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國崛起病》的自序中有這麼一段話：「（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為人，在一個什麼樣的政體下才會面對權力而不顯渺小……這本書，就是我追夢過程中的一個思想小結，雖寫的都是他國故事，但我相信道不遠人。」
這段話是理解《帝國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礎。這本世界政治史學術隨筆，通過最近幾百年來世界上風起雲湧、興亡勃忽的帝國命運，及其與英國、美利堅聯邦共和國的對比，廣泛涉及制度設計、民俗文化、歷史傳統等全方面的歷史過程，通過正反兩類歷史案例，闡述了一個似乎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把每個人都當人並認真善待，而不是把人當做國家工具的地方，才會是水草肥美、安居樂業之所，也才會是讓人喜歡甚至熱愛的地方，雖然它未必強大，未必耀眼。
這其實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個技術活。人類的大量歷史證據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無論內政還是外交，至少在前現代是相當稀缺的。與此相應，帝國崛起的幻覺，反倒是人類歷史上是長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劇毒的性狀有過無量數的歷史佐證。它從人性的權欲中瘋狂繁衍，結出各種畸形的政治毒瘤。對本國的橫徵暴斂和對人權的摧殘，對他國的掠奪與屠戮性戰爭，便是吸食這一政治海洛因的結果。
《帝國崛起病》分別從三個方面探討國家興衰，即公民美德與制度以及國家興衰的關係，政體與國家強弱是否相關，以及不同政體中人的生存狀況。
公民美德與政治制度
共和國是一種對公民美德有較高要求的國體，正如帝國往往是一種扼殺公民美德的國體，不過，是否存在國王並非檢驗是否共和國的標準——「英國是個裹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國」，而克倫威爾、希特勒、東條英機也並不稱帝。
彰顯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們如何對待權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職責，至於他們被稱呼為國王還是被稱呼為總統，雖然並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沒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確定國體的地步——「（克倫威爾）儘管沒有國王的頭銜，然而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國王都望塵莫及。」《帝國崛起病》開篇「一個人和一個共和國」，耐人尋味地講了一個關於共和國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給全書核心思想定調。華盛頓領導給養匱乏的大陸軍經過八年鏖戰，取得了勝利，在此期間，他不但拒絕了薪水，還倒貼了自己的財產，勝利之後，立刻交出兵權——他甚至痛斥給他寫「勸進表」當國王的軍官。在回到弗農山莊享受了短暫的安寧之後，華盛頓二度臨危受命，組建一個更合理更健全的聯邦共和國。但在出任了兩界共和國聯邦總統之後，他堅決地終止了自己的權力生涯，從而給美國後續的掌權者立下了不貪戀權力的榜樣，成為功成身退的現代辛辛納圖斯。
這就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現代公民美德。黃鐘說：「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絕非無足輕重。共和國離不開美德。沒有對政治美德的嚮往和踐行，就沒有共和國。一個心靈敗壞，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撐不起一個共和國。」從英國議會如何控制國王錢袋到北美人民抗稅獨立，美國如何控制軍權到美國如何幫助別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過程中，人的作用是多麼巨大——雖然制度穩定之後，制度本身的力量更為強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點，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為制度的確立者，往往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書中作為反例多次出現的克倫威爾，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使在英國這樣一個擁有長期法治與議會傳統的國家，克倫威爾這樣的獨裁者照樣能成就其暴政統治。「創造怎樣的世界」通過兩個戰敗國德日如何解決夙仇以及如何處理與戰勝國美國的關係，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題，即人對制度的形塑作用，當一個國家處於積重難返的劣質制度與劣質公民惡性循環之中時，外來的健康新鮮力量會給予巨大的協助力量。很難想像，沒有「不要賠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國幫助，日本和德國要花費多大的代價才能從廢墟中爬起來。
