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各國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之初並未要求民眾佩戴口罩。亞洲人因佩戴口罩，在西方國家經常遭到當地人的「側目」甚至「歧視」。許多華人和留學生為了避免當地人對戴口罩的反感，只好在口罩外面裹一條圍巾遮擋。顯然，東西方民眾對於佩戴口罩有著明顯的認知差別。英國廣播公司（BBC）在一篇名為《為什麼有些國家戴口罩，有些國家不戴口罩》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等一些亞洲國家，民眾佩戴口罩是隨處可見的現象，而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即使在疫情快速蔓延期間，人們也不太愛戴口罩。社會過往經歷和口罩效果爭論是產生這一行為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東亞人更「習慣」戴口罩與該地區經歷過2003年SARS病毒襲擾有關，特別是中國，許多人因SARS病毒感染而去世，當地民眾對重大傳染性疾病的危害性記憶猶新，也完全接受佩戴口罩這一防疫措施。此外，亞洲許多地區近年來由於空氣汙染問題，人們也習慣在戶外佩戴口罩。誠然，關於非典病毒和霧霾天氣的歷史記憶是塑造亞洲民眾認同佩戴口罩的重要原因，但是歐美國家自身的法律文化和價值理念在其中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西方社會的口罩歧視亞洲國家的民眾在現代口罩出現之前，就已經有長期的使用絹布等「口罩類物品」防寒防塵的歷史傳統。2003年的SARS疫情席捲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的民眾對佩戴口罩預防傳染病的場景記憶猶新。在日常生活中，民眾對口罩的認知和定位也已經擺脫了「身體有恙」的固定思維，從防護霧霾汙染到遮掩面部瑕疵，從模仿明星穿搭到青年人潮流，各種類型各種功能的口罩被廣泛用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佩戴口罩具有比較鮮活正面的群體記憶。
反觀西方社會，雖然現代口罩發軔於西方，且在西班牙大流感中被民眾廣泛佩戴，但這一場景已成塵封往事。西方國家民眾沒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口罩的傳統和習俗。除了醫院、病患和個別行業之外，人們沒有佩戴口罩的實際需要。況且一百多年來，西方也未出現大規模的嚴重傳染性疾病，民眾對口罩的記憶較為陌生，更傾向於認為口罩是一種醫學用品，只有生病、手術等特定場景下才戴口罩。
東西方在口罩上的文化差異也在新冠疫情應對中體現得極為明顯。在2020年1月20日的央視《新聞1+1》節目中，鍾南山院士面對主持人白巖松的採訪鄭重地表示：「現在可以說，肯定的，有人傳人現象。」他指出疫情預防和控制最有效的辦法是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並特別指出：「目前沒有特效藥，戴口罩很重要。」1月22日，國家衛健委提出了四點個人衛生建議，其中就包含「一定要戴口罩，打噴嚏要用手絹或者紙捂住口鼻」，在衛健委印發的《公眾科學戴口罩指引》中明確要求：處於人員密集場所以及在中、低風險地區，建議應隨身備用口罩，在與其他人近距離接觸（小於等於1米）時戴口罩；在高風險地區，建議戴一次性醫用口罩。總之，從始至終，佩戴口罩都是政府部門和公共衛生專家給予公眾的明確要求。此外，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也對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傳播有著極為肯定的態度。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國家的政府和醫療專家對佩戴口罩的不以為然。新冠病毒在中國大爆發之際，西方國家的政客們隔岸觀火，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對於是否佩戴口罩，這些國家卻是統一口徑式的回答：戴口罩對於新冠疫情防護並無實際作用，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例如，在歐洲，2020年2月25日，義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薩的顧問沃爾特·裡恰迪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雖然本國的疫情快速發展，但口罩依然只適用於保護病人和醫護人員。義大利衛生部頒布的10條新冠防疫指南也提示，在沒有呼吸道症狀的情況下，一般人群「不需要戴口罩」。由於疫情進一步蔓延，2月29日法國衛生部長奧利維爾·維蘭宣布取消全國5000多人以上的室內聚會。同時，建議民眾要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關於民眾關心的口罩問題，維蘭表示法國民眾如果沒有與患者接觸或患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並且為了把口罩留給真正需要的病患和醫務人員，從即日起必須憑藉醫生開具的處方才能到藥店購買口罩。
