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因為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來的。」一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印度學生在開學時這樣回答教授的提問，當時，教授看到新生裡有一位來自印度，好奇地問：「你怎麼會在這裡？你的國家有印度理工學院，為什麼不去那裡呢？」
這是在印度理工學院的校友中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
印度理工學院是印度最好的大學，印度人考這所學校比美國人考麻省理工學院要難很多——2010年報考印度理工的學生超過了45萬，招收名額只有不到一萬名，錄取率為2%。相比之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2010年秋季的錄取率是10%。這一錄取比例相對於中國的清華、北大不足為奇，但印度理工卻有其獨到之處，成為世界級名校。它每年為印度的軟體業輸送大批人才；在美國矽谷，則聚集著大批印度理工畢業生。
I、IT、IIT是印度的三個重要標識，I是指印度文化，IT指領先的印度IT產業，而IIT，就是印度理工學院。
印度理工學院的許多學生來自農村，一名農村男孩入校後才明白，原來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壞人。這是他進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課。
《三個傻瓜》是一部根據印度暢銷書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小說《五點人：在印度理工學院不要做的事情》改編的電影，講述了三個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 在「皇家理工學院」的瘋狂經歷。2008年7月開拍，由拉庫馬·希拉尼指導。2009年聖誕節上映之後僅10天，票房便達到10億盧比，隨後成為寶萊塢歷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電影。
影片得到的反饋幾乎全是好評。印度影評人薩哈什·賈說：「《三個傻瓜》並非一部完美的藝術品。但它是生氣勃勃的、激勵人心的當代藝術品，浸染著某種精神。在一個學生會被他們不可能完成的課程逼得自殺的國度，《三個傻瓜》提供了希望。」
透過網絡，《三個傻瓜》在中國也被迅速傳播，電影裡虛構的「皇家理工」有極為濃烈的印度理工的影子。而在印度乃至全球，它都能稱得上是一個現代神話。
「印度理工學院神話」是許多印度人從十來歲起就被灌輸的信念——考上了這所大學，他們的階層、背景、社會關係都不再重要，僅憑一張畢業證就能立足社會。為了考進這所學校，孩子們起早貪黑，早上4點半就起床去上補習班，上完補習班之後上正課，正課結束之後，晚上還要補習。
「想像一下，一個19歲的男生5年沒看過電影，沒讀過一本課外書，沒看過電視，甚至連女孩都沒追過，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啊？」印度理工校友桑迪潘·德布在《印度理工學院的精英們》一書中寫道。
每一名想要進入印度理工學院的學生都要參加聯合入學考試（JEE），它是專為印度理工學院設置的考試，只考理科，分別是數學、物理和化學。物理考卷中的題目常常需要用到微積分。三科分別設置淘汰線，僅僅總分合格是不夠的，必須每科都同時高於各自的淘汰線。筆試通過了，還要參加長達五天的面試，並在此期間按筆試的排名順序選擇自己的專業。
以前，許多人會連續多年報考印度理工學院，在已經入學的學生裡，有60%的人都考了兩到三次。2007年起，聯合入學考試出臺了新規定，每人最多只能考兩次。
招考的過程極為嚴格，就連印孚瑟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墨希都說自己無法把兒子弄進印度理工，「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墨希被稱為「印度比爾·蓋茨」，他說：「印度理工沒有腐敗，這裡完全憑本事吃飯。」他的兒子沒考上印度理工，不得不遺憾地去念了美國加州理工。
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萬卡特拉曼·萊馬克裡斯南出生在印度，當年，他也沒能通過聯合入學考試，與印度理工擦肩而過。
每一個考上印度理工學院的年輕人都是賽跑中的贏家，他們由此堅信「無論何時、何地、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得到」。那些從印度理工畢業的學生，如果隨後取得事業成功，這種優越感可能會持續一生；而對那些沒有成就大業、以賣肥皂為生的畢業生而言，曾經考取印度理工的經歷，可以稱得上是他們的人生巔峰了。
