的港口以及爪哇的政治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進一步分析，根據《明實錄》記載，爪哇派往中國朝貢的使者中，出現很多華人，表明在鄭和下西洋前後，中國明朝與爪哇的官方外交中，爪哇華人充當了重要角色。現簡列其國任為亞烈（阿烈）的使臣如下（同名者只列一次）:
永樂二年（1404）九月，「爪哇國西王都馬板遣使阿烈於都萬等奉表，貢方物，謝賜印幣」；
永樂三年（1405）十二月，「爪哇國西王都馬板遣使阿烈安達加、李奇等來朝，貢方物」；
洪熙元年（1425）四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頭目亞烈黃扶信貢方物」；
閏七月，「爪哇國舊港宣慰司遣正副使亞烈張佛、那馬等奉表，貢金銀香、象牙方物」；
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亞烈郭信等來朝，貢方物」；
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通事亞烈張顯文等來朝，貢方物」；
宣德四年（1429）八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亞烈龔以善等……貢馬及方物」；十一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亞烈龔用才等貢方物」；
正統元年（1436）七月，「爪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亞烈高乃生等俱來朝，貢馬及方物」；
正統二年（1437）七月，「爪哇國遣使臣亞烈張文顯……來朝」；
正統三年（1438）六月，「爪哇國使臣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本皆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
正統八年（1443）七月，「爪哇國遣使臣李添福等貢方物」；
景泰三年（1452）五月，「爪哇國王剌武遣陪臣亞烈參尚耿等來朝，貢方物」；
景泰五年（1454）五月，「爪哇國王剌武遣臣曾端養、亞烈龔麻等來朝，貢馬、方物」；
成化元年（1465）九月，「爪哇國遣使臣亞烈梁文宣等貢馬、物」。
如同很多中古時期東南亞王國的研究一樣，還原爪哇歷史，需要依賴中國文獻，也需要結合文獻資料與文物資料。爪哇與中國的商貿往來一直繁盛，鄭和下西洋，當時中國的銅錢作為爪哇流通貨幣使用，與鄭和下西洋帶去大量宋明銅錢也是分不開的。考察文獻，《瀛涯勝覽》中的爪哇最重中國青花瓷的記載格外重要：「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並麝香、花絹、紵絲、燒珍之類，則用銅錢買易。」可見公元15世紀早期的爪哇大量進口中國青花瓷。這一事實還可以從考古發掘得到證實。中國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滿者伯夷與中國朝貢關係頻繁；中國與滿者伯夷兩國的商貿興盛，銅錢在滿者伯夷成為流通貨幣，閩廣華人到爪哇定居，形成華人聚落，都促成了貿易的繁盛發展。在滿者伯夷的德羅烏蘭遺址，考古發現大量中國陶瓷。這是研究滿者伯夷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文物資料，是兩國之間繁榮的貿易交流的歷史見證。
綜上所述，無論是鄭和下西洋親歷者的記述，還是明朝官方《明實錄》的記載，都沒有關於井裡汶的紀錄。
二、明代文獻與爪哇文獻中的井裡汶
爪哇是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今天井裡汶是位於西爪哇北部的港口，濱臨爪哇海。井裡汶海域打撈的唐宋時期沉船，已說明這一帶海域在歷史上早已是中國與爪哇海上聯繫的重要通道，打撈出水的船貨不但數量多，種類也多。沉船中打撈的中國瓷器，見證了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新加坡學者認為：「直到最近，考古學家和古代史學家仍傾向於認為，早期東南亞港口的生存主要歸功於來自中國、印度以及近東等外來因素的刺激，以及外銷的需求。這個模式低估了區域內貿易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區域內貿易」即爪哇本土貿易發展的問題。
然而，以往中外史界較少論及井裡汶，更遑論專門研究。公元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主要到達了爪哇島東部，在馬歡等人記述的幾個地名中，並沒有井裡汶，因此在這裡我們來到了一個問題點，即鄭和船隊是否到達過井裡汶？換言之，井裡汶地名於何時彰顯？下面讓我們將鄭和下西洋後中國和爪哇本地文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一）明代文獻中的井裡汶地名考
地名是人們對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範圍的地理實體賦予的專有名稱。在地名形成中，往往有著複雜的演變，是地名，也是山名的情況多見。一地多名，也常造成名稱的混亂。地名的外語與漢語對音，也很容易造成位置的混亂。井裡汶地名就呈現出這種複雜的特徵。
