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諺說，「偏見節省時間」。我的導師曾跟我講過一件有關偏見的軼事：他讀博時，系裡有兩位大牌教授，一位是北美哺乳動物學鼻祖霍爾，另一位是兩棲爬行動物學大師泰勒，但兩人互不服氣，成見很深。一次，我老師到泰勒辦公室去借書，泰勒在身後書架上掃了一眼說，怪了，前兩天我還看見它在這裡，怎麼不在了？——肯定被那老王八蛋霍爾偷走了！話音剛落，我老師在旁邊的一個書架上找到了那本書，泰勒搖了搖他那碩大的腦袋，不假思索、一本正經地說，肯定是老賊霍爾又偷偷地還回來了——還放錯了地方！
與此相似的是，100多年來，每當世界上遭遇戰爭、大屠殺、種族清洗或各種政治風潮乃至於流行瘟疫，總會有人拿達爾文說事；尤其對神創論者以及保守派來說，達爾文似乎是現成的、可以信手牽來的一隻「替罪羊」。不久前，當英國首相詹森提到「群體免疫」時，有人立即指出這是英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作祟。最近，明尼蘇達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美國乃至於世界範圍內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又有人說，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純粹是為種族主義張目的。姑且不談這些人恐怕壓根兒就沒有讀過達爾文著作，他們可能對達爾文發表過的「政治不正確」言論也一無所知。否則，真不知道他們該如何大張旗鼓地抹黑他呢。
受到他所處時代政治文化觀念的限制，達爾文確曾流露過白種人在文化上優於黑人和土著人種的「偏見」。在達爾文浩瀚的著述以及私人通信中，能夠被抓住「小辮子」的此類武斷言論，也僅此而已。任何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髒水往達爾文身上潑的人，都是罔顧事實——達爾文不背這口黑鍋！事實上，達爾文對同時代博物學家（比如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奠基人阿格塞等）的種族主義「科學」曾深惡痛絕，極盡批評鞭撻。比如，阿格塞提出，世界上的各類人種分屬八個不同的物種，而非洲人屬於低劣人種；因此，他們是不應該享受平等的人權的。達爾文曾嚴厲地批判了阿格塞的這一偽科學結論。不特此也，達爾文全家都反對蓄奴制，他以及父親、祖父是強烈反對販賣和使用黑奴的「三代忠良」；他外祖父塞奇伍德一家，更是英國廢除奴隸制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指責達爾文是種族主義者，就像說甘迺迪總統是種族主義者一樣的荒唐可笑。
《達爾文的神聖事業：種族、奴隸制及探索人類起源》2009年紀念達爾文誕辰200周年暨《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之際，著名的《達爾文傳》共同作者阿德裡安·戴斯蒙德與詹姆斯·莫爾推出新作《達爾文的神聖事業：種族、奴隸制及探索人類起源》（Adrian Desmond & James Moore，2009. Darwin's Sacred Cause: Race, Slaver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Origins.）。當時曾引起不小的轟動，許多著名報刊都曾刊登過該書的書評，用「好評如潮」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當然，該書之所以引起轟動，並不只是緣於作者的聲望，而在於書中提出的不同尋常、令人耳目一新的論點：達爾文提出自然選擇學說與生物演化論的原動力是為了探索人類的起源與演化，進而證明不同人種來自共同祖先因而生來平等。
在近400頁長篇大論中，戴斯蒙德與莫爾試圖闡明，達爾文研究自然選擇學說與生物演化論，並非單純出於對科學真理自身的探求，而是來自他對蓄奴制和種族主義的極端厭惡和憎恨，是想通過這一理論證明——萬物共祖、世界上所有的人種都來自同一祖先，因而他們之間血肉相連。換言之，戴斯蒙德與莫爾堅持認為，達爾文之所以提出自然選擇學說與生物演化論，是為了證明蓄奴制和種族主義是錯誤的，是反科學的，是一種道德犯罪。
作者在書中詳盡地描述了達爾文的出生背景與成長經歷，說明達爾文自小就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充滿同情心與同理心、反對殘忍。比如，他在挖蚯蚓做釣魚的誘餌時，小心翼翼地不弄傷蚯蚓；把蚯蚓穿在魚鉤上之前，先將其置於鹽水裡浸泡，使蚯蚓免受被魚鉤穿刺的痛苦。他後來隨小獵犬號環球科考途中，在南美與佛德島等地與黑人和土著人種有過較多接觸。他在日記中寫道，當你跟黑人接觸時，你不可能對他們不產生好感…… 從他的日記中還可以看出，當他在阿根廷看到一個女黑奴被鞭打時，他心中無比憤怒但卻束手無策；當他看到一老嫗所收藏的用來擠壓有反抗行為的黑奴手指的器具時，他頓時怒火中燒。在巴西，他曾聽到屋外遠處傳來的奴隸被毆打折磨的慘叫聲，以至於自此以後，無論他在哪裡聽到遠處的慘叫聲，都會想起在巴西遭遇的那一幕。
