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州感染新冠病毒的44天

原標題：我在加州感染新冠病毒的44天｜三明治

文｜小E

編輯｜二維醬

2020年1月23日，北京時間凌晨2點，洛杉磯的正午，我看到了武漢封城的消息。

3月16日，加州的6個灣區縣市發布了全美第一個停工、停學的嚴格居家令（shelter-in-place），佔據了當時的新聞頭條。

而同一天，我們家的頭條新聞是：全家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跟著爺爺回家了

2月28日，我爸和我例行視頻報平安的時候問起我的地理位置，我夾雜著中英文、不太利索地當了會兒小導遊，「帕羅奧圖（Palo Alto）是史丹福大學，也是『矽谷』，我上課的地方；舊金山（San Francisco）是周末看劇的地方；El Granada是住的地方，屬於San Mateo County，在舊金山和聖塔克拉拉縣的中間。」

除了「舊金山」、「矽谷」、「斯坦福」，我費勁地翻譯著那些對我爸來說陌生又遙遠的英文地名。

現在回頭看，其實只需要說一句：美國版「武漢」。因為4月底，加州新聞報導稱，屍檢顯示2月6日在聖塔克拉拉縣疑似發現了加州最早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隨著美國疫情不斷佔據國內的新聞，從1月份開始我不停地問國內的家人朋友「你們還好嗎」，變成了我不斷地回答這個問題。

「How are you？」我學會的第一個英文句子，成了這段時間最難回答的問題。

血液裡的中國基因告訴我，應該發揚報喜不報憂的留學生優良傳統，於是我用1月份以來他們回給我的話「禮尚往來」地矇混過關：

——「就和你們一樣，天天在家待著唄。」

粉色區域顯示的是Santa Clara County，

看我標記的這些收藏地點，

就知道我的活動範圍在哪裡了

即使身在美國， 每天新聞鏡頭裡的畫面和我的生活，也顯得有些遙遠。

3月16日全家確診以前，上一條「我家頭條」是——院子裡檸檬樹上發現了一個蜂鳥的巢！

居家隔離以後，每天從家裡望著平靜的太平洋海面，聽著滾動的新冠病毒新聞，常常感到恍惚——到底什麼是真實？

El Granada小鎮，世界上海浪最大的Mavericks衝浪海灘只有5分鐘車程。坐落在山區裡的小鎮，不起眼到連獨立的郵政編碼都沒有。「如果把時間撥回二十年前，野鹿的數量比小鎮居民還多。」說這話的是爺爺。

爺爺奶奶，是一對美國教授夫婦。去年我飛到斯坦福學即興表演，給授課教授寫了郵件後，她就邀請我住在她家裡節約住宿成本。今年年初，她再次邀請我來到斯坦福課堂給她當助教。住在一起久了，加上學術興趣相投，教授夫婦把我當成家庭成員，我就喊他們「爺爺、奶奶」。

從70年代搬來舊金山灣區、看著矽谷發展起來的爺爺奶奶，也在這場疫情中經歷了很多古稀人生的第一次——比如居家令，比如廁紙斷貨。

在超市廁紙斷貨以後，小鎮上的愛心圖書箱裡出現了附近居民放進去的食物和廁紙

由於75歲以上的爺爺奶奶是高危人群，2月初，理性購買了一些消毒液、洗手液後，我們全家的活動範圍就僅限於去學校上課和去超市買日用品——因為小鎮太偏遠，生鮮網站不配送。於是，我這個上海長大的城市女孩充滿懷念地和爺爺奶奶描述了盒馬生鮮、同城閃送、豐富的外賣、上午買下午就能送到的京東快遞這些「中國速度」。當然，更令他們羨慕和震撼的「中國速度」是2月3日火神山醫院的建造視頻。

新聞裡不斷出現前所未有、無法預測的各種消息，作為即興演員和教授，「每個時刻都是新鮮的」、「接受變化」、「順勢而為」、「專注當下」，恰恰是奶奶在斯坦福的課堂上、在谷歌和很多矽谷企業裡教授的內容。生活和課堂，終於完美接軌了。冬季學期的前六周，就像過去四十年來那樣，同一條高速、同一個教室、每個周一的同一個時間、同樣的教學大綱，去年我上過的課程，今年再整理一遍筆記，一切都是熟悉的，有據可循的，按部就班的。

3月5日周四，爺爺坐上了去拉斯維加斯的飛機。每一年，爺爺奶奶都會一路支持斯坦福女子籃球隊打到總決賽。他們期待著能像去年一樣，斯坦福繼續奪冠。按照計劃，爺爺3月9日周一清晨，會從拉斯維加斯經由洛杉磯轉機，再飛回舊金山機場。儘管轉機有些折騰，但這樣他就能早早回到家，像往常一樣，開車送我們去上課。

3月6日周五，奶奶的教工郵箱收到一份學校的通知：「斯坦福校園確診第一例『covid-19』（新冠病毒）感染者，全面取消校園內課程，所有課程搬到線上視頻軟體zoom上課」。

那個周末，奶奶第一次使用zoom軟體，第一次把教了四十年的即興表演課搬到線上。很多的往常都被打破，包括那句著名的電影臺詞「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都會留在那裡)。