載於茅元儀輯錄《武備志》卷二四〇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經向達先生整理名為《鄭和航海圖》，其中見有「吉利門」之地名，記云：「吉利門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針取長腰嶼，出龍牙門。龍牙門用甲卯針十更船平滿剌加。」向達先生認為「吉利門」在滿剌加港南，即（Kerimun Islands）；觀《鄭和航海圖》中的吉利門位置，是在靠近今馬六甲海峽之處。
又，《鄭和航海圖》的交欄山至爪哇航路，經過「吉利悶」。吉利悶是哪裡？向達先生認為即爪哇三寶壟（Samarang）海上之卡裡摩爪哇群島（Karimon Djava）。觀《鄭和航海圖》中的吉利悶位置，是在爪哇島北部對面海上，指卡裡摩爪哇群島應是無誤。因此《鄭和航海圖》中的「吉利門」與「吉利悶」不是同一地之名。
查《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吉利門條，其中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又作吉裡問山、吉裡悶山、吉裡門、吉裡汶……指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岸外的卡裡摩（Karimun）群島」；第二種是「又作吉利悶、吉裡門山、吉裡悶山、吉裡問山、吉裡問大山、吉裡問、吉裡悶、吉裡文、吉裡門、吉理門、蔣哩悶……指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北面的卡裡摩爪哇（Karimunjawa）群島」。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一地名的複雜情況，不僅存在多種異稱，而且還有名稱相同，地理位置卻並不相同的情況：即一在蘇門答臘島外，一在爪哇島外。
收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的明代《順風相送》一書，主要記載了鄭和下西洋以後至公元16世紀中國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線針路。《順風相送》形成非經一人之手，故其中地名多異，頗難分辨。查向達校注本，見有與井裡汶相關的地名：吉裡門（悶）6處、吉裡問山7處，吧哪大山4處，遮裡問3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出現了地名「遮裡問」。《古代南海地名匯釋》釋為：「又作遮裡問大山、井裡問、井裡汶、井裡汶、砥利文……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北岸的井裡汶（Cheribon）。」井裡汶，亦作Tjirebon。從同音異字出發，在這裡筆者提出一種推測，爪哇島外的吉裡問又稱吉裡悶的，即井裡汶的對音，井裡汶名稱由來與此相關。
下面臚列《順風相送》中相關的幾條航線地名之例，以便分析。
1.《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是從爪哇西部萬丹（Bantam）到池汶（又名遲悶，吉裡地悶，即今帝汶Timor）的針路：「萬丹出嶼外，用乙卯、單卯、甲卯，沿茭綠巴、茭荖園頭、遮裡問、巴哪大山及胡椒山，對開是吉裡問山，西邊有嶼四五個。」針路中遮裡問即今井裡汶，在爪哇島上，對開是吉裡問山。萬曆年間張燮《東西洋考·舟師考》中云：「吉裡問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長，有老古淺，離山宜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保老岸山山與吉裡問相對，俗訛稱吧哪大山，《一統志》所謂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峰，雲復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山」；「又從保老岸山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據載，巴哪大山即保老岸山，在爪哇島上，與吉裡問大山相對，有針路通吉力石（即杜板）。
2.《浯嶼往杜蠻、饒潼》的針路，是從福建出發前往杜蠻（又名杜板、豬蠻，今廚閩）、饒潼（又名饒洞），相關部分如下：「正路，用丙午，三十更，取吉裡問山。單午及丙午，五更，取胡椒山。丁巳及丙巳，十更，取豬蠻。饒潼地與豬蠻相連。吧哪即吉裡問山，對籠。」
這裡的文字「吧哪即吉裡問山」，單看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二者位置似不是面對面，而是合而為一了；但實際意義還在後面的「對籠」上，仍然是相對合一之義。
3.《順塔往淡目》航線，是從順塔起航經遮裡問到今爪哇島東部淡目的一段針路，這段針路如下：「港口開船，用乙卯三更，取茭祿巴山。用乙辰三更，又辰巽，沿山使巡崑峷，使四更，用乙辰三更，平昆峷尾。用乙辰及丁午，沿使四更，取遮裡問。前面有出煙大山名特結。用辰巽三更；乙辰三更，取五角嶼。用卯三更，見崑峷，淡目港口，打水十託，正路，防淺。」這段航程的回針是：「淡目開船，用辛酉，三更，取五角嶼。辛戌，三更、乾戌，沿昆峷使六更見出煙大山。遮裡問大山對開，一更，有三角嶼一個可防。若船在遮裡問港內，開船用子癸。離嶼用辛戌，四更，平崑峷尾，用辛戌，三更；乾戌，四更；又辛戌，四更，取茭祿巴大山。單酉及辛酉，近隴，嶼淺，三更，取順塔昆峷。開，嶼南邊有淺沙壇，防之，使一更收入，妙。」
