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於鄉村振興戰略視角，挖掘婺州古代士紳鄉賢的事跡，發揚其優秀的精神品質，這對於傳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促進家庭的和諧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從《金華府志》《湯溪縣誌》《五都錢錢氏家譜》的考察，明清時期五都錢村已出現士紳階層，士紳在增強家族內部管理的同時對於文化的傳播與弘揚起到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鄉村振興；士紳文化；婺文化；五都錢村
引言
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新旗幟和總抓手，也是加快構建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撐之一，而文化振興正是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之一。[1]鄉村振興需要從歷史中尋找精神食糧和文化基因，從而探索鄉村文化蝶變發展的規律。
明清時期的士紳階層是傳統鄉村社會的地方精英，他們主要由具有道德威望的宗族元老、富商財賈、科舉士子以及致仕歸鄉的中小官吏等組成，介於官僚階層與平民階層之間。[2]士紳經常調解民眾間的糾紛，並為興修水利、橋梁等公益事業籌款或參與組織事宜，對於基層治理、秩序穩定、文化傳播等起到巨大作用。但隨著社會制度的轉型，士紳階層逐漸沒落，其事跡大多不為後人知曉。本文通過考察金華府志、湯溪縣誌與家譜中的明清時期五都錢村士紳，試圖為現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提供歷史依據與回溯借鑑。
一、婺州史典與家乘中的五都錢村士紳
金華，古稱婺州，被譽為「鄒魯之鄉、文化之邦」，士子云集，群星璀璨。唐宋以來，駱賓王、呂祖謙、陳亮、何基、金履祥、王淮、範浚、宋濂等儒學巨擘層疊而出，支撐起理學名郡之殊榮。據2014年浙江省教育志記載，明清兩朝，金華府各縣中進士者共309人（明222人、清87人）。 [3]且據統計，明代浙江鄉試共錄取舉人2297人，清代共舉行鄉試112科，錄取浙江舉人13536人。[4]查閱《湯溪縣誌》與《五都錢氏宗譜》後，收集整理出了兩份列表。
表1 湯溪縣誌中的五都錢籍士紳
舉人
錢鎔，字治亭，鹹豐元年辛亥科舉人
歲貢
錢振鰲，康熙乙亥科歲貢
錢廷獻，字燕賓，丙戌歲貢
錢鴻章，號東魯
錢潮，字橚江，丙寅恩貢
副貢
錢畲經，光緒乙酉科鄉試欽賜副貢
例貢
錢遐齡，字鶴年
錢褒，字孔予
錢浩，字希孟
仕籍（非科舉）
錢大猷，山東典史
表2 五都錢氏宗譜中的士紳（以字、號記錄人名）
錢華陽
年弱冠入郡庠，晚年精於醫道
錢東石
譜載其潛心筆墨，至老不衰
錢依仁
性好學，至耄年手不釋卷，其次子為邑名師
錢元圃
所著詩文為湯溪縣學教諭魏行淏所稱譽
錢歷山
舉人馮夢鰲稱讚其家學淵源
錢壁亭
以武藝入邑庠，行俠勇義，捐資建下徐官橋
錢紹榮
入國學，舉介賓，一心為公，慈仁誠信
錢介眉
名遊黌序，品重儒林
錢廷學
一例孔生，名列聖門
錢西京
生有宿慧，年弱冠，應院試，惜未及三十而歿
錢曾一
習詩經，入縣庠，生平純篤樸誠，不附權勢
錢渭濱
性純篤，勵志縹緗，才通今古，譽播膠庠
錢儀文
舉介賓，行端言正，無諂無驕
錢望山
才思翩翩，門下諸多桃李
錢韶
身入國學，名立典章，存心忠厚
錢藍田
年弱冠即擷芹，遇題必為，逢課必赴，攻苦奮勵
錢貢賢
國學生，邑庠生章福謙謂之「一鄉之善，萬夫之望」
錢湘
身入太學，顯裡名揚
錢英
遊庠序，復行醫藝，解紛排難
錢玉鼎
舉鄉飲賓，邑人胡仲庸謂之「於社有祭，於庠有賓」
通過上述兩份表格，得出以下結論：其一，雖然五都錢村在明清時期未曾出現進士，但是依舊湧現出舉人、貢生達九人之多。其二，五都錢村不曾有生員士子平步青雲而名震朝野，這似乎與明清時期浙江省大幅增加舉人數額的情況相違背。其三，宗譜記載的五都錢村諸位古代鄉賢「遊學成均、才通古今、顯裡名揚」，這為如今的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歷史依據和文化淵源。綜上所述，五都錢村士紳似乎並未在古代科舉歷史上湧現出風雅名宦，而是處於科舉文化的邊緣地帶。那麼，到底是什麼在影響五都錢村古代士紳鄉賢的科舉仕途呢？