在美國，2月27日的眾議院外交事務聽證會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表示「目前不推薦佩戴口罩來幫助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同日，美疾控中心在其推特帳號發文稱，「疾控中心目前不推薦使用口罩來幫助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請採取日常預防措施，比如生病時待在家裡，用肥皂和水洗手，以幫助減緩呼吸道疾病的傳播。」兩天之後，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傑羅姆·亞當斯也發推文稱，戴口罩不能阻止大眾感染新冠肺炎。
2020年7月19日，英國倫敦，民眾參加「抵制口罩」的抗議活動，以反對當地商場及超市要求戴口罩的規定
總之，縱觀西方諸國，從法國衛生部、德國衛生部、英國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到美國疾控中心等國家衛生主管部門幾乎不約而同地對民眾佩戴口罩防疫持否定態度——相比較戴口罩，普通民眾還不如勤洗手來得有效。
除了官方對口罩的「否定」外，西方社會對疫情期間一些民眾自發佩戴口罩的行為，也表現出了相當不友善不支持的態度。在歐美社會，「戴口罩等於生病了」這一觀念可謂根深蒂固。只要身邊有人佩戴口罩，就會引起周圍一些人的不安。2020年2月26日，義大利力量黨議員馬特奧·奧索達因為戴口罩進入會場被質疑此舉無用且會加劇恐慌。發言時，他生氣地摘下口罩說：「瘋了！瘋了！我戴口罩並不妨礙任何人，我是在自我防禦，因為免疫系統功能不好。」說罷怒摔話筒。3月3日，瑞士人民黨女議員布勞赫出席聯邦委員會會議時，因為堅持戴口罩參會而被議長驅逐出了議會大廳。根據議會的規定，人們覺得生病時才能戴口罩。如果沒有疾病的症狀，則不能在議會大廈內戴口罩，以免給公眾發出錯誤信號。3月9日，德國《焦點》周刊刊登了一則新聞，德國著名機場免稅店海涅曼的員工將自己的僱主告上法庭，訴訟理由是該僱主禁止員工在工作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護用品。由於歐洲疫情異常嚴重，免稅店的員工為了保護自己而戴上口罩。僱主卻擔心員工們戴口罩會給顧客帶來不安和恐慌，甚至嚇跑許多顧客，影響店鋪的生意。僱主於是對員工下達口罩禁令。
在北美，華裔是佩戴口罩的主要族裔，也遭遇了各種各樣的「口罩歧視」。雖然長期定居在美國或加拿大，許多華人仍然保持了和國內民眾相同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心理。當新冠疫情惡化以後，戴口罩是一種簡單易行的防護措施，也是一種公民責任感的體現。然而，很多華人因為在地鐵、劇院、超市、學校等公共場所佩戴口罩，受到周圍人上下打量的異樣目光，或是被嚴肅警告，或是被禁止入內，甚至是被一些極端分子公開辱罵和推搡。在西方民眾眼裡，戴口罩的人仿佛惡魔一樣令人生厭。
二、「蒙面之惡」客觀而言，西方社會不青睞佩戴口罩的原因眾多。首先，西方社會走了一條「先汙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隨著產業升級換代，汙染企業外遷，西方各國生態環境有明顯改善，空氣汙染現象幾乎絕跡，人們日常生活中沒有防塵防霾的困擾，口罩缺乏用武之地。其次，西方國家大多人口密度較低，且出行基本使用私家車，較少使用公共運輸，所以甚少為了「預防感染他人」而戴口罩。再次，西方醫療衛生水平處於世界前列。民眾在預防疾病或生病之後，擁有更為有效的藥物和多樣化的治療方案供選擇。較之佩戴口罩，接種疫苗和勤洗手才是歐美國家預防流感的主流做法。自西班牙大流感後，西方確實沒有發生過比較大規模的瘟疫，民眾對佩戴口罩預防傳染性疾病的認識較為陌生。