上述航線中有幾個地名需要解釋。順塔也就是萬丹，又名下港，是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最西部的古國，隔巽他海峽與蘇門答臘島相望，公元16世紀以後國勢繁盛。張燮《東西洋考》記載：「下港即古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稱爪哇。今下港正彼國一巨鎮耳。舶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為咖吧。」淡目是位於爪哇島東北部的古國（1478—1586），創建者拉登·巴達（Radem Patah，？—1518），他趁滿者伯夷國瓦解之機，建立起一個印尼王國。淡目港口，在今爪哇三寶壟東面；茭祿巴大山，在咬吧港，即今雅加達；遮裡問即井裡汶；五角嶼，即今爪哇三寶壟灣。這段回針值得注意，「遮裡問大山對開」，雲在井裡汶有大山對開；值得注意的是「若船在遮裡問港內」，則說明井裡汶是爪哇島上的一個港口，並不是海外的島嶼。
在對這段針路進行敘述時，劉義傑先生直接以「吉裡問」代稱了「遮裡問」。
4.《萬丹往馬神》的針路：「取遮裡問，見出煙大山。用乙卯、單卯十更，取吧哪大山，開是吉裡問山，放洋，用艮寅三十更，取三密港口。」馬神又稱文郎馬神，即今加裡曼丹島南部的Bandjarmasin。三密港即今塞木達（Semuda）。從萬丹起航，沿爪哇島西北岸向東航行到井裡汶，取吧哪大山，對面是吉裡問山，然後「放洋」，駛向爪哇海對岸的三密港。回針簡單：「港口開船，用單坤，三十更，取吉裡問，沿山使至萬丹入港。」「取遮裡問」，「取吧哪大山」，「開是吉裡問山」，這裡是以爪哇海兩岸之山作為標誌進行航行，遮裡問與吉裡問明顯不是一處。
5.新村到滿喇咖針路，名為《新村、爪蛙至滿喇咖山形水勢之圖》。航線從新村即東爪哇錦石（格雷西，Gresik）出發，經杜板即廚閩（圖班，Tuban）、吉裡悶，到舊港再到馬六甲的五嶼。這裡清楚地呈現了從爪哇島東部航往爪哇島西部，經吉裡悶，到蘇門答臘島舊港再到馬六甲五嶼的航線：從爪哇島東部新村出發，經杜板，向西經吉裡悶到蘇門答臘島舊港，這裡的吉裡悶應是井裡汶的位置。
綜合以上明代文獻所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認識：
井裡汶的拼法有兩種：一種是Cirebon，還有一種是Tjirebon。明代中文譯名「遮裡問」，出現在鄭和下西洋以後至公元16世紀的航線上，證明井裡汶是鄭和下西洋以後興起的爪哇西部海港。
吉裡問山，或吉裡悶山，本在爪哇海卡裡摩爪哇群島上，在爪哇北部三寶壟、井裡汶的對面。井裡汶與吉裡問（吉裡悶）之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是根據名稱對音基本相同的特徵。黃盛璋先生曾提出此問題：「吉裡問一般以為爪哇島北之卡裡摩爪哇群島（Kairmun Java），然就對音論亦和井裡汶亦稱井裡問相合。」筆者則進一步認為井裡汶名稱來自吉裡問，還可根據二者的空間位置：共同擁有爪哇海海域。據《鄭和航海圖》所繪地貌特徵，可以判斷在鄭和下西洋時，吉裡悶是卡裡摩爪哇島，是在海上的島嶼，發展到後來的遮裡問，即今天的井裡汶，則是爪哇島陸地上的一個港口城市。伴隨港口城市的發展，地名的內涵有一個擴展過程。井裡汶港口城市興起後在空間上既包括陸地，也包括海洋，即成為指代爪哇島與卡裡摩爪哇島之間廣袤海域的名稱。
進一步分析，在鄭和下西洋之時，由於貿易發展，東爪哇北部沿海城市日益繁榮，其中最主要的城市是廚閩、錦石、泗水等，中國僑民對當地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鄭和下西洋時船隊到過的地方，馬歡等人沒有提及井裡汶，可見當時井裡汶還處於人煙稀少狀況，尚未發展成為一個重要港口城市。但航路所經，鄭和下西洋經過爪哇島與卡裡摩爪哇島之間的海域，也有可能在爪哇島井裡汶登陸。這裡有三寶壟的例子，可作佐證。雖然明代中國史籍從未提到鄭和航行曾到過三寶壟，而印尼華人林天佑馬來文《三寶壟歷史》談及鄭和公元1416年對三寶壟的訪問，以及當地的三寶洞、三寶公廟、王景弘墓等與鄭和及隨從有關廟宇、歷史遺蹟和當地馬來人與華人及土著祭祀鄭和的宗教儀式與活動。這些說明三寶壟、井裡汶作為爪哇港口城市的興起，其名得以彰顯，正是在鄭和下西洋以後；井裡汶的興起，是爪哇島西部航線得到發展，爪哇中西部各港口逐漸興起的一個縮影。
綜上所述，明後期文獻說明，井裡汶是在鄭和下西洋以後發展起來的港口城市，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下，爪哇島中西部的城市逐漸興旺發展起來。下面爪哇本土歷史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
（二）爪哇本地文獻中的井裡汶
在鄭和下西洋前後，華人在爪哇社會發展中做出重要貢獻，雖然以往中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傳播上，但是我們注意到爪哇本地文獻也正反映了鄭和下西洋在爪哇井裡汶的活動及其作用與影響。