二、影響五都錢村士紳科舉仕途的因素
（一）區域文化中心的邊緣地帶
明萬曆六年刊印的《金華府志》記載，「湯溪縣在郡城西南五十五裡，先為婺、處（今麗水）、衢三府，金、蘭、龍、遂四縣邊界交衝之地。成化庚寅（1470），金華知府李公嗣以其地僻遠、居民獷悍難治，申奏割三府四縣邊隅，置湯溪縣（以縣治地在湯塘故名）隸金華府。」而五都錢村更是在「縣治西十二裡」之地，村落選址不可謂不偏僻。[5]始祖錢仲謙（生於1384年）卜居於此時，適逢湯溪縣未設將設之際，文化場所尚未設立。而同一時期的金華城中已有諸多學館、書院，金華城內，不僅有府學，還有麗澤、崇正（旌孝門外）、桐蔭等書院三所。[6]始祖錢仲謙選擇在四縣邊陲之地落腳生息，在當時屬於無奈之舉，好在後人披荊斬棘，修渠犁田，慢慢繁衍生息，耕讀相繼。然而正是基於地理區位優勢的喪失，這一聚落也逐漸遠離了郡縣文化中心，從而難有進士的身影閃耀於婺州大地。
（二）底層農業經濟的遲滯阻隔
明萬曆版《金華府志》對於湯溪縣還有如下記載，「湯溪合四邑邊隅之地……居民務農者多，行商者少」、「鮮有入庠序中科目者」。邑中名人胡森在《卻役書》中也寫到「湯溪本三府之裔土而四邑之窮民也，其地多砂礫磽确……蓬藋之墟，轉加窮蹙，財粟且益空虛，境內蕭然。」 [7]湯邑實為「貧邑」，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五都錢氏先祖躬耕隴畝，闢荒開野，世代相襲，發揚愚公精神，才有如今之田連阡陌。譜中亦有「煙蓑雨笠、稼穡力田」，「以耕讀訓子」，「築場圃、上藁堆」，「簞瓢陋巷、顏子安常」，「艱苦備常」等描述，可見，五都錢氏是經歷幾代人的辛苦努力才將不毛之地開闢成「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這樣的農業經濟形式，必然導致族中子弟前赴後繼以事農為主，缺乏精力從事科舉等文化事業。農業經濟發展的滯緩性在根本上阻滯了五都錢村科舉名宦的湧現。
（三）區域民俗家風的理念差異
民俗家風是縣域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明萬曆《金華府志》對於湯溪縣的民俗民風有這樣的描述，「每歲春，鄉有長者必聚眾延師家塾以訓蒙童，迨冬而散。弱冠後，不復學，多賴富足，鮮有入庠序中科目者。」[8]這說明，湯溪地區民俗偏向「農」，而非「士」，子弟在私塾中稍讀幾年至成年，便不復學業。此風俗在舉人馮夢鰲為其同學錢歷山公寫的小傳中得到了驗證，傳記中寫道，「歷山世兄與餘同硯席者數年，繼又與餘並擷芹香（指生員入學），君緣昆仲析居，無暇專攻舉子業，遂經營家政……」。[9]這說明在以農業為生的家庭，兄弟分居時需要對田產家業等進行分配，費時勞心，生員確實難以專心攻讀科舉。
三、明清時期五都錢村士紳的優秀品質
儘管在文化、經濟、風俗等方面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是明清時期的五都錢村依然湧現出了一批士紳人才，他們在內化族人的精神境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士紳階層的身上有著諸多如今鄉村振興戰略中所推崇的「鄉賢」精神。那麼，明清時期五都錢村的士紳階層到底具體有哪些優秀品質呢？
（一）急公好義、公而忘私的精神
村落是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聚族而居的村落是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士紳階層非常重視個體的責任和服務意識，勇於為國家、社會的穩定貢獻力量，五都錢村士紳在這一點上表現尤其突出。據浙江忠義錄載，同治光緒年間湯溪縣奉旨旌恤殉難紳民一百零二人，其中五都錢村的士紳就有五人，分別是錢在中、錢惠標、錢貢金、錢樂善、錢鳳翎。[10]他們均為鹹豐辛酉年（1861年）組織鄉紳團勇抵禦長毛而殉國，其凜然氣節令人銘感敬佩。此外，「凡邑中創修廟宇及遠近橋梁，無不樂輸而董理之」、「族中曾與鄰村有水利之釁，而公挺身伸理，出名墊費……」等語見於譜中各士紳小傳。[11]可見明清時期五都錢村的士紳有著公而忘私、捨己為人的精神氣節。