除了戴斯蒙德與莫爾在書中列舉的各種事例之外，在《小獵犬號航海記》中，達爾文也記錄了殖民者屠殺印第安人的場景以及他筆下流露的憤怒之情。正如譯者陳紅博士在「中譯者序」中稱讚達爾文文風時所寫到的：「這樣的文字風格有一種難以言傳的隨意和自由。偶爾的例外是達爾文對奴隸制度的深惡痛絕，他對此的表達非常直接強烈，表現出一種正義凜然的胸懷。」
因此，《達爾文的神聖事業：種族、奴隸制及探索人類起源》一書所記載的案例，與以往文獻記載是相輔相成、一以貫之的；加之作者的觀點新奇，故該書一問世，就引起巨大反響。有書評人指出，該書給讀者帶來了達爾文的新形象：他不僅是優秀的科學家而且是高尚的道德家。正像戴斯蒙德與莫爾所指出的，以前沒人想到過，達爾文對人類起源的探索竟是他痛恨奴隸制的道德怒火所驅動的。
儘管達爾文在《物種起源》裡幾乎矢口未提人類的起源與演化，只是在文末「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寫道，「人類的起源及其歷史，也將從中得到啟迪。」然而，當讀者讀到下面這句話，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之中：「當我把所有的生物不看作是特別的創造產物，而把其視為是遠在志留系第一層沉積下來之前就業已生存的少數幾種生物的直系後代的話，我覺得它們反而變得高貴了。」
難怪一位牧師的太太在讀完《物種起源》後，驚慌失措地對她先生說，天哪！讓我們希望達爾文先生所說的不是真的。倘若是真的話，讓我們希望不要讓人人都知道這是真的……
不過，我不得不說，儘管戴斯蒙德與莫爾的這本書曾讓我收穫了閱讀的愉悅，但他們的主要論點並沒有令我信服。竊以為，他們的材料雖豐富、語言也生動，但結論頗為牽強，本人不敢苟同。首先，倘若達爾文試圖用共同祖先理論來反對蓄奴制和種族主義的話，那麼，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用所有人種都是亞當與夏娃的子孫、大家都是上帝之子的「一元論」來解釋，豈不是更容易讓人接受嗎？為什麼要繞那麼大一個圈子、把地球上所有的動植物都牽扯進來？其次，倘若試圖用物種可變論以及萬物共祖理論來批判種族主義的話，那麼，世界上各個人種的共同祖先究竟要追溯到多久以前？在達爾文時代，既沒有任何古人類化石的記錄，也沒有檢測人類基因組的分子生物學手段，如何回答這一問題？是一萬年前、十萬年前，還是一百萬年前？顯然，狂熱的種族主義者肯定想把人類共同祖先推到越久遠的過去越好（確曾有人提出至少可追溯到數百萬年前），而反對奴隸制的人肯定希望越近越好。既然達爾文當時沒有任何證據和手段回答這一問題，生物演化論對其反種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毫無助益，而且只會添亂；聰明如達爾文，他為什麼要把自己引進這個走不出去的邏輯死胡同？再次，倘若種族問題是達爾文提出生物演化論的原動力的話，為什麼他在提及像澳大利亞土著一類的「未開化」部落將「不可避免地」滅絕時，竟表現出毫無感情地就事論事？他甚至於在筆下流露過這些未開化的土著「野蠻人」在文化、道德、智力諸方面均不如白種人。
總之，雖然本書作者們所羅列的大量證據表明了達爾文及其家族對蓄奴制和種族主義，一向深惡痛絕，而達爾文的生物演化論在邏輯延伸上是反蓄奴制和種族主義的；然而，作者完全未能令人信服地闡明達爾文的立場與其理論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因此，作者的結論充其量是一個「大膽假設」而已，尚未經過嚴格的「小心求證」。此外，作者的結論也無法解釋達爾文為什麼把自己的理論「雪藏」了二十多年之後才發表，而發表後並未發生達爾文所預期的「慘遭迫害」的可怕後果。恰恰相反，達爾文學說較快地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是達爾文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科學史家們一般認為，事實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及英帝國在全球的殖民擴張，確曾在某種程度上「綁架」了達爾文理論，也使它的傳播在當時遭遇到相對說來比較小的阻力。其實，馬克思從一開始就發現了自然選擇學說與瘋狂競爭的資本市場驅動力之間的顯著聯繫。當然這些並非達爾文的初衷，也遠不是他本人所能夠左右的。
相形之下，本書作者的結論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試圖給達爾文冷靜的純學術研究戴上了熱忱的道德光環；在我看來，這不僅立論不足，而且毫無必要。儘管如此，基於本書的豐富史料、對達爾文及其學說的深刻了解與極度熱情，以及行雲流水般的文字，我依然樂意向大家傾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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