爪哇本地華人著述的記載，有《三寶壟編年史》和《井裡汶編年史》兩種。根據陳達生先生《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中譯文及其研究，我們了解到現在所看到的《編年史》其實只是《端古勞》（Tuanku Rao）書中的一篇附錄。《端古勞》的作者是荅達（Batak）人，名叫巴令弄岸（Parlindungan），據他說他是從荷蘭老師波曼（Pootman）那兒得來的資料。1928年，波曼接受政府命令去調查人們所說的成立印尼王國淡目的拉登·巴達（Radem Patah），是一位華人。波曼搜查三寶壟的三寶公廟，及井裡汶的達朗廟（Klenteng Talang），結果發現，廟裡存有大量有關三寶太監與其後華人的各種資料。於是波曼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一份秘密報告，呈給荷蘭殖民政府，當時只印了五份，註明「高度機密文件」，不許普通人閱讀這份文件。這份文件今已遺失。巴令弄岸與波曼是師生關係，所以有幸一睹密件。錢江先生介紹：「荷蘭學者德·格拉夫與皮高德經過仔細審讀、分析兩部馬來文《紀年》後，也同意《紀年》的原始文獻應該是中文，出自公元15—16世紀在當地僑居的早期華人商賈或船員之手，因為文獻中對明朝永樂年間中國朝廷的海外遠航活動之記載相當準確，與中國官方的正史記載一致。」其實，《編年史》創作的年代，被認為很可能是公元18世紀。因為所講述有關鄭和的各細節，都把鄭和神明化了，稱他為「公」。特別應該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當時各地所謂鄭和所創立的建築物，後已改為三寶公廟。陳達生先生認為其中涵蓋了公元15、16世紀的事跡：「正如爪哇其他歷史傳記一樣，編年史最早應該是在民間流傳的鄭和事跡，但由於在民間十分盛行這一故事，所以到了公元18世紀時，便有人陸陸續續的記錄下來，它不是一個人的記錄，可能是許多人及在不同年代所記錄下來的傳說。從編年史中用了大量的單音字，足以證明它最早的版本可能是以中文書寫的。」筆者認為這一論斷是有說服力的。
三寶壟與井裡汶都是在鄭和下西洋以後發展起來的港口城市。《三寶壟編年史》主要記載公元1403—1546年三寶壟華人社會的歷史，《井裡汶編年史》主要記載公元1415—1585年井裡汶華人社會的歷史。公元1413年，是鄭和第四次下西洋，《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記載：是年「明朝艦隊在三寶壟停泊了一個月，以修整他們的船隊。鄭和及其他隨員如馬歡、費信等」，經常到三寶壟華人聚集地去。據說三寶壟的三保廟是當年「三保太監及其侍從」所建。並記述了「1431年（應是1433年——引者注）鄭和逝世，三寶壟的華人社區為他舉行喪禱儀式」。其實《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內容豐富，是爪哇島社會生活與發展情況彌足珍貴的資料。其中記載在公元1411—1416年期間，「在爪哇島今雅加達（Djakarta）附近的安作兒（Antjol）、井裡汶（Tjirebon）、拉森（Lasem）、杜板（Tuban）、錦石（Gresik）、焦東（Djiaotung）、莫若哥多（Modjokerto）等各地也都成立了同樣的社區」。顯然，這正是移民與港口城市發展的真實軌跡。
《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的井裡汶部分，記述公元1415年，井裡汶（Tjeribon）第一個華人社區在柚木山（Gunung Djati）成立。「孔夫子的後代孔武斌（Kung Wu Ping）在柚木山上設立燈塔」，他又在附近的森夢、沙令地和達郎，相繼建立了華人村。沙令地被令提供柚木（Teak），作為裝修木船之用；達朗被分派去管理及維修船塢海港；森夢村則專門管理燈塔。三個華人村莊都要負責提供明朝艦隊的各種軍需食品等。當時，井裡汶人煙稀少，但是土地非常肥沃，因為它地處逝內邁（Tjeremai）火山腳下。這裡明確記述了鄭和下西洋時到達井裡汶的情形，當地華人密切配合，並協助提供各種軍需給養。同時記錄了當時的井裡汶人煙稀少，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結合《劍橋東南亞史》記載東南亞三個造船中心之一，是在爪哇沿岸北部的南望和井裡汶周圍地區，特徵就是那裡有柚木林。或可作為上文的佐證。
根據《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井裡汶王國的興起，與淡目王國，與萬丹王國的關係緊密相關，這一點至關重要，卻一直鮮見揭示，值得特別關注。滿者伯夷王國衰敗後，淡目王國建立並盛極一時，曾派人來到井裡汶，《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記載了當時井裡汶人們的活動細節。淡目的海軍及陸軍來到達朗碼頭，隨軍中有一名叫金山的土生華人，他通曉華語。淡目的總司令沙立夫·喜拉益·華地希拉（Sjarit Hidajat Fatahillah）和達朗來的金山，一起到沙令地會見陳英發（Tan Eng Huat）。淡目軍隊和陳英發一起和平地進入了森夢。淡目總司令以淡目王的名義，冊封了森夢陳英發。淡目的艦隊向西進，金山在陳英發處做客一個月。接著記述的是井裡汶蘇丹王朝的建立：「1552年，25年後，淡目總司令獨自又到森夢來，並沒有軍隊隨行。哈芝陳英發非常驚奇。」淡目的總司令說他已是萬丹王了，還說，「他將於沙令地苦修終生」。陳英發來自福建，當時他說在森夢的華人已經有4代和雲南斷絕了來往，而來自福建的華人在井裡汶大事發展。重要的是，《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特別記載：他要求淡目的前總司令在森夢建立一個華人蘇丹王國，結果是年邁的前任淡目總司令同意了。於是在公元1522到1570年，在森夢華人支持下，「這位前總司令成立了井裡汶王國，都於今日的加色波汗王宮（Kasepuhan）。森夢被放棄了後……森夢的居民們……全部遷到井裡汶定居。井裡汶的第一個蘇丹當然是前淡目總司令莫屬」。
