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跟一個民辦幼兒園舉辦人聊天,他說,你發現沒有,今年公辦幼兒園的比例提高了,但是由此引發的入園矛盾卻越來越多了?
我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後來一想,就明白了,還是孔聖人在《論語·季氏》第十六篇中說的好:「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我們先分析一下這個事情的邏輯。
長期以來,中國的財政在教育領域的投入一直偏低,備受社會各界詬病,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近幾年才達到4%以上,而在OECD國家中,那些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都比我們這個SHZY國家高。
具體到財政在各教育階段領域的投入,投入最低的領域又是學前教育。因此,在學前教育領域,為了讓孩子們都有幼兒園可讀,過去國家大規模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幼兒園,連先前一些政府產權小區配套場地也給了社會力量辦園。在早些年,利用這些政府產權物業舉辦的幼兒園還有不少是高端、高收費的幼兒園——比如深圳的英皇幼兒園就是如此,它的場地是政府產權免費使用,一個月保教費為9600元,不過場地今年已被政府收回了。
由於政府投入缺位,全國的民辦幼兒園佔比一度高達70%以上,在一些經濟發達的省市,比如廣東省的深圳市,民辦園的比例一度達到了90%以上。
近幾年的投入加大,民辦園佔比才有所下降,但截至2019年的數據顯示,佔比仍在61.6%。
民辦園的比例高,必然就意味著公辦園的比例低。以深圳為例,公辦幼兒園的比例一度只有4%,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老百姓的孩子是上不了公辦幼兒園的,而能上公辦幼兒園的只有少數人,而哪些人能上這些少數的公辦幼兒園,其實大家心裡也非常清楚。
但一旦公辦民辦的比例被打破,比如公辦幼兒園的比例從4%一下子提高到50%,就會激起絕大部分家長給孩子上公辦園的預期:我們要上公辦幼兒園,我們要上公辦幼兒園!
不過,現實的情況是,這兩年很多城市新增的公辦幼兒園不是通過規劃建設產生的,而是通過將民辦園轉成公辦園實現的,園所還是那個園所,只是換了舉辦人,園長、老師和設備等都沒有變化。由於新增的大量公辦幼兒園,不是通過規劃而來的,這就造成了有的小區有多所公辦幼兒園,而有的小區可能連一所都沒有;有的小區居民以前能上家門口的公辦園,而今年反而上不了家門口的公辦園,因為招生規則發生了變化,跟房產、社保積分等掛鈎了。
總之,情況非常多,這就會讓很多家長的心態失衡,激發原本不會出現的入園矛盾。
比如,有的家長說,憑什麼我的孩子不能上公辦幼兒園?我房子買到這裡,戶口落到這裡,為什麼就上不了家門口的公辦幼兒園?
這個問題讓主管教育事業的同志們很難回答,因為家長的理由沒有一點毛病。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只要我們制定的公辦園目標達不到100%——即滿足所有的納稅居民的子女都能入公辦園的需求,教育部門的同志就不好回答這個提問,更何況,我們現在在全國提的目標還僅僅是50%?
當100個家庭中,只有10個家庭可以上公辦園的時候,剩下的90個家庭不會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大部分家庭跟自己都一樣,而那10%的家庭也是我們公認的人上人。當100個家庭中,有50個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公辦園的時候,剩下的50個不能上的家庭,就會感到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和剝奪,因為至少有相當一部分跟自己一樣的人也上了公辦園,這就會造成不滿,而造成這個不滿的正是當地的政府——為什麼別的小區有公辦幼兒園,而我的小區沒有公辦幼兒園?教育局是幹什麼吃的?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強調的是計劃經濟。現實中,我們絕大部分人已接受了「讓一部分人的孩子先上公辦幼兒園,再讓另外一部分人的孩子上公辦幼兒園,最後讓所有的孩子都上公辦幼兒園」的事實。
如果有計劃、有步驟地提出一個公辦園的目標——比如今年的目標是10%,明年的目標是20%,後年的目標是30%......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能接受的,估計今年關於上幼兒園的矛盾就沒有那麼多。
但問題就出在,在前幾年,我們根本沒有提這個目標,更沒有計劃,這個目標提出來的時間到現在還不到兩年,從幼兒園的規劃建設來說,根本來不及,更何況我們在2016年還出臺了一個高標準的《幼兒園建設標準》文件?