作為一種強烈對比，黃鐘用大量篇幅講述了與華盛頓、美國不同的另一面故事。舉凡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日本帝國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這本書都用詳實的史料，娓娓道盡其一步步既裹挾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獄的過程。這些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災難的政治罪犯們，因為獨裁的權癮與錯誤的帝國理想，在危機四伏的榮耀裡用暴力和謊言推行自己的癔症、製造他人的噩夢。
黃鐘在講述這些故事時，也詳細介紹了政治罪犯們所處的支持他們的環境。比如，「創造怎樣的世界」篇裡就講到希特勒在兼併奧地利和蘇臺德地區時的舉國若狂；「希特勒的軍隊」篇裡則說，「在希特勒摧毀共和政體，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國防軍袖手旁觀。同樣的帝國崛起病症狀也出現在日本帝國：二戰初期，日本「舉國陷入一種有如將雞蛋當石頭的、無根據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體與國家強弱是否相關
一個國家會不會強大與權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間未必關係密切，民主的共和國和專制的帝國既可能成為周邊國家威脅的強大國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為國際禍害。在「憲法這頭獅子」和「帝國崛起病」這兩篇裡，黃鐘通過美國的有限對外戰爭與日本走向滅亡的兩個案例表明，並沒有可靠證據表明共和國就意味著一定不會產生帝國行為，比如當年的美西戰爭，黃鐘強調兩種不同政體的制度安排，差異體現在別的方面，這遠比是否會發生帝國行為要深刻得多。
民主與專制這兩種不同政體最重要的差異，是在糾錯能力上，安排得當的民主制可以及時制止錯誤的帝國行為，能夠為愚蠢的狂熱降溫，而專制制度則更依靠專制者的偶然行為，日本帝國沒有獲得這種偶然的止損決策，於是走向害人害己的滅亡之路。
黃鐘用美國的對外戰爭（包括其侵略戰爭）和德日的對外戰爭中民間對待戰爭的態度，以及言論自由度來區分兩種政體安排的差異，充分展示了權力獲得制衡的共和國，與權力不受限制的帝國，特別是在戰爭中將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前者即使發生錯誤，也會因為權力受到約束而更容易獲得及時的止損決策，後者則常常會在權力的偏狹恣意中走向毀滅。
其實，古希臘的雅典帝國，也曾因為墮落為民粹的偽民主制，而走向遠徵西西里的滅亡之路。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其持續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權得到長期持續增長性保障的副產品，而並非其刻意的結果。而且現在依然持續的強大也未必能順延到未來的強大。
黃鐘在講述這些帝國興亡盛衰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詳盡展示不同政體是如何對待權力的。所有那些給本國和外國製造巨大災難的帝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權力缺乏分立與制衡。希特勒通過魏瑪憲法的漏洞，利用凡爾賽不平等條約帶來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獨裁權力，締造納粹德國；日本明治憲法的錯誤制度安排，使得軍部趁機建立法外的暴力統治，直到它將半個世界推入火海。
與之相對的，是從華盛頓開始，美國一直孜孜以求將權力分散，並且創造相互制衡的權力體系，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沒有任何一項權力能夠獲得獨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將兵權成功地納入到文官領導的權力體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轟然倒塌的帝國廢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麼，遠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實帝國未必總是會如人願而倒塌，正如黃鐘總結的：「無論是專制、極權政體，還是共和政體，都不能確保凡是採用它們的國度就一定不會衰落或敗亡。」「說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強國，才能滋養出創新型科技強國，跟稱只有專制極權才能成就文化強國，才能建成創新型科技強國一樣，缺乏歷史經驗的支撐。」這樣的總結很冷酷，但它符合歷史事實。