手持木杖，頭戴面具「口罩」的鳥嘴醫生。「黑死病」促使真正具有防疫功能的口罩——「鳥嘴面罩」（Plague Doctor Mask）橫空出世，這種類似於防毒面具的鳥嘴面罩是專供醫生使用的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20世紀中後期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在歐美相繼爆發，西方各國都制定了禁止民眾蒙面的法律條文，將一切佩戴面罩、面具和口罩的抗議者視為違法。這種拒絕蒙面的法治文化也導致人們對蒙面者的警惕和不安。例如，美國紐約州從1845年就立法規定，禁止示威者在集會上蒙面或喬裝（除非政府準許的派對或娛樂節目）。其原因也是因為該州曾發生一起農場的佃農用布遮住腦袋上街遊行反抗農場主的事件，最後引發了嚴重暴亂。由於抗議者都是蒙著面，警方事後根本無法查處追責。因此，紐約州制定了一部《禁遊蕩法》，也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禁蒙面法》，違法者將面臨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5天或罰款250美元。20世紀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美國又出現了鼓吹「白人至上」的三K黨（Ku Klux Klan，K.K.K.），他們喜歡頭上戴著尖尖的白色頭套，只露出雙眼，肆意欺凌黑人以及那些幫助黑人的白人與亞裔。歷史上，三K黨黨徒們在頭套的掩蓋下，用私刑來處罰黑人，甚至直接吊死黑人，這被稱為「秘密行刑」。正是出於對蒙面歹徒的忌憚，美國社會對於蒙面的示威和公共集會都極為牴觸。
今天，美國有將近15個州禁止抗議者佩戴面具，任何違背這一法律的行為都會受到嚴懲。2019年，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出現了這樣場景。極右翼團體「驕傲男孩」與左翼團體「反法西斯行動」在波特蘭市市中心舉行遊行集會，這兩個團體因意見不合發生了暴力衝突。部分示威者佩戴著口罩，毫無顧忌地製造破壞。面對蒙面暴力示威，美國警察毫不留情，在全球媒體面前展示了他們的「鐵腕」手段。在輿論上，美國民眾對於這場蒙面暴力示威都表現出義憤填膺。很多人都支持警方的行動，認為示威者就不應該戴著口罩搞暴力破壞。波特蘭市警察局局長丹尼爾·奧特洛指出，大多數人在佩戴面罩之後，更容易實施暴力或實施犯罪行為。禁止蒙面的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暴力。
在歐洲大陸，公共場合的蒙面行為也是一種禁忌。由於類似的蒙面者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時常發生，各國相繼頒布了禁止蒙面的法律法規，拒絕蒙面日漸成為一項具有共識性的法律約定和文化習俗。例如，德國的《聯邦集會法》規定，民眾在集會過程中，一律不得以任何種類的衣服或飾物遮蓋容貌，藉此隱藏身份。如果違反上述規定，可處監禁（最多兩年監禁）或罰款。法國近年來接連發生了多起大規模的暴力抗議事件，許多暴力行為的背後都有蒙面者的身影。法國《禁蒙面法》的有關規定也不斷跟進升級。目前，法國禁止在公共場所佩戴遮臉的頭部裝備，包括口罩、頭盔、「波卡」（Burqa）和其他面紗等（特定情況除外）。任何通過暴力、威脅或濫用權力強迫他人戴面罩的行為將面臨罰款3萬歐元和一年監禁的嚴重處罰。在示威遊行過程中，即使是佩戴圍巾、頭盔和潛水鏡的人，如不能提供「正當理由」，也可能會被逮捕、拘留和起訴。此外，義大利、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西班牙、比利時、奧地利、保加利亞、俄羅斯等國也都通過立法嚴禁公民在公共活動中佩戴面具或使用其他各種方式來掩蓋自己的身份。總之，歐美國家在長期應對社會運動和街頭政治的過程中，形成了禁止公共場所佩戴口罩的社會文化。
蒙面的人群與「裸臉」的人們在行為上會產生何種差異？1969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他讓一些女大學生對另外一些女大學生實施痛苦的電擊。負責進行電擊的女學生被分成兩組，第一組全部穿上白大褂和佩戴面罩，只露出雙眼，而且衣服上沒有任何姓名標記，整個實驗在較為昏暗的環境中進行。第二組則是生活化著裝，而且每個人胸前佩戴寫有姓名的名牌，整個實驗在照明很好的房間展開。被電擊者是由津巴多的助手假扮的女大學生，實際上她不會被真正電擊，但當兩組電擊者摁下電鈕時，女助手要假裝異常難受並哭喊著求饒，目的是儘可能讓電擊者相信她們的行為正在給被電擊者帶來非常痛苦的折磨。實驗的最終結果顯示，佩戴面罩的女大學生比沒有佩戴面罩的女大學生摁下電鈕的次數多出將近1倍，並且每次摁下電鈕的持續時間也更長。後來，津巴多又進行了另一項為「萬聖夜」的心理實驗。基本思路是讓同一批小學生，分別在穿著萬聖節化裝服和脫掉化裝服的情況下開展同樣的遊戲。實驗結果再次證明，穿上化裝服的孩子們玩攻擊性遊戲、進行相互推搡、出現大喊大叫等行為的時間比沒有穿化裝服的孩子大致要多出1倍，從42%提升到86%。無論是佩戴面具的女大學生，還是穿上化裝服的孩子們，在成功偽裝自己的真實面目和自我特徵之後，仿佛不用擔心為自己的行為去承擔責任，不再受公序良俗的規範，更容易出現一些較為激進和不文明的舉動，這一現象被稱為「蒙面之惡」。
