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24日 08:4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啟濤
字號內容摘要：一百年來，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出土了成千上萬件文獻，震驚了世界學術界，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一起，催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吐魯番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
關鍵詞：吐魯番文獻;文獻整理;校勘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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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來，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出土了成千上萬件文獻，震驚了世界學術界，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一起，催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吐魯番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
學術界所言「吐魯番文獻」，不只是吐魯番盆地出土的文獻，還可以指整個西域出土的文獻。與敦煌文獻相比，吐魯番文獻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
一是吐魯番文獻發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國的鮑威爾就在新疆庫車獲得了一件寫於6世紀早期的梵文醫方寫本。從1893年起，俄國、瑞典、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考古學家和漢學家來到西域考察。可見，吐魯番文獻很早就引起世界學術界的注意，這一領域擁有非常深厚的學術人脈和研究基礎。
二是吐魯番文獻所記載的時代更早，綿延的時段更長。吐魯番出土了寫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吐魯番盆地所出文獻以十六國至唐前期為大宗，而敦煌文獻以唐五代居多，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恰好在時代上形成互補。
三是文獻種類更多。吐魯番文獻從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遺址、故城遺址、墓葬遺址，出土地域廣袤，且有各種類型的出土文物與文獻相映證；從文獻載體看，有紙質、磚質、石質、木質、帛質、麻質；從文獻色彩看，有墨色、藍色、朱色；從文獻內容看，與當時的現實生活結合更加緊密，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四是吐魯番文獻的精華有不少保存在國內。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考古隊對吐魯番墓葬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發掘，直到今天，吐魯番文獻還在不斷出土，並保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和吐魯番博物館。
五是吐魯番文獻還會不斷出土，在廣袤的西域地區，不知還有多少考古發現值得我們期待，不知還有多少出土文獻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魯番文獻家底
百年來，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呢？今後的吐魯番學之路應該怎麼走呢？我們可以從普查、識讀、綴合談起。
首先是普查。要從事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必須將所有吐魯番文獻進行逐一閱讀和比較，將不同體裁的文獻進行全面觀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魯番文獻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學者們對國外所藏吐魯番文獻的普查做得較好，有關《總目》已問世，特別是《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依據二書，再藉助國際敦煌網站，可以基本了解國外吐魯番文獻的收藏情況。但是，對國內所藏的吐魯番文獻，目前還沒有類似的《總目》出版，我們主要依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這樣的著作進行了解。對吐魯番文獻進行普查之後，還需要進行統計，我們在撰寫《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時，統計目前收藏於海內外公私機構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共7部113件，它們是：《尚書》7件、《詩經》24件、《禮記》4件、《春秋左氏傳》14件、《論語》31件、《孝經》9件、《爾雅》24件。
其次是識讀。吐魯番文獻的識讀，特別是漢文獻的識讀，國內學者比國外學者做得好。比如，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書集成》（法藏館1984—2010年）識讀更為精審。長期以來，由於語言文字學家的缺位，或者由於整理者忽略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以及近代漢字、寫本標識符號以及特殊格式對吐魯番文獻識讀的重要性，吐魯番文獻的整理不免在識讀方面出現失誤，導致郢書燕說。比如，大谷1036《唐劉□達於某人邊舉麥契》誤將「雜物」錄為「難勿」，大谷8056《唐大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舉錢契》誤將「代納」錄為「錢納」，大谷1505《殘契》誤將「史娘」錄為「史屯娘」（「」其實是「三」的俗寫）。如果我們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輩學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年）、《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就會發現在識讀吐魯番出土契約時出現的失誤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巖辯辭》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誤錄為「仰鑑」，由於該著將此字識讀錯誤，從而導致將文書定名為《唐遊素巖殘文書》，文書的真實性質被掩蓋。因此，我們整理吐魯番文獻，一定要把俗語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實。
再次是綴合。吐魯番出土文獻大多來自墓葬，不少文書已經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下葬時文書二次剪裁所致。由於埋葬時將文書剪成各種形狀，如紙靴、紙帽，致使完整文書變得支離破碎。二是受墓葬內遺體和隨葬品的腐蝕所致。三是出土後搬遷等人為損壞。如果散落的碎片出於同一墓葬，內容又相關，紙張、書法、字型規格、行距又一致，文書斷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們就可以將其綴合。我們曾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將大谷3101、3103、3104殘片進行綴合，再現《唐張某租陶契》之風採，又將69TAM140∶17/3與69TAM140∶17/5-1綴合，從而讓《唐張信受僱上烽契》破鏡重圓。
最後是斷代。文獻作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書幾乎無法使用。吐魯番文獻中，像券契、磚志、官文書這樣的體裁，往往標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價值極強，但由於不少文獻高度碎片化，從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確切信息，這就需要從語言文字學、史學、考古學角度以及文獻的載體、書法等角度，對之進行斷代，比如69TAM117∶57/2文書，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定名為《某人買葡萄園契》，沒有標明具體時代。我們認為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極有可能是高昌延壽時期的，因為文書中「何（河、訶）盜（道）」「依舊通」一類詞只出現在這一時期，只要將其與69TAM135∶2《高昌延壽五年（628）趙善眾買舍地券》相比較便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