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除了讀與研究有關的書籍之外，為了更新課程內容，還是要留意新上市的中譯本，以便推薦給學生。以下是2018年為準備授課而閱讀的部分書籍，限於篇幅，主要談三本關於大歷史和全球史的著作。
弗雷德·斯皮爾著，張井梅、王利紅譯：《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弗雷德·斯皮爾提及自己研究大歷史的契機是因為在1968年觀看了阿波羅8號首次登陸月球的黑白電視實況轉播。1969年的《時代》周刊上刊登的地出（Earthrise）圖則「徹底顛覆了我對地球的看法」（《大歷史》前言和致謝，第1—2頁），也解釋了這本書的原作封面圖的由來。
1969年1月3日《時代》周刊封面上是三位阿波羅8號上的太空人。斯皮爾稱是在1月10日的《時代》周刊上讀到了地出圖。斯皮爾原作封面與中文本封面對地球的認識視角的轉變成了一粒播在斯皮爾心中的種子。不止斯皮爾，許多人對「全球」的直觀認識，都源自這次直播和地出圖。這是人類第一次從外部視角觀察所在，是對作為整體的「全球」的具象化，距今不過50年的時間。
儘管最初學習的是生物化學，但是在接觸到大衛·克裡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大歷史課程之後，斯皮爾獲得了解釋自我和周圍一切的新路徑。他認為大歷史和其他任何學科的不同在於「把所有過往研究整合成一種新穎連貫的視角」，並從1994年開始構建大歷史課程，在1996年出版了《大歷史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2005年發表的論文《大歷史如何運行：能量流與複雜性的興衰》則是這本《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的前奏（前言和致謝，第3—6頁）。
相比不少歷史著作給人留下耽於個案的印象，斯皮爾的這本書內容極為宏觀，以創造一種「連貫的視角」。採取這種研究路徑，和20世紀以來現代學科的發展割裂了許多知識之間的聯繫有關。大歷史重新整合這些知識，展現整體的自然史，從大爆炸、地球的出現、生命的誕生，及至人類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可以說無所不包。
歷史學家若要駕馭本學科之外的議題，既要熟知其他學科的理論及其背景，還要有一條歷史性的，打通所有學科的主線。斯皮爾選擇的主線是「能量」和「複雜性」，並以「金鳳花原理」（the Goldilocks Principle）作為變動發生的條件。大爆炸之時並無複雜性，但有驚人的能量。各種金鳳花條件的出現，孕育了複雜性的疊加。所謂金鳳花原理源自一則盎格魯—撒克遜童話，指「複雜性存在的環境，必須恰好合適」（《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第39頁）。歷史學家所研究的高度複雜的人類社會的形成，是無數偶然「合適」的疊加造成的，並以消耗大量能量為代價。幫助人類應對社會的核心器官同樣是極為複雜的、高能耗的大腦。
《三隻熊的故事》裡包含金鳳花原理的由來斯皮爾對歷史性的呈現，是採用時間先後作為討論的順序。第一章引言是學術史回顧，第二章總體思路闡明了核心概念，隨後的三章解釋從大爆炸到地球上生命出現的過程。這三章對理科背景的讀者來說應該會比較親切。緊接著的兩章以公元前1萬年的農業革命為界解說人類的歷史。至此，歷史學家的研究才頻繁出現。最後一章留下的問題再度跳出地球：人類會遷居到其他星球嗎？他目前的結論是否定的。
相比其他很多「歷史學」著作以文明社會作為書寫的起點，斯皮爾的「大歷史」將人的誕生置於宇宙而非地球的空間中討論。譯者認為，這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統一……把科學思維和人文精神在歷史書寫中統一起來」（《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第270頁）。只不過，大歷史依然是以人類的視角解釋當下的形成。就像美劇《生活大爆炸》的片頭以對大爆炸的演示開篇，以主角們生活起居的客廳結尾。無論起點的格局多大，背景多宏闊，即便是站在地球空間之外看到了地球，人類對自身存在的探索依然無法跳脫身心的局限。
約翰·R·麥克尼爾著，李芬芳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雖然「地出圖」激勵了斯皮爾的大歷史研究，克裡斯蒂安給了斯皮爾接觸大歷史的入口，但他並沒有把這本書獻給促成登月的所有團隊成員和克裡斯蒂安，而是獻給了他最敬佩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老麥克尼爾）。同樣深受老麥克尼爾的史觀影響的斯皮爾的同代歷史學家中，還有中國學者熟悉的約翰·麥克尼爾（小麥克尼爾）。