「蒙面之惡」其實符合西方文化對於人性的認知界定。在東西方文化比較中，關於人性善惡的討論最為經典。西方文化深受宗教理念影響，明確認定人性本惡，即所有人都生來有罪，要用一生的時間來虔誠地懺悔和自我救贖。唯有篤信上帝，才能獲得靈魂的拯救。這一觀點概括為「原罪說」。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特別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思想理念裡，人性本善是一種主流觀點。《孟子·告子上》有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在孟子看來，每個人都存有惻隱之心，這是不證自明的性善種子，他稱為「善端」。宋代王應麟在《三字經》中將其總結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東西方關於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上的迥異看法，也深刻影響了中西方文化長期以來極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會文化發展。
總之，「蒙面之惡」是西方社會反感佩戴口罩的文化因素。當戴上面罩或是口罩時，人實際上具有了身份的隱匿性，他人無法識別出其真實的面孔。我們也仿佛可以無視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規範，不必承擔社會責任和接受道德約束，獲得了一種近乎絕對性的動物般的自由。換言之，人們在社會群體中一旦可以隱身——掩蓋自己的姓名身份、抹去個性化特徵，當他人無法辨識自己是何方神聖時，那麼，人性中的動物性就容易衝破道德的約束，顯現可怕醜陋的一面。為此，西方社會通過嚴格立法要限制這種在公眾場合蒙面的行為舉動。這種立法方式自然會影響社會公眾對戴口罩的認知。久而久之，人們對戴口罩的人群自然形成了較為負面的刻板印象——戴口罩要麼是身體有嚴重疾病，要麼是恐怖分子式的搗亂者，要麼是有暴力傾向的蒙面者。西方社會對戴口罩一事的反感與歧視，與當地法律文化以及社會習俗有著密切關聯。
三、生命至上還是自由至上？對於口罩的認識，東西方國家存在著客觀的文化差異。在西方，口罩始終是與醫療衛生相關，佩戴口罩的人群無外乎醫務工作者、病患者和病患照料者。戴口罩往往被視為一種「異類表現」，只有得了非常嚴重疾病的人才戴口罩，而普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佩戴甚至去購買口罩。在東方，特別是東亞地區，口罩變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如手套、圍巾一般，是人們防寒保暖、防塵防霾的常備之物。許多人早已養成了出門佩戴口罩的習慣，這既是對自我的保護，也是為了保護別人。由此，東西方民眾對於口罩的「刻板印象」區別甚大。西方人對戴口罩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東方人則從戴口罩裡尋求到一種安慰。
雖然西方國家是最早採取民眾戴口罩方式以抵抗疫情的，但戴口罩的文化習慣在西方並沒有得到維繫和傳承。自西班牙大流感後的百年來年間，美國和歐洲再沒有大規模戴口罩的公眾行為，故而西方民眾對戴口罩的記憶較為陌生。即使在西班牙流感大爆發時，「MUST WEAR MASKS」在一些西方城市被寫進了法律，但西方公眾和醫學界對於戴口罩無法形成共識，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阻斷疫情傳播備受爭議。很多醫生也認為口罩是一種陷阱和欺騙，是一種錯誤的安全感，這種爭議一直延續到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當疫情四處蔓延，死亡人數急劇攀升時，西方社會在萬不得已之中呼籲社會民眾佩戴口罩來保護自己、保護他人，並發布強制令要求民眾通過戴口罩來遏制病毒傳播。然而，這種強制令在西方社會遇到了空前的抵制和抗議。
西班牙大流感時期的宣傳照：「WEAR A MASK OR GO TO JAIL」