（二）鍥而不捨、奮發進取的精神
據湯溪縣誌文獻錄，由清湯溪知縣賈超撰寫的《重修萬年橋碑記》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為便利瀫江（即衢江）南北兩岸民眾耕作貿易往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貢生錢褒（字孔予）倡議在今婺城區洋埠鎮車門裡一帶原唐家橋舊址上修建萬年橋，他與鄰近村民出資成立「修橋基金會」以備購買建橋用的架木，工程行至中途，山洪爆發，架木漂泊而盡。從嘉慶五年（1800）秋至八年（1803）冬，監生錢其鶴（錢褒曾孫）不辭辛勞，歷時四年、跋涉四方募捐共計銀1400餘兩，購置石樑作橋，不料1804年夏又突遭洪水，橋礅下松椿被衝出，萬年橋隨即傾圮坍塌。錢其鶴等人不忍前功盡棄，再次募銀百餘兩，純粹用青石板作為基礎，從嘉慶乙丑（1805）冬到丙寅（1806）春，歷時兩年的艱辛努力，萬年橋終於修建完成。此碑文反映了以錢孔予、錢其鶴祖孫四代為代表的五都錢村士紳不僅在做事風格上有著堅持不倦、鍥而不捨、立志進取的精神，而且他們敢於擔當重任，有始有終，善於反思改進，正如碑文所言「夫重任難舉而有志者竟成」的優秀品質是非常值得在地方鄉村文化層面上推廣學習的。
（三）勤學不輟、書香傳世的精神
面對地理、經濟、習俗等先天的不利形勢，明清時期五都錢村的士紳在求取學問的徵途上表現出了父子相承、勤學不輟的精神品質。舉例為證，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1841）金華籍進士曹汝賡撰寫的《英九璣山公傳》寫道，「歲癸巳，餘肄業敷文書院，得晤錢君治亭（即錢鎔），既而交漸密，偶於其案頭展書參閱，則見其博採註疏，詢之乃知其令尊璣山先生手筆，且泫然告餘曰：『吾父於舉子業三折肱矣，卒以攻苦得疾，遊庠後未數年，贏志以歿，歿時吾年僅四歲，其所遺書類皆如是。』餘聞之，甚為惋惜，今其遺編具在，手澤猶存，治亭其尚發奮以讀父書乎」。[12]這種「父書子讀」、父子相繼的刻苦勤學精神，激勵著郡邑其他士子。最終錢鎔考取舉人，曹汝賡考中進士。並且譜中還記載著依仁公（錢榮團，字依仁）「性好學，至耄年手不釋卷」、元圃公「鏖戰棘闈凡十七試」等語，可見當時五都錢村士紳勤學自勵的精神是代代相承的。
（四）侍親不怠、和睦慈孝的精神
明清時期五都錢村士紳的家庭倫理道德精神作為鄉村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承載著家族文化的傳統精髓，「慈孝」精神也歷來為儒家傳頌。五都錢氏多五世同堂者，這與慈孝文化是分不開的。以清代湯溪縣學教諭上虞人錢燦所撰《李孺人五代期頤記》為例，「依仁公，德配李孺人，同文藝，猶善書……八旬外，二老並見五代，公享年八十有七，李孺人當餘秉鐸時，竟享期頤大慶，餘樂而為之記」。[13]父慈子孝，共享天倫，五世同堂，成為當時邑中美談。另據譜載「賢七二有章公事母晨昏定省，未嘗一日稍懈，及（母）患病，必親身服侍，衣不解帶者兩月。祖卒時，臥草於柩邊，半載有餘」。此外還有「事高祖至老不怠」、「舉念不忘親」等語見於諸公，「子孝」精神可見一斑。而「父慈」則見於《祝太孺人傳》中，「其劬勞之志，至老不倦，八旬外猶勤紡織，九旬外猶背負小兒，言曰：『人謂腰疼疲倦，我不知也。』鎔（即錢鎔）系嫡曾孫，尤所鍾愛……壽至九十七而終」，足顯「父慈」之精神。父慈子孝，長輩與晚輩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互相關愛，塑造了和睦慈孝的家風。
四、士紳文化助力鄉村振興作用及啟示
當前，我國正在如火如荼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建設好美麗鄉村既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也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圍。因此，培育合適的鄉村文化顯得尤為重要。