兩位麥克尼爾在2003年出版的《人類之網》被斯皮爾譽為「人類歷史（human history）」的典範。2000年小麥克尼爾出版的《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同樣以人類歷史為單位書寫，儘管更多人將之歸為「環境史」的範疇。《泰晤士報》稱《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是當年「最優秀的科學作品」，美國世界史學會2001年度最佳圖書獎及森林學會圖書獎都頒給了這本書。
原作與中文本封面相比斯皮爾，小麥克尼爾把空間範圍從宇宙縮小到地球，把時間範圍從大爆炸至今縮短為20世紀，把對象從宇宙中的一切縮小為地球上的萬物。但他需要處理的問題對絕大多數歷史學家而言依然是過於宏大的。與之相關的歷史研究路徑有許多，還涉及醫學、生物學、氣候學、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方法和資料。該書同樣也以人類對能量的利用、空前複雜的社會和人類的適應性作為解讀20世紀人類史的主線，刺激讀者產生些許「末世恐慌」，進而善待環境，以確保人類這個物種的存續。
從寫作來看，小麥克尼爾和斯皮爾的行文中很少有原創性的個案研究，主要是以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作為立論的基礎。且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全球史，都標榜拋卻「西方中心論」來書寫歷史。只是，在資料的空間選擇上很難做到面面俱到並且均衡，關於歐美的歷史總是更為詳細，而關於亞洲和非洲的部分常常是被羅列或僅僅是提及。這固然有技術層面的原因，例如研究者對非西方資料的掌握十分有限，也有不同地區全球史發展不均衡的原因，即非西方學者中從事全球史研究的數量並不多。
從著作所使用的時間線來看，《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以時間順序鋪陳敘事，《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則並未嚴格按照時間先後解說。全書分上下兩部，第一部以巖石圈與土壤圈、大氣圈、水文圈和生物圈作為標題，第二部談論人口、城市化、燃料、工具、經濟學、觀念和政治的影響。在追溯源頭時，小麥克尼爾會回望人類誕生之初的情況。他並不否認19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了直接影響20世紀農業發展的技術，也出現了使用化石能源引發的環境問題。在闡述關於20世紀的現象時，又把更多的筆墨放在了20世紀50年代之後，行文中還能尚未完全退場的冷戰思維。如在解說蘇聯的問題時，常常把原因歸咎到體制缺陷。
環境問題不受國家疆域限制這一點，使相關研究很容易擁有全球史的視野。與之相關的歷史主體不再局限於社會上層，而是包括許多普通人，尤其是科學家。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顯而易見。全書的結論和小麥克尼爾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頗有共通之處，即強調環境是和人類發展是相互決定的，二者的關係是一種協同進化。
小麥克尼爾應該是深諳通俗讀物的寫作之道的。書的標題來自《聖經》，行文中有很多詩意的比喻，利用著名文學作品和文學作家的描述作為支撐材料（如第58頁對喬治·歐威爾小說的引用），想必會讓普通讀者感到親切。由此雖然增加了作品的「文學性」，卻也可能面臨專業歷史學者認為對研究資料批判力不足的挑戰。全書通篇使用了大量小標題，對於讀者集中注意力的要求也有所降低。即便是用零碎的時間來閱讀，也很容易抓住作者討論的重點。
只是，對熟悉全球史和環境史的讀者而言，這本20年前出版的作品的內容甚少有新意。一方面可以說是環境史和環保意識推廣的成功，另一方面也給全球史和環境史研究者留下了問題：如何從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上定義全球史？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憲兵譯：《全球史是什麼？》，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儘管斯皮爾和小麥克尼爾處理了極為宏大的時空尺度的問題，但依然是具體的研究實踐。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麼?》則從更為理論的層面追問全球史的意涵。2013年他以《全球史導論》（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為名出版德文版，2016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大規模改寫後的英文本。中譯本由英譯本譯出。該書德文版的介紹中提及了斯皮爾的「大歷史」理論，並指出二者的相通之處都是跨越國家邊界的、更為整體性的研究。英文版中，他也明確指出了大歷史的問題在於弱化了人類的作用和影響，涉及許多和歷史學家無關的問題，又試圖總結出歷史規律，也就很難被關注偶然性和異質性的歷史學者接納。