關鍵就在這裡，《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記述中的這位「前淡目總司令沙立夫·喜拉益·華地希拉（Sjarit Hidajat Fatahillah，又譯法拉希拉）」，據查考就是著名的印尼九大賢人之一蘇南·古農·查迪（Sunan Gunung Jati）。他在西爪哇傳教，死後葬於井裡汶查迪山，因此得名蘇南·古農·查迪。他是將淡目王國、井裡汶王國、萬丹王國聯繫起來的一個關鍵人物。但也許是由於他擁有不同的名字，使得以往學者一直沒有注意到他政治上的多重身份：他不僅是淡目的「總司令」，是井裡汶王國創建人，更是萬丹王國的創建人。在時間上，蘇南·古農·查迪建立井裡汶國和萬丹國在公元16世紀以後，相距鄭和下西洋已有近一個世紀，這恰恰反映了鄭和下西洋以後爪哇西部井裡汶港口城市發展的印跡，以及井裡汶與爪哇東部淡目、爪哇西部萬丹的關係。蘇南·古農·查迪影響了井裡汶這座城市的歷史，井裡汶在他的領導下成為井裡汶王國，建都於今天的卡斯普漢王宮，死後葬於井裡汶的查迪山，墓地位於Gunung Jati區外數公裡處。而井裡汶從簡陋的漁村發展到爪哇北部海岸繁忙的港口城市，與爪哇西部港口城市的興起也有著密切關係。印尼史家巴尼記述：「法拉希拉奪取萬丹，1527年又侵佔巴查查蘭的重要港口巽他·葛喇吧（後改名雅加達），以後又徵服井裡汶。」通過蘇南·古農·查迪的業績，可以將萬丹、雅加達、井裡汶按照時間順序連接起來，說明原來在爪哇東部的政治經濟中心向爪哇西部轉移的歷史過程，其間中國移民對於爪哇的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的記述，就是鄭和下西洋對爪哇歷史發展產生了直接或間接影響的見證。
對照《明實錄》記載，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十月爪哇國王派遣使臣來華，此後明朝與爪哇的朝貢往來沒有延續。官方關係既斷，但民間往來不斷，上述明代《順風相送》就是最好的證明。鄭和下西洋激發了整體海上貿易交往的繁盛，引發了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高潮，一直持續至葡萄牙人來到東方，乃至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公元16世紀以後港口貿易發展，當地人與華人在東爪哇的貿易活動向西遷移到西爪哇，推動當時的萬丹王國成為爪哇最重要的貿易口岸。萬曆年間張燮《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中首列「下港」（即萬丹）云：「下港，一名順塔」，「下港為四通百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並在其下附有「加留」。當時的加留，即雅加達，是下港的屬國。根據印尼學者論述，在萬丹貿易中，「中國人大量運來鉛錢，他們還運來了瓷器、絲綢、呢絨、金色絲線、金色絲線刺繡的布帛、針、梳子、傘、拖鞋、扇、紙等，他們購買胡椒、藍靛、檀木、丁香、肉豆蔻、玳瑁和象牙」。由於與中國海商及其他各地商人之間的貿易極為興盛，萬丹就這樣繁榮起來了。公元1596年荷蘭人首次到達爪哇，就是在萬丹港口停泊；公元160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萬丹設立了它在東方的第一個商館；公元1619年荷蘭人從爪哇人手裡奪取了萬丹，改名巴達維亞（Batavia）。所有這些歷史，都指向了一個事實，即萬丹的繁榮發展，是在西方人東來以前就已經發生了，萬丹成為著名的國際貿易中心，所以西方人東來後均匯集於斯。
綜上所述，從爪哇本土文獻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井裡汶在鄭和下西洋以後興起，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爪哇港口自東向西方向的推移，即西部港口興起的歷史軌跡，這無疑可以推進我們對於爪哇港口歷史發展演變脈絡的認知。歷史上，明初官方航路承接了民間傳統貿易航路，由於當時爪哇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東爪哇，故明初前往爪哇的東路航線發達。鄭和下西洋對哇港口貿易中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後在鄭和下西洋推動下，伴隨爪哇滿者伯夷王朝的衰落，淡目王國建立，在向西爪哇擴張過程中，公元16世紀爪哇島政治經濟重心從東爪哇轉移到西爪哇。西爪哇興起了幾個重要的港口城市，凸顯了航線在陸域上的樞紐點，即遮裡問（井裡汶Cirebon）、下港（萬丹Bantam）、加留（雅加達Jakarta），直達爪哇島西端，從而完全改變了爪哇島港口城市發展的格局。中國與爪哇的航線由此得到了開拓發展。更重要的是，海上貿易網絡的新布局及港口變遷為早期全球化國際性樞紐大港，即區域性國際航運中心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或者可以說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三、井裡汶的「述說」：王珍娘及其他
井裡汶在鄭和下西洋以後成為重要航海口岸。鄭和下西洋對井裡汶的影響，在卡斯普漢王宮展現出來。位於印尼西爪哇省井裡汶的卡斯普漢王宮，在印尼語中被稱為Keraton Kasepuhan Cirebon。井裡汶開創卡斯普漢王朝的君主是蘇南·古農·查迪（Sunan Gunung Jati），井裡汶王國以井裡汶為首都。卡斯普漢王宮經過歷史的積澱，成為當地人在這裡例行節日和慶典活動的主要場所，其中保存有紀念明朝王珍娘（Putri Ong Tien）的遺物與遺蹟。據悉在卡斯普漢王家博物館，王珍娘留下的衣服至今仍保存成為館藏珍品，定期開放。
