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很多人印象中，王家衛以其別具一格的鏡頭語言、碎片式敘述深深打動了觀影人。在影片《重慶森林》中，金髮女殺手始終戴著的墨鏡、失戀警察阿武常常叫在嘴邊的鳳梨罐頭等這些王氏影像，融合了電影中消色的運用、後期製作出來的粗糙的顆粒感，將影像符號化，在向人們傳遞了年輕男女身陷情感無力自拔的同時，也鮮活地向觀者表現了現代人在社會關係上的缺失，敏銳地勾勒出了現代都市人的孤獨與漂泊無依。在影片《花樣年華》中，用色上雖也見得濃烈色彩的運用，然而昏暗的街巷、連綿的陰雨，以及周慕雲和蘇麗珍之間總是欲言又止的沉默，反而更多地向人們表達了二人面對道德的約束時，內心世界的壓抑與糾結。
關鍵詞：第一符號學；內涵與外延；象徵性
一、什麼是電影符號學
如果說王家衛是完美地藉由電影將時間與空間融合到一起的高手，那麼李安則以其頗具古韻的東方思考與西方的戲劇敘事，在向人們展現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融通的同時，也為人們帶來了一場視覺與聽覺上的饕餮盛宴。在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以下簡稱《少年派》），大膽誇張的配色、三重套層的敘事結構，以及多層次隱喻、象徵、互文等表現手法的運用，在傳情達意之餘，更引發了人們對影片隱含意義的無限思考。
電影是一門集合了視覺與聽覺要素的現代藝術，又是一門容納了劇本、攝影、美學、文字等多種藝術形式的語言，人們可以透過敘事結構、角色塑造、畫面用色、精神分析等多個角度，對電影作出不同的解讀，而電影符號學則是幫助人們理解電影本質意義的研究方法。當人們在感嘆由這些大師創造出的一個又一個票房奇蹟，是什麼因素讓這些作品可以如此穩紮穩打地植入人們心底、引起共鳴？又是什麼因素可以將一個導演對題材的感知與理解深刻地滲透在影片中？這恐怕就要藉助電影符號學深入探討。
毫無疑問，談起符號學的起源，現代符號學有兩個重要的思想奠基人——索緒爾和皮爾斯。索緒爾從語言學進入符號學，皮爾斯則藉由他的哲學或邏輯學進入符號學，二人關於符號學的重要論述為我們研究符號、運用符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理論及方法，而法國學者克裡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提出的電影符號學，則是在二人符號學理論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系統分析方法。
二、電影符號學之「外延」與「內涵」
20世紀60年代，麥茨《電影：語言系統或語言？》一文的發表，標誌著一門新學說——電影符號學的問世，這也正式開創了人們對電影符號學的研究。麥茨認為，電影之奧秘乃在於能夠藉由其影像表現出現實世界之豐富，而本身仍停留於只是影像而已。比如，我們在觀影時看到桌上擺放著一杯水，我們不能把桌上這杯水稱為「符號」，因為它僅僅是影像的一種客觀存在。同樣，「一個特寫的花瓶」，「一個遠景奔跑的人像」，我們也不能說奔跑的人是符號，因為影像是具有能指與所指的合一性的。
在影片《少年派》中，相信很多人都對飢餓的孟加拉虎迎著海浪遊向少年派時的畫面印象深刻。這不由讓我們想起了影片開頭，派在遊泳池學習遊泳的情節。派的遊泳學習是從溺水開始的，當體型健碩的叔叔救起在泳池中飽受溺水之苦的派時，叔叔安慰他「嗆幾口水不要緊，慌了就完了」，但緊接著卻再次將派拋向了遊泳池，因此，童年時期的派對於水，應該是充滿著畏懼的。而在派漂泊到的無人島上時，白天純淨的湖水到了夜晚卻變成了會吞噬魚類、深不見底的吃人深淵。
那麼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水」，顯然除了交待故事情節的需要，無形中也向觀者表達了其他寓意，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層含義。首先，「水」是一種象徵符號。水的變幻莫測、深不見底，預示充斥著紛繁複雜的規則與禁忌的社會，越是恐懼，反而就會在水中掙扎越久。所以當影片後期，派與老虎同在船上偶遇暴風雨時，派勇敢、狂暴地在暴風雨中向天空控訴命運的不公，那種勇敢與挑戰像極了從前在水中遊泳時勇敢無畏的叔叔；其次，無論是遊泳池裡的水，還是大海裡的海水，無論是純淨的湖水，還是吃人的深淵，「水」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貫穿影片始末。在麥茨的電影符號學理論中，電影成為了和文字一樣的表達方式，既有「內涵」，又囊括了「外延」，而「外延」總是先行存在的。眾所周知，「外延」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而「內涵」作為「外延」的派生，通過能指與所指的聯結，產生意指。以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為例，主人公安迪初到肖申克監獄時，一名獄友正在對新人下賭注，此刻安迪還對這個未來的獄友一無所知。三名獄友其中兩名各叼著支煙，眯縫著雙眼專注地凝視著他人，三人構成了三角形構圖。顧名思義，三角構圖能夠使畫面形成一定的穩定性，且不落俗套。在這個畫面中，「外延」是由能指（三名獄友）和所指（三名獄友在凝視同一個人）組成的；而導演藉助三者構成的三角構圖與監獄建築的關聯，向觀者表達了獄中生活的單調乏味。通過這個影像，觀者能夠看到兩個能指：一是以監獄建築作背景依託的三名犯人，二是三人構成的三角構圖。同時，一方面我們看到了監獄環境的肅殺與沉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在這種沉悶的氛圍下，服刑犯人為打發獄中百無聊賴的時光的無奈。