德文本、英文本和中文本封面康拉德在導語中承認，很多研究者受到「全球史」這個概念的吸引並開始使用，將研究的空間邊界從國家和地區轉向更大的範圍，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論，但缺少共同的、明確的方法論。他把全球史研究分為三類，分別是「作為萬物歷史的全球史；作為聯繫史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為基礎的歷史」（《全球史是什麼？》第5頁）。
第一類中包括了大歷史，以特定問題切入，將與全球有關的現象彙編在一起，並指出即便所有的彙編都不可能真正做到覆蓋全球所有空間，包羅所有歷史時段，但至少完成了一片拼圖。第二類研究設定任何社會、國家和文明都無法孤立存在，因此要探索彼此之間的聯接。觀察的空間不一定是整個世界，只要是一個內部聯繫的區域即可。第三類將個案放在全球脈絡（情境）之中考察，也是作者最著力研究和推崇的全球史。這種全球史既是過程，又是視角，既是研究主題，又是方法論，把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放在全球語境中解讀（《全球史是什麼？》第5—12頁）。「全球」這一要素由此具有自反性，塑造著研究對象的同時，被研究對象所塑造（第73頁）。
隨後的九個章節裡，康拉德先以兩章的篇幅敘述全球史的學術前史，從包含對「世界」的思考的歷史書寫開始追溯，並指出這些研究的和全球史的不同以及不足，可視為對全球史的外部定義。儘管康拉德並未為讀者提供了解全球史的單獨書目，但這兩章中涉及到的文獻，都是了解全球史主要爭論的基本讀物。
之後的章節都是對全球史的內部定義。第三到五章指出全球史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即關注「全球整合」這一全球層面的結構轉型，在於強調比較（comparison）、關聯（connection）之外，還要涉及因果關係（causality）。由此，全球史可以超越第一、二章中提及的其他跨區域研究的局限，也超越傳統的比較研究所採用的內外二分的視野。但康拉德也強調全球化史並非全球史，只是全球史研究的背景。
第六、七兩章以全球史的時間和空間，說明研究應如何展開。就空間而言，將微觀研究置於全球脈絡（情境）中是一種全球史的實踐，但並無聯繫的兩個宏大空間之間的比較卻依然是傳統的比較研究，而非全球史。換言之，研究對象決定了全球史考察的空間大小，而非所有跨區域的研究都是全球史作品。研究空間的變化影響了全球史研究的時間尺度，且全球史研究並非全是長時段研究。如果研究者選擇考察長時段，是為了展現受到全球因素影響後長期的歷時性變化。如果選擇的是短時段，則側重從共時性的角度剖析全球性關聯。在落實到具體書寫時，也要協調歷時性和共時性情境的共同影響。
第八、九章回應了全球史應如何跳出西方中心論的問題，也就是對全球史的認識論的解析。如果以其他地區的中心論簡單替代西方中心論，依然無法形成全球視角，因為無法拋卻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對立，也就無法看出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彼此形塑。只是，從歷史研究所用的術語來看，又有誰能完全不使用來自西方的諸如「文明」和「資本」這樣的詞彙，來進行寫作呢？
在最後一章裡，康拉德討論了「為誰書寫全球史」，認為讓讀者產生成為世界公民的意識，是全球史書寫的目的。這一認識得以產生的前提，是以全球史來理解當下世界的相互關聯和內蘊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並說明了全球史能對過去的歷史書寫的局限性如何矯正，例如超越內在主義的解釋方式，以及可能的局限。畢竟，一旦「全球」成為了被頻繁使用的概念工具，意涵就會變得極為複雜，會被粗暴地用於概括現象。但他認為，如果要研究真正的全球結構，「全球」依然是不能拋卻的概念。
誠然，康拉德全面而系統地展現了他所認可的全球史的意義，但沒有明確論及書寫全球史依然是一種「特權」。只有能廣泛掌握並閱讀涉及不同區域的資料的學者才有準入的機會。全球史看似是極為開放的研究領域，但若要達到他所預設的程度，有著極高的準入門檻，依然是西方學者更容易達到。當然，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歷史學者作為全球範圍內史學共同體的一員，完全可以更深入地嘗試這類研究，或許能有新的洞見誕生。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帝國與大英國協史、民族與民族主義、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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