眾所周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歐美文化的重要特質。歐美各國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像自由、平等、互愛、尊重個人這樣的道德價值皆源自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In God, People is Equal）的理念深入人心，奠定了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文化基因。從國家-社會關係來看，西方強調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衝突與制衡關係，主張個人和社會是有效地對抗「必要的邪惡」的國家的重要機制。西方人喜歡凸顯個人主義精神，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要區分清楚。特別是私人領域，那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範疇。個人有權決定一切私人事務，政府無法也無權多加幹涉。在疫情之下，是否佩戴口罩被演變成了屬於個人的私事，自由文化與個人主義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可怕的。
對於歐美國家而言，「個人至上」「自由至上」的價值理念深深植入了其文化內核。這一文化傳統對西方近代工業化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在新冠病毒大蔓延的情況下，這一文化特質也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從佩戴口罩到居家隔離，人們總是懷疑甚至質疑政府出臺的各種防疫措施，特別是強制要求戴口罩，很多人將其與侵犯人權和個人自由等同起來。丹麥的女首相弗雷德裡克公開表示，讓民眾戴口罩是侵犯了人們自由的權利的表現，丹麥政府不會去做這種違反人權、違背自由精神的事。雖然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封鎖、居家隔離等防疫舉措，然而西方民眾卻在街頭掀起一場又一場的聚集抗議，質疑政府擴權侵犯民眾作為公民的自由權。例如，2020年4月15日，美國密西根州數千民眾因不滿州長發布的延長居家令，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抗議。這項街頭抗議活動也被抗議者命名為「堵塞大行動」，抗議者的口號五花八門，但也不外乎是關於捍衛個人自由的內容，如「我們的自由被剝奪了」「沒有了自由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自由的安全叫監獄」，等等。參加這場抗議的有近4000多人，整體秩序總體還算是平和順利，甚至許多參與者一起唱歌或有節奏地喊口號。然而，令人無比遺憾的是，在這樣疫情肆虐的當口，如此大規模的人員聚集，幾乎沒有什麼人佩戴口罩。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社會。從文化傳統來看，中國尊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崇尚「仁、義、禮、智、信」的理想人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以及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尤其是在國家-社會關係上，儒家文化傳統主張「家國同構」的文化體系，即家庭、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上存在共通性與同質性，家庭和國家的權力配置方式都是嚴格的父系家長制；更為重要的是，「家」和「國」並非相互制衡和相互衝突的權力主體，而是基於上下有序、內外有別的基本倫理而維繫的，中國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體再放大，就是國家。因為在中國的文化觀念裡，國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縮小的國，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張力。一個深受主張「家國一體」的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或地域，在面對重大危機時更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動員和自下而上的配合。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中國民眾對於佩戴口罩的主動性和服從性上，更體現在幾乎所有的國民都嚴格執行了居家隔離政策，真可謂全民宅家悶死病毒。這種巨大的國家社會協同性是西方國家難以想像的，也是難以模仿抄襲的。