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國的地方政府依靠府州縣官與士紳之間力量的巧妙平衡來進行統治。在一個只是由為數不多的官員來治理的地域廣袤的農業帝國中，士紳是中央政權不可不倚重的力量。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合作，州縣官根本不用指望在當地收取租稅、維持治安。對朝廷來說，在安定時期，士紳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動亂時期，更是決定性的。
在鴉片戰爭中，廣東有三種不同層次的鄉勇。最高一級是「勇」，他們受到緊密的控制，是由正規軍官指揮的。第二級是由士紳創辦的。他們或是在官方的嚴格控制下，或是同廣州有密切的聯繫。第三級是真正的團練，他們通常得到了省級官員的批准，但其活動卻獨立於官僚的控制。所以，這是一個依次下降的順序，從官方的到個人的，從中央的到地方的，從正規的到非正規的。
「勇」只不過是僱傭兵。1840年6月，廣州府在商館前面設立了一個招募新兵的機構。數以百計的壯士排隊應募，試著舉起100斤重的東西。如果成功了，他們就被編入廣州協臺的隊伍中，附屬於一支正規軍，有每月六元餉銀。
接下來是中間一級的。在這一級，士紳是省衙門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楊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書）。還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們可以溝通省裡與縣裡士紳間的關係，比如孔繼動，就是南海縣羅格圍的一位著名學者。他1818年中舉後，做過書院教諭，1833年中進士，接著被任命為在北京的國史編修館副修纂。鴉片戰爭爆發時，他已退休，但他同意做廣東巡撫和兩廣總督非正式的軍事顧問。由於他在地方上的聲望和他同整個廣州府的許多重要士紳有密切關係，他能夠幫助林則徐安排地方防務。
這些中介人所接觸的士紳，往往會為省裡提供防衛經費。這些錢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組織聯合捐獻，總的數額很難確定，但數目常常是可觀的。南海縣恩洲蔡文綱捐出的錢足以維持幾個炮臺的給養。東莞縣著名士紳陳北垣捐獻了七萬多兩銀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
1841年3月，當大批市民逃離受威脅的城市、湧向鄉村地區時，地方官員要求更多的士紳協助維持秩序。實際上，在許多地方，士紳在沒有得到廣州認可時就組織了團練。對於士紳們和不在位的官員們來說，這樣的活動滿足了現實的要求；面對當局的無能，他們認為那樣的行動是必須的。例如，林則徐被解職以後很久，仍住在廣州附近，自己出資訓練了800名志願者，即使不是為了保衛國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搶劫。順德縣的潘楷、番禺縣的謝澤森、香山縣的吳思樹，都組織了這樣的團練。
鄉勇運動（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在1841年5月保衛廣州城的時期具體化了。按照夏燮的說法，所有用於防衛城市的鄉勇均來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縣。至少，從理論上講，鄉勇是以「戶抽丁」（按戶徵集）的制度為基礎的。每戶三丁抽一。一百個應徵者組成一個傳統的甲，八甲組成一總，八總為一社，八社為一大總。實際上，某一地區大總的規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區大總的四分之一。這是因為，戶抽丁的制度只是後來的一種附加物，而地方團練卻已先存在了，而所有的志願者必須在短短的10天之內集合起來並趕到廣州。
在保衛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鄉勇。5月24日，他們配合八旗兵襲擊了一些英國船隻。其餘的鄉勇，尤其是那些來自番禺、南海縣的鄉勇，在5月22日歸由官員們指揮，但就在那天晚上，他們卻散亂為一群暴民，脫離了控制。他們的存在，從軍事上講是無關緊要的。這一「運動」的重要性在於：清朝官員動員了鄉村來反對英國侵略者，把數以萬計的男子聚集起來，使他們充滿了憤怒之情。一旦籤訂休戰協議，這些從未有機會真正投入戰鬥的鄉勇們，會變得激動而憤怒，尋求著任何一種狂暴煽動。1841年5月25日，三元裡地區的13名讀書人在牛欄崗村（即後來英軍被伏擊的地方）開會，籌劃在這一地區把團練組織起來。他們歃血盟誓，選出三名領袖，然後分頭去各村動員。
三人中最著名並曾要求地方當局承認這次會議的是何玉成，他是舉人，當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縣的東北部，負責那裡以及與番禺縣交界地區的團練活動。第二個是王紹光。他是候補縣丞，可能是由於鴉片戰爭中的軍功而獲六品頂戴，負責組織番禺縣六個客家村子。最後是梁廷棟，三元裡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響的頭面人物，他把他領導的地區的12個「社學」聯合成為一個防衛指揮系統。
他們的團練同官方文件中的「戶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組織不以「總」或「社」，而以「旗」為單位，通常寫有「義民」和某一村莊的名字。這樣的做法是很重要的，因為每一支團練就代表著某一個人自己的村莊。鄉勇們喜歡在本村的旗幟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單位的旗幟下前進或後退。他們還有一面號令全體的黑旗，是從三元裡的寺廟中拿來的，用以祛除邪魔。但是，這些鄉勇的基本性質沒有改變，他們是地區的鄉村單位的集合體。
如果每一支鄉勇都代表著這種個別的忠義，那麼，他們如何一起行動呢？這種「自發的」群眾運動又如何組織起來呢？
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是士紳起了這種組織作用。只有在這種組織協調中，農村才能超越一個一個的鄉村而在整個地區中組織起大規模的社會力量。通常，一名士紳會在一個鄉鎮周圍組織起一支有號召力的團練。如林福祥，他在石井領導著「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馬後，就說服鄰村的長老們把各自的武裝都置於他的旗幟之下。當時，人們捐出許多銅鑼，一旦某村出現緊急情況，只要鳴鑼，別的村就會趕來支援。這樣就從一個核心的團練組織擴展為組織較鬆散的「旗」。在這裡，相比於農民的自發性，士紳的領導才是最基本的因素。
廣東歷史研究會的研究認為，當地大多數秘密會社參加了三元裡事件。這同士紳的領導權是不矛盾的，也不改變運動的性質。研究還認為，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也參加了這一事件。
當最初勝利的消息傳到廣州城裡時，一部分絲織工人放下織機，一齊前往三元裡。這些工匠——人稱「機房仔」，在廣州的工作場所總是同寺院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團體在乾隆時代特別活躍，他們練習打拳、鬥劍，還組成了一種吹打團參加民間節慶。
當然，還是要做一個結論：起義既非純粹自發，也非農民領導，它是團練組織中的一類，依賴於士紳們得到官府準許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