（一）文化上：崇古尚今、革故鼎新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鄉村作為繁衍後人、傳承文化的載體，肩負著發揚中華文化的責任和歷史使命，挖掘明清士紳精神中積極進取的部分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舉。因此，各村落在傳承傳統文化時要批判地繼承，摒棄封建糟粕，將傳統文化中諸如「勤奮好學」、「熱心公益」、「禮義傳家」等士紳精神與符合發展規律的時代思想融合形成具有傳統寓意的新文化。在這種文化基礎上形成「新鄉賢文化」將更具特色性和時代性，並將促進優秀傳統文化回歸，充分實現鄉賢精神的激勵作用，培育出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鄉村文明新風尚。
（二）經濟上：充實倉廩、興辦實業
古人云「倉廩實則禮義生」，實現鄉村振興，首先要推動鄉村經濟發展，呼籲鄉賢回鄉創業，帶動鄉村就近就業；村民的經濟收入增加了，自然願意為鄉村發展盡力。其次是吸引人才回歸，對走出鄉村的高等人才從政策上引導、經濟上支持、情感上關懷，帶動青年人才回歸桑梓，造福故土。最後要集思廣益，分析發展地方鄉村經濟的優勢條件，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並貫徹執行，實現鄉村經濟本質上的飛躍。目前五都錢村正在推行「旅行社+村+基地」的新型農旅融合發展模式，已形成一個集農事體驗及農產品展銷、吳越文化研學及廉政教育、土灶餐飲及休閒民宿三大板塊為一體的經濟樣板，為農旅模式推廣提供了參考。
（三）家風上：事親盡孝、厚養薄葬
家風民俗是具有思想導向性的。它以一種文化氛圍、一種價值期望、一種理性目標的形式薰陶著民眾。積極合理的家風民俗是鄉村管理和振興鄉村的隱形內核。目前大多數鄉村的家風家訓在微觀上沒有自己的特色，大多談義理而可操作性不強。明清五都錢村士紳的「事親」文化，提供了較好的範本，詳細規範了晨起暮歸的言行舉止等方面。明清五都錢村士紳在教育後生的禮儀約束上，如待客、就餐、言語等也有具體規則。當然，隨著時代發展，「老規矩」理應革故鼎新，但不能一概抹殺。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如何贍養老人成為新的鄉村社會問題。當今社會，舉行隆重的喪葬儀式依然是主流旋律。而如果這些資費能用於老人生前，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而這，也可從明清湯溪五都錢村士紳身上找到某些契合點，以「事親盡孝」的士紳文化彌補時代洪流中空巢老人的「落寞悲寂」，似乎是一條不言而喻而又任重道遠的道路，畢竟雙親只會漸行漸遠，而時間卻從不逗留。
參考文獻
[1]人民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推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N].人民日報，2018-08-27.
[2]湯震.士紳階層的轉變和士紳文化的延續[J].知識經濟,2008,(3):159-160.
[3]清代資料據民國《重修浙江通志稿》，明代資料據雍正《浙江通志》。金華府領縣歸屬以歷朝婺州轄區建制為據。
[4]鹹豐三年（1853）清廷允許各省捐輸廣額，清後期各省鄉試舉人額數大幅增加。舉人數據分別取自論文《明代鄉試錄取額數的變化及舉人總數考述》、湖南大學碩士論文《清代舉人額數的統計》。
[5] [8]王懋德、陸鳳儀等.浙江省金華府志（明萬曆六年刊本）[M].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6]金華市教育志編委會.金華市教育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72.
[7] [10]丁燮、戴鴻熙等.浙江省湯溪縣誌（民國二十年本影印）[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9][11][12][13]錢其修等.五都錢氏宗譜（民國二年本影印）[M].金華:內部刊印,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