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和認識，往往靠時人或後人的記述和追憶，但對於認識歷史事實，這些記述和追憶卻在有些時候令我們困惑不已。鄭和七下西洋，在東南亞留下大量的傳說，鄭和被神化和塑造為華人開拓東南亞的先驅，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記憶，成為東南亞華人精神寄託的象徵。如馬來亞重要史籍《馬來紀年》記載了明朝公主皇麗寶（Hong Li Po）嫁給滿剌加蘇丹芒速沙的故事，是當地華人融入馬來社會的證據，對此報刊論著均紛紛引述。然而，井裡汶卡斯普漢（Kaspuhan）王宮的王珍娘，卻一直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視域。華嘉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到井裡汶遊覽，介紹了當地一個傳說：「這個傳說是從十六世紀留傳下來的。大概在1550年，井裡汶國的一個王子到中國去朝貢，實質上就是一種以物易物的通商，他帶去很多爪哇的珍貴禮物，中國的皇帝看見了非常高興，於是賜了一個公主嫁給他。兩口子回到井裡汶來，王子說公主有了三個月孕，大家都不相信，後來果然到時候生下來一個漂亮的孩子，於是大家就對王子和他的妻子很尊敬。王子做了國王以後，看見公主常常想念故鄉，就在海邊的蘇牙拉基湖上給她蓋了—座望鄉臺，每逢中國的節日，就陪了她到望鄉臺去遠望北邊的祖國。以後他們的兒子也做了國王，世世代代都和中國來往。」顯然，他記述的正是王珍娘的故事，只是沒有王珍娘之名出現。在卡斯普漢王宮裡，王珍娘是蘇南·古農·查迪的王后。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蘇南的墓下方，也有她的墓地。可是迄今王珍娘的來歷仍是一個謎。
讓我們來看印尼學者根據印度尼西亞文獻與口頭傳述撰述的關於蘇南·古農·查迪與王珍娘的故事。蘇南·古農·查迪「在韃靼之國的傳教引起了該國皇帝的注意」，皇帝本欲將蘇南·古農·查迪驅逐出境，後來利用女兒（Nio Ong Tien）設計考驗，讓公主假裝懷孕，可蘇南·古農·查迪的預言成真，公主真的懷孕了。為了使公主停止懷孕，皇帝請來了他的老師三寶太監（Sam Po Taizin）為其排憂，但其方法並不奏效。上述故事在公主與蘇南·古農·查迪結婚的故事中得到延續，二人結婚的故事僅在發源於井裡汶歷史及巽他編年史（Babad Tanah Sunda）的當地民間傳說中有所提及：一天蘇南·古農·查迪在鄉間傳教，忽然有一大隊來自華國（原文：中國人之國）的人馬簇擁著一個身懷六甲的美麗公主來到此地。這位公主就是Nio Ong Tien，她此番來的目的便是尋找蘇南·古農·查迪。公主向蘇南·古農·查迪表達悔意，希望他能將自己腹中之物取出。同時，公主也表明自己不會再回國，願意留在井裡汶，和蘇南·古農·查迪度過餘生。蘇南·古農·查迪觸碰公主的腹部，念了兩句禱詞，只消片刻，公主腹中的黃銅獎盃便與其身體分離，公主的身體也終於恢復了原樣。然而與此同時，公主腹中黃銅的獎盃也登時化作一個面泛金光、目光炯炯、面容美好的男嬰。該男嬰被賜名雷登·葛姆寧（Raden Kemuning）。這個男嬰在長大成人後，將成為卡傑尼一地之領袖。隨後，蘇南·古農·查迪和公主起身前往井裡汶的小村莊。在這個小村莊裡，二人舉行了簡短的婚禮。在與蘇南·古農·查迪結婚，成為其新娘後，Nio Ong Tien公主入鄉隨俗，更名為拉拉·蘇曼丁（Nyi Mas Rara Sumanding）。這是一個情節生動、饒有趣味的傳說故事。
發掘傳說背後的歷史信息，探考傳說的中國要素在爪哇的淵源關係，還原爪哇王珍娘的歷史大背景，解析爪哇地域文化興衰更替的線索，特別是追尋井裡汶王珍娘的歷史原型，需要了解蘇南·古農·查迪其人（？—1570， Sunan Gunung Jati，葡萄牙文獻稱為Faletehan）。上面已經提到他是印尼鼎鼎大名的九大賢人之一，構成這謎一樣迎娶王珍娘的故事，有兩個關節點：一是井裡汶與鄭和下西洋發生聯繫的歷史背景，傳說故事中明確提及皇帝請來了他的老師「三寶太監」；二是迄今當地人們對於明代中國與爪哇關係歷史的追憶。這樁婚姻也許是兩個國家間一系列更為複雜的文化和經濟關係的冰山一角，而在井裡汶的蘇南·古農·查迪墓與王珍娘墓，也充分展現了中國文化與印尼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交融。鄭和下西洋激發了印度洋整體貿易的繁盛，華人在爪哇的活動高潮一直持續至葡萄牙人來到東方以後。公元16世紀初年到來的葡萄牙人託梅·皮雷斯（Tomé Pires）撰寫的《東方志》（The Suma Oriental）中，也曾提到當地人告訴葡人說，「爪哇人曾和中國人聯姻，中國的一個皇帝把他的女兒之一送到爪哇嫁給巴他拉羅闍蘇達（Batara Raja Cuda），並且派許多中國人護送她到爪哇，同時送去現在還是通貨的錢幣」。可見傳說故事流傳甚廣。
據當地人記憶，蘇南·古農·查迪在公元1497年（明弘治十年）娶了王珍娘。我們從明朝制度史出發考察，其歷史真實性無法確認。在中國，寬泛意義上的和親，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而嚴格意義上的和親始於漢代。君主為了免於戰爭與異族統治者通婚和好，自漢以後一直到清代，幾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數不等、緣由各異的和親。只有宋朝與明朝是例外。根據明朝文獻記載，明朝從來沒有和親政策，在對外交往中從未採用這種政治聯姻的方式，在制度上也從未出現過和親，即遠嫁公主之例，這是明朝不同於中國古代歷朝歷代之處。既然在明代對外關係實踐中，我們找不到一例和親，因此在明代文獻裡是找不到王珍娘的任何記載的。