為了寫作《印度理工學院的精英們》，桑迪潘·德布訪問了許多印度理工的成功校友。他們普遍不記得自己當年究竟從課堂上學到了什麼，他們的收穫來自課堂之外。這些人最一致的說法是，在印度理工學到了如何與人相處，如何與最優秀的人競爭。
許多學生在入校前從未離開過自己生活的村莊，大學生活讓他們第一次接觸到多元文化。一名小鎮男孩在進入印度理工後發現，原來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壞人。這是他進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課。在家裡，大人灌輸給他一些價值觀，但從來沒有人為他做解釋。
電影裡，新生法蘭剛剛進入學校時，多元的文化讓他眼花繚亂。看看學生們用什麼樣五花八門的形式祈求考試通過就知道了。
另一方面，電影裡那位刻板的教授反覆強調的「競爭」也是印度理工學院的突出特點。新生們原本已是當地成績最好的學生，他們進入大學才發現人外有人。有的同學每天下課就喝酒、吸大麻，考試的時候你卻永遠都超不過他。每年都有因經受不了這種打擊而退學的新生。
學院裡考試的試題都是開放式的，沒有ABCD的選項，教授們認為這樣能夠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想要通過這些考試相當不易，僅僅是寫答案就會寫到手疼。《三個傻瓜》裡，一位學生因為擔心考試通不過而在宿舍電扇上上吊，這並不是虛構的場景，在過去五年裡，有八名印度理工學生自殺，其中五名是在宿舍上吊。一個四人委員會在調查了最近的自殺事件之後，建議將學生宿舍的吊扇換為座扇，以避免學生上吊。
這個學校的學生宿舍房間簡陋，供水不足，廁所裡滿是爬蟲。食堂裡，魚肉奇特的味道中混雜著肥皂的氣味，而雞肉則泛著類似於工業油脂的味道。鐵質的餐盤雖已千瘡百孔，卻也堆得下各種「美味」。食物的質量與它的教育地位比起來顯得非常不相稱。桑迪潘說，在這裡呆上幾年，真就什麼都吃過了。
然而，六年的印度理工生活，也讓德布明白，味覺只不過是主觀的幻覺，印度理工的生活「教育我們在將來的職場中要繃緊神經，在瘋狂而野蠻的社會中學會逆境生存」。
印度國會通過的《印度理工學院法案》保證了它的自主權，學生課程由各個校區自行決定。曾有官員試圖幹涉校務，被告知有不能干涉的法案，這位官員看了法案後，惱羞成怒：「什麼破法案！」但也無計可施。
桑迪潘·德布1973年考入印度理工學院克勒格布爾分校，學習電子工程。後進入印度管理學院學習管理學。他的父親似乎已經看到了德布當上印度實力雄厚的斯坦石油公司主席的那一天，但寫作才是德布的第一愛好。
德布轉行進入新聞業，並在這個對他來說全新的行業中取得成功。他先後擔任過印度最成功的雜誌Outlook的執行主編和印度新銳新聞周刊Open主編。為了寫作《印度理工學院的精英們》，德布花費了14個月時間，到世界各地尋訪曾經就讀於印度理工、如今已經事業有成的校友們，請他們講述印度理工的日子與今日的成功之間的關係。德布為這本書取的副標題是「一所非凡印度大學的故事及其校友們如何重塑世界」。
印度理工的織夢人是一位名叫埃德舍·戴拉爾的印度貴族。印度獨立之前，他就意識到技術應用將會在獨立的印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印度技術進步的戰略：培養世界一流的工程師群體，建立完善的研究基礎設施，開創獎學金體系，最終使學生能夠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1946年，由印度實業家納裡尼·藍金·薩卡領導的21人委員會向當時的教育、健康和農業部提交了一份臨時報告，提出了印度理工學院的最初藍圖。他們注意到，印度已有的學院的角色主要是向負責各省民用設施維護的政府部門輸送工程師，為學生開設的也只是一些特定的工程科目，缺少數學、科學和人文科目；課堂上照本宣科，每年舉行固定的學期考核，而非通過給予學生信任以促進其自主學習。薩卡等人提出了一份四年制本科課程的設計，前兩年的課程包括一般工科科目以及科學、數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科目。他們一再強調應把重點放在學術研討會、研修班和指導性研究，而非傳統課程上。
薩卡等人在報告上花了太多時間，以至於政府沒有耐心等到他們的最終報告，便按照臨時報告開始建設印度理工學院。
印度理工學院在1950年代建校之初制定的教學目標中就包含了「基於教科書式的流程，但鼓勵學生主動創新」。每個從印度理工走出去的學生都應當成為「有創新意識的工程師或科學家」。學院同時還特別強調勞動的傳統，土木工程系的學生要自己挖坑、倒水泥，鈑金車間裡常常看到印度理工學生揮汗如雨。
薩卡等人的方案從麻省理工借鑑了許多，但也做了大量修改。比如麻省理工的畢業論文需要準備120個小時，而印度理工的需要300個小時。