可見，關於權力安排的不同制度，會使得一個國家沿著不同的道路行進，走向人間還是走向地獄，關鍵不在於它是否足夠強大，而是要看權力分立與制衡設計是否足夠優越，同時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權力安排方式也意味著保護甚至提高/壓制甚至摧殘各種公民美德。
不同政體中人的命運
研究帝國崛起病的要點並不在於帝國會不會滅亡——共和國也會滅亡，共和國也未必時時正義，而是在於生活其中的人們能夠過怎樣的生活。可以說，黃鐘討論的帝國崛起病，其症狀並不在於病人會死，而在於活著的時候是怎麼活的，這是黃鐘思考的核心命題「人怎樣才能在權力面前不顯得渺小」必然的邏輯結果。
在黃鐘眼裡，帝國崛起之所以是一種病，是因為它離開了一個國家本身存在的依據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作為內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樣需要服從這一準則，因此善待他國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邏輯結果。在他討論的這些德日蘇等著名帝國崛起和崩潰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權者怎樣地破壞制度攫取非法的無限權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著怎樣的重大缺陷，導致了政治罪犯們獲得可乘之機，使得非法權力獲得恣意運行的危險軌道，從而殘賊人權——包括本國。
德日蘇等興亡如白駒過隙的帝國廢墟，首先是本國國民的人權墳墓——雖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國的人權，其次才是一個帝國廢墟。正如一個強大的共和國（共和國未必都強大），首先是因為人權得到了有效保障，國家實現了其初始和最終的目的：讓人獲得尊嚴，如德國現行基本法的第一條所昭示。對於共和國來講，強大從來就不應該是它應當追求的目標，瑞士就從未強大過。強大、尤其是一時的強大，並不取決於制度，而取決於更多的要素，比如領土、人口、資源，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兩次分家」篇，黃鐘通過講述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戰爭、印度的獨立運動經過，表明「由外國徵服者強加給人們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種給人安慰和休息的特點。」英國雖然給予印度和平，但並沒有給予他們尊嚴，雖然帶來文明，卻是以野蠻的手段實現的，這與美國戰後扶助德日是相當不同的。「創造怎樣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體如何帶來和平與繁榮。納粹德國曾經橫掃歐洲，版圖迅速擴大，一掃「一戰」以來的抑鬱陰霾，國民一度因為祖國的強大而揚眉吐氣。然而，好景不長，由於瘋狂發動世界大戰，德國落入最可怕的地獄之境。戰後，在美國幫助下，吸取魏瑪憲法的失敗教訓，重新制定新憲法的聯邦德國，拋棄了仇恨，拋棄了帝國戰略，在短短數十年裡再次迅速崛起。而這一次的崛起與納粹時代完全不同，德國不但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還完成了兩德的和平統一，重新成為正常國家。生活在這樣的德國，人民沒有那種眩暈而虛榮的帝國榮耀，但有著切實保障的人權，德國人用不著像納粹時代那樣擔心自己被蓋世太保逮捕，不用擔心被逼迫愛國。
日本在麥克阿瑟的正確引領下，走上了真正的憲政之路，這是一條通往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可以安全並寧靜享受殷實富裕、國際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與國家是否強大無關
通過上述三個方面的大量歷史事實，《帝國崛起病》從正反兩面提醒讀者，一個人是否生活幸福，與伊所在國家是否強大並無必然關係，有時甚至可能是反向的關係。納粹德國人、蘇聯人、帝國時代的日本人，不但無法在本國獲得正常安寧的人的生活，他們的國家也在國際上遭受怨恨。曾經煊赫一時的虛幻輝煌，如一縷青煙消失。頑固吸食帝國崛起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們，殷鑑未遠，帝國面紗背後無盡的血汙與如山的骷髏，時刻警醒人類什麼是正常的生活。「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這段話出自柴契爾夫人的父親、雜貨店老闆艾爾弗雷德•羅伯茨之口。黃鐘在書中一前一後兩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書的最後一句，可見其對這段話的同理之嚮往。
我不揣冒昧的揣測，黃鐘研究帝國崛起病的病例，探尋帝國崛起病的病理，無非為他自己，也為所有人求個「面對權力不顯渺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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