這就是文化的差異。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此外，在西方社交習俗中，與陌生人微笑、搭訕和交流，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與禮儀。戴口罩則傳達了與這一社會禮儀相反的信息，戴口罩者被視為發出對社會的冷漠，拒人於千裡之外的隱性暗示，所以也遭到民眾的強烈抗拒。對於許多亞洲國家而言，人們更習慣在熟人社會中展現自我，而面對不確定性高和流動性強的現代社會，往往採取的態度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口罩具有保持社交距離的作用。社交禮儀是長期形成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傳統風尚，不同地區之間常天壤之別，而且很難改變。
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的一幅政府海報呼籲公眾戴上口罩
歐美國家的社交文化可以稱為「外顯情緒型文化」。西方人喜歡面對面的社交，普遍對眼神交流、臉部表情持肯定態度，在人與人碰面時常行貼面禮、吻手禮。在英國工作的日本秀明大學（Shumei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堀井光敏（Mitsutoshi Horii）說，在他工作的英國校區，校方明確建議他們在當地學校授課時不要戴口罩。「如果戴口罩，當地孩子可能會感到害怕。」在西方社會，除了醫護人員戴口罩把臉遮起來，人們在日常社交中應當將整張臉露出以示尊重。用口罩等面部遮擋物把臉遮擋起來會屏蔽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流，就像德國總理默克爾致德國民眾講話時說到的：「也許這才是最艱辛的一點，我們所有人非常想念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本來是自然而然的碰面。」新冠疫情爆發後，義大利時尚公司迪恩皮（Dienpi）甚至研發了一款透明醫用口罩，讓人民在佩戴口罩抵抗疫情的同時方便在日常交往中看到彼此的面部表情。總之，戴口罩不符合西方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禮儀。
與西方不同，東方社會形成了一種「潛藏情緒型文化」。人與人之間交往沒有貼面禮、吻手禮等較為外放的情緒展示，甚至在交談中也會迴避彼此眼神的碰觸。特別是在儒家文化中，直接盯著長者或尊者的眼睛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表現，而且可能會被視為對他人的挑釁。例如，在中國許多的封建王朝，大臣覲見皇帝時要攜帶笏這一禮儀用具，以避免直視皇帝。
相較西方社會，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社交禮儀極力避免眼神交流和外放的情緒表達。對於社會民眾而言，戴口罩不僅不會有礙彼此日常交往，反而可以很好地隱藏情緒和控制表情，營造出一種安全感。在以陌生人為主的社交場合，反而是一種具有防護性心理意義的行為。同時，近年來許多東方女性對自己的外表更加關注，皮膚護理和妝容修飾是熱門話題，她們總想以自己最亮麗的形象出現在工作或社交場合。在日常生活中，戴口罩是她們用來掩飾素顏或遮蓋臉上瑕疵的重要方法。特別是許多年輕的職場女士，為了不讓人們看見自己沒有化妝的臉，習慣性地選擇佩戴口罩以掩飾自己。總之，東方社會民眾對口罩的接受度比較高，在一定程度上與該地區隱藏型情緒文化具有重要的關聯。
由此，東西方民眾對於戴口罩的態度迥異，背後可以歸結到其價值理念和社交禮儀的差異，尤其是在社會日常交往中社會成員掩蓋面部所帶來的各種心理感知和社會認知。
除此之外，許多亞洲國家近年來伴隨著經濟迅猛增長，的確先後遭遇了花粉症（hay fever，又稱過敏性鼻炎）、霧霾、PM2.5過高、河流汙染等環境問題。佩戴口罩是普通民眾保護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的應然之舉。據悉，花粉症目前已經成為日本的一種「全國性疾病」，且花粉病患者人數逐年增加，根據2006年針對京都東部的調查，花粉病患病率從1996年度總人口的19.4％上升到28.2％，據估計，每3.5人中就有1人患有花粉症。韓國、中國、越南、印度等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先後遭遇了PM2.5爆表的霧霾天氣，引發社會輿論和普通民眾的高度關注。N95、N90、KN95等高防護等級的口罩也早已成為民眾居家必備之物。加之口罩逐漸演變成一種時尚單品，許多亞洲國家（特別是中日韓所在的東亞）明星們出現也必然要佩戴口罩，引領了一股時尚潮流。青年人也喜歡將口罩視為一種扮酷耍帥的重要道具。