以國際優秀大學的普遍水準衡量，印度理工學院的資源談不上豐富，分校15所、學生3萬多名，折合成美元，每年的經費約1．38億美元。可是，在印度，它是個讓羨慕嫉妒恨的「大戶人家」，每年印度政府給其它幾千所理工學院的補助，總和也不過區區438萬美元，只是IIT的3％。
1956年，印度國會通過《理工學院法案》，它使學院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官僚體系的幹涉，學生課程也由各個校區自行決定。「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來，然後就撒手不管了。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領域，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曾任印度利華公司副主席的印度理工校友R·歌帕拉說。「《理工學院法案》無疑是印度政府通過的成功法案之一，」印度理工學院教授印地立桑說：「它給予了理工學院完全的自主權。這在印度高等學府中是獨樹一幟的。委員會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開始了真正的、客觀的討論。所以，他們所做的決定遠比那些具有雙重標準的政客和官僚們參與時要客觀合理得多。而且，由於缺少了政府官員的參與，委員會成員們的決定也越發具有責任感和客觀實際。」
1980年代期間，曾有一個部長嘗試對理工學院指手畫腳，其他官員告誡他根據法案的規定他不能這麼做。而這位部長說：「把法案拿來。」通讀法案後，他惱羞成怒地把它甩到一邊，然後說：「什麼破法案！」事實上，他是明白了自己無計可施。
在2010年印度全國創新大賽中，五名優勝者有兩名來自印度理工學院。在印度理工的歷屆校友中，包含了沃達豐的執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貝爾實驗室首席科學家、天體物理學中褐矮星的發現者，以及不計其數在矽谷創業的人們。
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學裡，印度理工位於57；全球前100名理科大學中，印度理工排到33位。美國《新聞60分》在介紹印度理工學院的專題節目中曾說：「把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加在一起，你就開始知道印度理工在印度的位置了。」
印度理工的校友不能忍受偏狹的目光。近年來，學校設置了許多苛刻的校規，不準在走廊上打板球，對男女生交往、作息時間都設置了巨細無遺的條款。有校友詰問：「在這一體制下，最終的產物只不過是那些對學院的學位和蓋在學位證上的印章感興趣的人。如果不是為了獲取學位的要求，他（學生）甚至連一個學分的課程都不想登記。這還是教育嗎？」
德布說，印度理工學生的社區生活向來都有很強的包容性。在他們看來，除了愚蠢難以寬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從在公眾面前裸體到午夜時分坐在樹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去計較。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有一些怪癖，有一些奇思妙想。
惡作劇是學生們體現創造力的途徑之一。曾經出過這樣一件事：學生A和B比鄰而居。兩人在家中度完周末，回到學校，卻發現兩個房間的位置被交換了，A的被換到了B的位置，而B則到了A的位置。每個房間的布局和物件的擺設都與原來的一模一樣，惟一的不同只是一個房間的東西原封不動地被挪到另一個房間。當時A和B除了交換房間外，別無他法。
一個喜歡在人前顯富的富家子弟回到學校，發現他停在宿舍外的馬魯蒂800轎車不見了。他打開門，發現自己的車停在自己的房間裡。原來車先是被人拆卸，然後又在他的房間裡重新組裝起來。
德布曾有一名同學叫品克。品克在印度理工的日子裡一直在追求高水平的物理學，下棋也很出色。除了這兩樣外，他對其他事情都嗤之以鼻。餐桌旁，大家在熱烈談論板球、電影，以及即將到來的競賽，而品克則常常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裡吃飯，向他周圍那些「弱智」的人群投去輕蔑的目光，認為這些人總是在浪費時間擔心這些俗事。
一名同學曾問：「品克，難道你沒有想過女人嗎？」品克說他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如果他決定要孩子了，那麼他會保留自己的精液，然後做一次變性手術，再用它們來使自己受孕，然後生下孩子，最後再做手術，恢復最初的男兒身。如果基因的繁殖最終是為了子嗣的產生，那麼品克認為，完全沒有必要為此去和另一個人保持密切的關係。