關於其的來歷，另一種解釋值得特別關注。王任叔先生指出，在印尼和馬來半島的許多傳說中，常常提到那兒的國王和貴族與公主結婚。這裡的「公主」實際上是當地的「華僑女子」。陳達生先生進一步分析指出：「編年史也說明了在十五、十六世紀時，華人……也存在與土著普遍通婚的現象，極大多數是華人男子與土著女子結婚，他們所生的男兒，取名只有兩個字，女兒則稱為『華人公主』，華人公主成為土王顯貴擇偶的首選。」王賡武先生研究認為：這些華人與土著人所生的混血兒，就是峇峇（Baba），或土生華人（Peranakan），他們在公元15—18世紀的政治與商業舞臺上做出過巨大貢獻。蘇南·古農·查迪是九大賢人之一（wali songo），他所娶的明朝公主王珍娘，很可能就是這樣一位「華人公主」。根據《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中記載：「1553年，為了在新興的井裡汶王國有個王后，年已老邁的井裡汶蘇丹娶了哈芝陳英發的女兒為妻，從森夢到井裡汶王宮，一路上，人們以『華人公主』的大禮迎接她，有如當時三寶公在明朝宮中的盛況。她是由侄兒陳三才（Tan Sam Tjai）護送而來的。」這裡明確說明這位井裡汶王國的王后，就是來自福建的陳英發的女兒。
另據張永和《瓦希德傳》記載，印度尼西亞原總統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祖上陳金漢隨同鄭和下西洋到海外，「落戶東爪哇絨望鎮德南雅鄉，一直繁衍下來」。並記載瓦希德親口對記者說：「我的祖先有個成員的妹妹成為一名公主，她被派往滿者伯夷（十三至十六世紀印尼印度教古王國，又譯麻喏巴歇），與該國末代國王巴拉耶威五世結婚。」他還說：「我的祖先陳金漢（Tan Kin Han）……到了滿者伯夷，後來娶了一位公主的女兒。他一個兄弟的阿拉伯文姓名是Abdul Palah，中文名譯音是Tan Eng Hua。」這一名字，經記者確認是「福建（閩南音）的陳英發」。該書還記載：歷史資料表明，晉江「陳金漢是在永樂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5月跟隨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從晉江遷徙到海外，最後定居印尼東爪哇」。
根據《爪哇編年史》記載，14世紀一位名叫Dara Wiat的佔婆公主來到爪哇，與滿者伯夷國王Angka Wijaya結婚，「她死於1398年，滿者伯夷國王……為她舉行葬禮，她的陵墓至今仍在滿者伯夷故都」。印度尼西亞史家薩努西·巴尼一方面記述：根據傳說，有一位佔婆公主和麻諾巴歇王結婚。「人們指出了這位公主的墳墓在麻諾巴歇首都，其年份為1448年。」另一方面他又對傳說提出了質疑：「但是這個墳墓可能不是麻喏巴歇王后的墳墓，佔婆公主也可能不是和麻喏巴歇王結婚。」在同書中，他還記載了另一個傳說：「人們認為淡目的第一個國王是拉登·巴達，據傳說拉登·巴達是麻喏巴歇末朝國王勃羅威佐約和公主生的兒子，公主跟隨勃羅威佐約的兒子阿爾諾·達瑪爾到巨港去，阿爾諾·達瑪爾被委任為副王，拉登·巴達是在巨港出生的，長大後回到爪哇。」《三寶壟華人編年史》記載了鄭和下西洋時期「佔婆公主」之說：在公元1419年，海軍司令三寶公任命佔婆（Tjampa）的彭德慶（Bong Tak Keng）為南洋各地蓬勃興起的華人社區的總管。彭德慶來自雲南，曾被佔婆政府任命為官員，以促進海外貿易。他受命擔任海外華人總管後，任命了許多來自雲南的華人為各個港口的華人首領。彭德慶的女婿馬洪福（Ma Hong Fu），是明朝雲南總兵之子，於公元1424年奉明朝皇帝的派遣，出使滿者伯夷。他與妻子由費信一路陪同，從三寶壟前往滿者伯夷朝廷。「馬洪福的妻子名Putri Tjampa，意思是『來自佔婆的公主』。」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直接提到了費信，而來自佔婆王國的華人對爪哇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待發掘史料進一步研究。
古代文化視線的交匯，往往出現某某國公主，由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公主的母題。公共記憶的「場」，是鄭和下西洋前後在井裡汶的活動場域。公主記憶，是現實與追憶的接點，包括記憶共同體的創造，表明記憶的斷裂與接續。傳說中哪一部分是真實的，現已難以分辨。這些傳說顯然攙雜著許多神話成分，但是其中部分說明了，無論是滿者伯夷、淡目，還是井裡汶，都有著與中國的血脈關聯。傳說未必可靠，卻折射出明代中國與爪哇之間的歷史親緣關係，王珍娘的故事，恰恰說明鄭和下西洋以後，中國移民已經融入當地社會之中，中國故事和文化的影響力長期以來在井裡汶存留了下來，卡斯普漢王宮中王珍娘的遺蹟與遺物，圍牆上鑲嵌著的很多中國瓷器，以及在蘇南·古農·查迪墓附近的大量中國瓷器，這些至今鮮活的中國元素與井裡汶主流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元素融洽地展現在一起，是明代中國與爪哇井裡汶以及國際間多元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傳說並非全部是神話，與現實緊密相連，王珍娘是一位中國婦女，這是整個故事中的真實部分，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中國與井裡汶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