事實上,在一些省份,不但公辦園的比例沒有增長,反而還出現了下降——財政沒錢,規劃建設辦學等全是投入成本,又沒有什麼政績,哪有直接把房子租給社會力量辦園省事?一來省了錢,二來解決了入園問題,最後還落下了鼓勵、促進社會力量辦學的美譽,可謂一箭三雕!
其實,矛盾的緊張是可以預見到的。
在《 》一文中,我們已經指出,2020年幼兒園入園難,乃至矛盾激化,跟以下三個因素分不開:
為了完整「8050」目標,加上時間緊任務又非常重,不少地方的做法只能是「鼓勵或者強制民辦園轉公」,這一方面激發了與舉辦人之間的矛盾,另外一方面進一步打擊了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的熱情。
如果是在存量幼兒園中做公辦和民辦的加減法,那麼就會出現「A小區有公辦幼兒園,B小區沒有公辦幼兒園,C小區有多所公辦幼兒園,D小區多所全是民辦園」的不均衡情況。
雖說,在開展「民轉公」具體的工作時,主管部門也是有組織有計劃甚至是有紀律地進行,但是面對的是不同的園,而不同的園又有不同的「園情」,連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強調要「一園一策」,我們又是法治國家——比如有的園所當初一籤合同就是十年二十年,離到期還遠著呢,買賣都不破租賃,還剛出臺了《民法典》——如果人家社會力量不同意,總不能硬來吧?
現實中,還真有不少硬來的。有的是教育部門硬來,有的是小區業主翻牆搶佔幼兒園,要求幼兒園轉為公辦……這其實都構成了對權利的侵犯。
今年7月份的時候,我們寫了大量的深圳幼兒園入園難的問題,後來就不怎麼寫了,以致有讀者問你們怎麼不關注深圳的入園難了?
其實,我們一直在關注,但是報導還是不報導已沒有意義,因為,我們報導了,哪怕上頭看到了也解決不了今年已出現的問題,不管家長怎麼鬧,怎麼去教育局XF,YJ,這個不公都已經是事實了,幼兒園的規劃建設需要時間,你去教育局鬧他也不能憑空給你變一所公辦園出來,他把你的孩子送進公辦園,你要麼就接受班額非常大的事實,要麼就是把其他人的孩子給擠出去,這樣其他人也會抗議。
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報與不報都解決不了,不要把媒體的力量想的那麼大,其實弱的很。
有人會說,我們是SHZY國家,擅長做計劃,也會有長期主義的考量。但為什麼在幼兒園領域出現了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很詫異。
我對比過中長期發展規劃,裡面提到的學前教育的目標在2016-2017年就已經達到了,然後在2016年,教育部和住建部門又出了一個《幼兒園建設標準》,裡面對新建規劃幼兒園的場地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按照這個標準去做的話,很多城市化率非常高的地區很難去辦符合標準的公辦幼兒園,要麼就是代價非常的大。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中教投研的自媒體號上強調,長遠地看,我們應該反問一下,幼兒園是什麼?我們究竟是應該按照《幼兒園建設標準》規劃建設很多高標準的幼兒園,還是讓各地因地制宜地建設更多的幼兒園?
這些問題值得反思。我們每個普通家庭對孩子上幼兒園的訴求其實就是讓他們有個同齡人的成長環境,而距離上離家一定要非常近,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現在所有制定這些標準的人,很可能自己以前都沒有上過幼兒園。
就跟我現在一樣,每次去超市給兒子買玩具,我總是喜歡給他買電動車、電動飛機之類的,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這些,而他喜歡的是哪些我根本不喜歡的。
我其實是想通過買自己喜歡的玩具來彌補自己童年沒有玩具的缺憾。
在最後,我發現儘管很多專家已不止一次解讀了9月1日的講話,但是我感覺解讀的還是有很多幻想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現在的主流的話語已越來越提SHZY了,甚至連特色二字都省略了。越來越強調「做大做強公辦教育」,而從近年來的政策變化來看,我們將越來越SHZY。
因此,在學前教育領域,我們預計,公辦比例達到50%不是終點。
這是因為,按照目前財政對公辦幼兒園、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財政投入狀況,二者合計的比例也只有80%,而在這80%中,50%的公辦和30%的普惠投入的財政又很不一樣,這肯定不是終點,這個狀態每持續一天,巨大的不公就存在一天,入園矛盾就會不斷存在。
還有就是,難道那些在營利性幼兒園就讀的孩子們,他們的父母不是納稅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