顯然，在麥茨的「外延」與「內涵」一說中，電影符號學變成了一種兼容並包的研究方法，通過這一理論的運用，創作者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呈現給觀者更多的事物，而觀者也能夠藉此從片中得到或者發掘更多的解讀。依然以影片《少年派》為例：在影片開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陰雨連綿的印度，大雨將泥土地澆打得渾濁泥濘，給人一種陰雨的印象，這等同於內涵的所指；而同在畫面中呈現給我們的路邊的象頭神原本就是印度教及印度神話中的智慧之神、破除障礙之神，對稱擺放在象頭神前的兩隻白鼠是在很多印度神廟都有供奉的鼠神，當地人將其奉為女神的化身。象頭神與鼠神這兩個元素等同於外延的所指，兩個元素通過構圖、用光等技術加以表現，構成了外延的能指；兩者結合構成了內涵的能指，也就是說只有結合內涵的能指，同時利用外延的能指與所指，內涵的能指才能得以確立。在片中，當第一場暴風雨來襲時，派與斑馬、鬣狗、老虎、猩猩紛紛逃到了救生艇上，而隨之而來的濃重的、鋪天蓋地的烏雲與咆哮的海浪賦予畫面以緊張的氣氛，它在帶給觀者以強大的視覺衝擊的同時，也向觀者預示一場更加殘酷的血雨腥風即將到來。
三、電影內涵的象徵性
電影以其複雜性與包容性，試圖用一種理論去涵蓋電影所有的能指與所指的本質，或是它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政治及心理含義，這是不現實的。電影是無法離開符號而獨立存在的，絕大多數電影都或多或少地運用了內涵的象徵性表現手法。麥茨對電影分析的系統化主張，無論是影像符號、聲音符號、畫面構圖等，都有效地幫助我們發掘了更多與我們通常所見的真實大為不同的理解，更加清晰地感知電影的本質。如果缺乏系統性的分析手段，那麼我們對電影的理解很可能只能停留在表層，而無法真正領略和欣賞影片本身的藝術價值。將符號學運用於電影的意義在於，經由對電影中無處不在的象徵性的內容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到電影作者創作的本質原因。
在電影符號學的內涵部分，電影內涵總是慣於藉助象徵意義，用事物呈現給人們的所指推動能指，甚至超越能指。例如，《少年派》中的孟加拉虎理察?帕克。一方面，理察?帕克是一隻兇猛的野獸（能指）；另一方面，理察?帕克後來也被主人公述說成了兇殘的廚子，此外，也有人從理察?帕克的名字作出解讀，將這個名字與19世紀80年代南大西洋的一起海難聯繫到了一起（超越）。據悉，在那起海難中就有一名海難倖存者叫理察?帕克的船員，但不幸的是，他在與其他三名較為健壯的船員在海上漂流時，被另三名船員殺害且分食。這些在能指之外的內涵意義顯然已經超越了外延意義。
筆者依然以《少年派》為例，因為這部影片實屬李安導演的經典之作，片中運用的象徵、隱喻也是不勝枚舉。其中，主人公對斑馬、鬣狗、猩猩、老虎對應人物的設定，可以說是影片的核心象徵之一。一方面，主人公為我們展現了當救生艇最後只剩下老虎與自己時，他與老虎鬥智鬥勇又相互依存的矛盾關係；另一方面，也透過象徵性手法，將觀者帶入了另一個關乎人性道德、社會倫理的殘酷世界。主人公真的像很多人解讀的那樣和廚子一起吃了自己的母親嗎？主人公最後真的殺了廚子為母親報仇？創作者為我們講述的兩個故事究竟哪一個為真？哪一個為虛？創作者向觀者呈現的故事，好像薛丁格貓，當貓被關在科學家設置的結構巧妙的箱子中，由於原子的狀態不確定，所以貓的狀態也不確定，如果打開箱子，那麼貓要麼在箱子中死掉了，要麼依然活蹦亂跳，但是在打開箱子之前，這隻貓的就永遠處在一種不死不活的疊加狀態。在《少年派》中，創作者似乎想要藉由主人公之口努力告訴我們什麼，然而卻又有些欲說還休的朦朧，這更加引發了人們對故事結局的無限思考。
距離麥茨提出電影符號學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期間，電影藝術經過各個創作者的演繹與發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善與提高。然而不論多少歲月已然逝去，電影的本質卻並無多少改變。基耶斯洛夫斯基曾這樣評述電影——「它不夠靈活，因而也就不夠模稜兩可。與此同時，由於它太清晰反倒又顯得太模糊了。」顯然，李安導演的確是運用象徵與隱喻的行家裡手，不論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是否有意設置，隱喻與象徵在電影中無法避免，內涵與外延的應用或者存在更是無孔不入，因為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總能在不經意間構造出精巧的電影符號，而當創作者將作品呈現給人們之後，儘管部分觀者對電影符碼知之甚少，然而觀者也總會無可避免地參與到對電影符碼的討論中來。
電影作為一門可靜可動的藝術，一門融合了時間與空間的藝術，一門綜合了美學、攝影、色彩等多門藝術的綜合體，還在一如既往地向觀者展現它的巨大魅力。而當我們試圖以電影符號學理論去解構、賞析電影時，電影極端多樣化的形式特性與隱藏在光影聲色之中的巨大信息量，無疑也為觀者帶來了一場巨大的藝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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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妍（實習）、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