四、結語
從單純關注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到關注跨國群體活動及其歷史書寫，構成我們重新認識明代中國與爪哇關係的重要資源，下面是形成的幾點認識：
第一，井裡汶的歷史一直未引起史學界應有的關注。根據馬歡《瀛涯勝覽》等下西洋親歷者第一手資料記載，鄭和下西洋到達爪哇東部的四處地方，完全沒有提及井裡汶，說明鄭和下西洋時的井裡汶還沒有形成興盛的港口城市；以明代文獻與爪哇本土文獻結合，分析鄭和下西洋有可能在井裡汶登陸，只是由於當時的發展水平較低而名不見於史著，從而印證了井裡汶是在鄭和下西洋以後興起的爪哇港口城市。
第二，井裡汶的地名和港口定位問題。井裡汶並不在《鄭和航海圖》中卡裡摩爪哇島的位置，而是在爪哇島上新興的港口城市，並發展為指代爪哇島與卡裡摩島之間廣袤的爪哇海海域的地名。《順風相送》等明代文獻表明，井裡汶是鄭和下西洋後在爪哇中西部興起的港口城市，實際上是公元15世紀中後期隨著海上貿易發展而崛起的，到公元16世紀，井裡汶已是爪哇北方沿海一個繁盛的港口城市。
第三，井裡汶作為海港城市的基礎，是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奠定的。從文獻與實物兩方面考察，都存在鄭和下西洋影響的明確例證。追尋井裡汶的興起，鄭和下西洋時期實為關鍵。鄭和下西洋推動爪哇作為異常活躍的海上絲綢之路網絡的一部分，外來移民群體融入當地社區，為井裡汶社會帶來新的發展契機。鄭和下西洋在爪哇的影響持久延續的歷史見證，至今鮮活地呈現在井裡汶卡斯普漢王宮等地，王珍娘的傳說與文物遺存，則是中國與井裡汶血脈關聯的典型例證。
第四，進一步突破以往鄭和下西洋研究的局限，考察公元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後爪哇港口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可大致復原海上絲綢之路爪哇段的航線變遷與港口城市發展歷史進程，可見網絡從爪哇東部轉移到爪哇西部的軌跡十分明顯：從廚閩、錦石、泗水，到三寶壟、井裡汶、萬丹、雅加達，爪哇西部港口的大規模發展是在公元15世紀下半葉。貿易港口逐漸西移，最終移至距離蘇門答臘島最近的萬丹。萬丹是隨著海上貿易向西部發展而興起的，到公元15世紀末一度成為著名的國際性商品貿易集散地。總之，上述爪哇中西部港口重要節點的地位，均構建於公元15世紀初以後，至公元16世紀，也就是在西方東來前已逐漸形成，因此我們有必要強調爪哇經濟社會內在的發展動力，對於過分誇大西方殖民者對爪哇經濟發展影響的傳統觀點，應該加以修正。
第五，關於全球化研究的思考。全球史意味著以全球的視角重新梳理人類交往的歷史，關注全球空間發生的人類經驗。海洋是把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連接在一起的紐帶，考察人類歷史上的航海現象和海上各國各地區的交往與聯繫，是全球史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公元15世紀初葉鄭和下西洋，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達於鼎盛，到公元15世紀末，伴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爪哇中西部港口城市迅速崛起，西部航線取代東部成為海上貿易網絡中最重要的交通幹線。因此公元16世紀西方東來以後在爪哇選擇的通商口岸，主要就是西部港口城市。這些港口城市在鄭和下西洋以後數十年的海上貿易中得到很大發展，當時已成為爪哇西部重要的流通樞紐。我們不否認西方東來後對於爪哇社會發展的作用，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爪哇西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實際上在此前已經奠定。全球化是一個較長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以西方大航海劃分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以西方大航海作為全球化研究的起點，似乎全球化是西方帶來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是將歷史人為地割斷，局限了全球化過程的研究。在全球史的視野下，探討明代中國與爪哇的這段互動關係，特別是鄭和下西洋的作用，強調爪哇本土內在的發展動力，認真考察爪哇港口城市的發展脈絡，有助於我們對於早期全球化歷史面貌的認知，對深化全球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初稿在2018年井裡汶召開的印度尼西亞9城市鄭和足跡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現重新修改完成。在此衷心感謝井裡汶Permadi Budiatma先生、新加坡陳達生先生，並對陳達生先生惠賜《三寶壟及井裡汶馬來編年史》中譯稿致以謝忱。
（本文原刊於《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2期，轉載自「社科期刊網」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