許多年後德布才恍然大悟，一個男人可以通過變性手術成為女人，但這個新的「女人」是沒有卵巢的，所以，他的同學品克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品克快要畢業時，學校決定授予他校隊運動員的稱號。同學興奮地告訴他，他會獲此殊榮，請他一定要出席告別典禮。但是品克對此一點都不感興趣，榮譽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品克，」這名同學請求他說，「我知道你討厭這些世俗的東西，但是像這樣的事情，在你的一生中，可能只有這麼一次！人們在臺下喊著你的名字，你在歡呼聲中上臺領獎，這樣的事不會再有第二次！」「那麼，他們在臺下喊我的名字，但我並沒有出現在那裡，當然也不會走到臺上領獎。這樣的事情，同樣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品克最終還是沒有出席那場典禮。
印度理工的許多畢業生選擇了飛往美國，對此該校一位教授持支持態度，他說：「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學生畢業後都應該出國，去美國、德國，或者其他更遠的國家。但是他們最終都應該回到自己的祖國」，「因為這裡的生活很艱難」。
自1953年建校以來，大約有兩萬五千名印度理工校友定居在了美國。印度理工孟買校區的S.P.蘇克哈特姆教授在他1990年代出版的《真正的人才外流》一書中說，根據他的研究統計，美國吸引印度理工畢業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舒適的生活」、「追求一流科學技術的使命」、「強烈的正義感和公平競爭的意識」。而印度令他們移居海外的負面因素則包括：令人窒息麻木的官僚政治，髒、亂、擁擠的城市環境，缺乏一流的工作機會。德布認為這些結論時至今日仍然適用。
「你願意生活在何處？每個印度理工畢業生，不管願不願意，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時候都得回答這一問題。」德布在他的書中寫道。
德布去訪問了那些選擇移民美國的校友，發現儘管他們過著類似群居的生活，做一些無足輕重的工作，但是在美國，供水和供電都是有保障的，而且還有一個相對清廉的政府，飛機能準時起飛，生活也舒適愜意。「美國的生活中的麻煩事要比在印度少得多。」印度理工學院教授印地立桑說。在印度，儘管印度理工畢業生大都屬於收入最高的2%的人群，但是，斷水和停電從來都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鐵路售票處還是供電局，服務質量也都差很遠。
德布追問，有多少印度理工畢業生曾鬥志昂揚，卻在畢業後逐漸遠離與生俱來的天分，最終選擇一種安全、穩定和枯燥的工作，過著與常人無異的平凡生活？有多少人在學校裡學習的是理性思考、擯棄偏見，但從來都不會分辨辦公室政治中的細微差別，以致在偌大的辦公樓中沒有立足之地？
也有一些印度理工畢業生成功抵禦了美國誘惑而留在了印度，積極投身於印度工業的發展，卻發現所有技術設計都是來自國外，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卻也無能為力，所能做的不過是對這些設備進行維護。
印度理工的畢業生該何去何從？「社會已經傾其所能，將他所能給予的最好部分全都給了你，那麼現在你就應該對社會有所回報。而且，你不能抱怨社會的現狀，因為你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就是為了讓你能夠駕馭和改善這一社會。」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校區的阿斯克·胡恩教授說。
美國Force.com副董事長安舒·沙瑪在看完電影《三個傻瓜》後寫了一篇博客，說這部電影讓他想起了在印度理工學院克勒格布爾分校度過的日子。印度舊日的英雄是影星、板球手、自由鬥士和政治家，「英雄觀念的轉變在電影中表現得很清楚」，沙瑪寫道，「電影中的『英雄』是一個為學習而學習的孩子——去發現、去創造，鄙視印度延續了幾十年的機械式學習，並致力於教育更多的小孩。」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學生畢業後都應該出國，去美國、德國，或者其他更遠的國家。但是他們最終都應該回到自己的祖國。」印地立桑說，「除非你特別聰明，在印度無處施展你的特殊才能，就像諾貝爾獎得主蘇不拉曼揚·錢德拉塞卡那樣。旅行可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這樣的旅行有著悠久的歷史，英國人在完成學業後都會進行一次歐洲大旅行。我常常問我的學生們：你們的生命中需要什麼？他們常常回答說：挑戰。那麼，什麼是挑戰？他們回答：做一些艱難的事情。所以我常對他們說：那就留在印度吧，因為這裡的生活很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