總之，東西方民眾在對待佩戴口罩的態度上可以看出文化因素的深深烙印。坦率而言，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以畫作為例，西方社會的油畫對人的五官、形體等力求還原，即使是有眾多人物也會照顧到每個人的神態表情；而中國古代社會擅作山水畫，對於人物的勾勒寥寥幾筆，重在一種意境的營造。這兩者並無高低之分，都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瑰寶。然而，文化差異會真實地影響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樣式。西方社會是個人主義的，非常注重和強調人人自由和自我表達。如果「強制/建議」戴口罩，西方人會認為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和權利的侵犯。即使在疫情防控這類需要社會民眾全體配合的行動中，西方民眾高度戒備政府是否過度幹預了私人領域，更不會認同以保存集體利益的名義來讓渡甚至犧牲個人自由和權利。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社會，民眾有較強的「群體意識」和「規矩意識」，比較信任和支持政府。在危機面前，個人執行國家倡議規定和紀律的自覺性較強。因此，佩戴口罩防控疫情的要求是完全可以被民眾接受的。對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而言，這不僅是保護自己，也是對周圍人的負責，而且體現出一種集體主義價值觀，任何人若拒絕在公眾場合戴口罩，會遭到他人的刻意避開，甚至是公開的譴責。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一起提出過「亞洲價值觀」的主張。20世紀七八十年代，亞洲出現了「四小龍」（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新加坡和韓國）的經濟發展奇蹟，引發關於亞洲共有價值觀的思考與討論。李光耀和馬哈蒂爾共同主張，亞洲地區的國家雖然在歷史、文化、語言及制度上存在差別，但較西方國家，在歷史境遇、傳統理念和文明理念上存在共同之處。例如，亞洲國家的民眾更加認同國家角色、集體價值、家庭本位、和諧共生等理念。在面臨危難之時，國民更加願意以維護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為重，積極配合國家的號召和決策，並且暫時收斂個性化需求和讓渡個人權利空間，不給國家和社會造成額外負擔，這無疑是集體主義文化的優勢。
東西方關於戴不戴口罩的爭議，可以有多種角度的闡釋與解讀。然而，各種維度的分析其實會交匯在同一個問題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哪個更重要？」西方社會許多人認為自由高於生命，自由比生命重要。他們喜歡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1847年創作的一首短詩《自由與愛情》來加以佐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佩戴口罩、居家隔離、社交距離等要求都妨礙了個人自由，侵犯了所謂的人權，「沒有自由的安全，就是坐牢！」西方民眾用這樣一句口號給出了他們自己的選擇。當然，西方社會也並非鐵板一塊，自由也包括了表達的自由。《紐約時報》記者麥克尼爾在這個問題上也說得很直接：「我們珍視生命、自由與幸福，但如果沒有生命，何談追求自由與幸福？」這恰是中國古人所言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災難面前，沒有什麼比挽救生命更重要的，生命權才是最大的人權，擁有健康才能擁有包括自由在內的一切。
當然，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而不斷演變。2020年的新冠病毒可謂百年未有之大瘟疫，面對疫情蔓延的嚴重後果，西方社會和民眾已經開始各種各樣的反思。現在，許多歐美人已經自覺主動地佩戴起口罩。或許，經此一「疫」，西方社會關於口罩的文化觀念，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理念將會有新的變化與發展。
2020年11月9日，行人走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
本文摘自《口罩文化史：病毒、符號與身份建構》（周凱、高福進/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