新冠病毒跟著爺爺回家的那天，斯坦福沒有了冠軍獎盃，也沒有了熙攘的校園生活。

第六堂課開始前拍了準備好的空凳子，

沒想到就是「最後一課」了

3月16日，原本應該是今年課程的最後一課。 按照過去四十年的慣例，最後一課會以學生分小組即興表演PK的形式來結業。這一天，課堂上的即興表演取消了，而我們被新冠病毒這位捉摸不透的「即興大師「，推向了生活這場更未知的即興之旅。

28天無症狀感染後，我開始急性嘔吐

英文單詞Positive有兩個意思：「積極的」；在檢測報告裡意味著「陽性」，即感染。Negative也有兩個意思：「消極的」；在檢測報告裡意味著「陰性」，就是沒有檢測到——往往意味著好消息。在美國，由於檢測試劑的短缺，只有出現咳嗽、高燒等疑似症狀、或者有確診病例密切接觸史，才有機會得到一次新冠病毒的檢測。通常，大家期待的結果是「negative」。

在舞臺上時刻與不確定性共處的即興演員，是我的認知裡最「positive」（樂觀積極）的一群人。有趣的是，在這場新冠疫情的即興劇裡，看到「positive」（陽性的結果），心情反而是「negative」（消極沮喪的）。

路上粉筆畫的「stay positive」（保持樂觀）的加油的話

3月14日，一個尋常周六的上午，咳嗽了一周的爺爺接到了一個不尋常的電話——政府健康部門得到了醫院的報告，確診爺爺為整個San Mateo County行政區有檢測記錄的第二例。作為密切接觸者，我和奶奶立刻驅車到斯坦福急診進行了drive-through（車內）檢測。

搖下車窗，護士推過來一個移動檢測臺。用一根比筷子稍短一些的棉籤，用力捅到鼻腔深處，搗10秒，非常難受。

我接受的是drive-through test，

斯坦福醫院把檢測設備搬到車庫裡，疑似病人不用下車，

在車裡接受檢測

兩天後的周一，3月16日，接連收到兩個「positive」（陽性）的報告結果。隨後我們都接到縣健康部門的電話，問詢我們「幾月幾號去過哪裡」的信息，「suggest」（建議）我們「quarantine for 2 weeks」(隔離2周)。斯坦福醫院和縣政府都沒有給我們更多信息，「病情會怎樣發展」、「可以用什麼藥物」、「我們需要怎樣抑制病情惡化」、「我們屬於哪個階段」。

一條簡單的檢測報告，一個單詞 「detected」（發現），我們就從非感染者變成了感染者。我們仍然守在每天的晚間新聞前，作為獲取最多信息的渠道。

這個美國的「covid-19」和中國的新冠病毒，是同款嗎？醫院和政府知道我們是感染者之後，怎麼只打了一個電話？為什麼爺爺奶奶都在咳嗽，而我一點症狀都沒有？我們該用什麼藥？我們會互相傳染嗎？我們該做些什麼讓情況不惡化？爺爺到底是在機場還是在拉斯維加斯感染的？我們接觸過的超市收銀員需要隔離嗎？我們去過的超市會被關掉嗎？會有人來消毒我們的房子嗎？

我試圖從中國的新聞裡「預備」之後的劇情。而真實的劇情是，在之後的兩周除了鄰居給我們送生鮮，我們只能用很多的「不知道」來回答緊張又好奇的親友們。

每天聽著家裡的座機被打成熱線，我有些慶幸瞞過了國內的家人們。

「我感染了，沒有症狀。」

什麼時候能回國？怎麼治療？有藥嗎？

想像著一連串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我有些羨慕從新聞上看到的國內的新冠患者——至少他們在醫院裡，有種「有人會管我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3月27日，距離我們自我隔離滿兩周還有一天，政府健康部門在兩周前告訴我，「提前一天打電話來，我們會安排工作人員來給你們做一次免費檢測」。當我畫著「正」字盼到「刑滿釋放」期的時候，心情緊張地聯繫上了真正的「熱線電話」——San Mateo County縣健康部門公開熱線。電話裡態度超級溫暖的健康部門工作人員告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們現在檢測試劑非常短缺，不能再給你們做第二次檢測了。現在根據你描述的『連續一周無症狀、連續三天無發燒、居家隔離滿兩周』的情況，我宣布你可以回歸正常生活的軌道上了」。

That’s it?!就這樣嗎？！

兩周前答應的免費檢測被「放了鴿子」，通過電話草率地宣布了我的「自由」，失望、不信任，難以解析的情緒讓我無法消化。和爺爺奶奶商量後，我們一致認為政府健康部門從檢測當天開始計算兩周隔離期的方式有失妥當。本著對他人、對社區負責的責任心，我們決定繼續自我隔離，仍然忍住不去超市、不出門散步，等到爺爺奶奶的咳嗽完全消失後再延長兩周隔離期。

還沒等到我們自己設置的「加時賽」吹哨，4月12日復活節的當天，在經歷了整整28天無症狀感染後，我突然毫無徵兆地開始急性嘔吐。在兩個小時內連續吐了六次後，我癱軟到只能通過打電話給樓上的奶奶，在爺爺奶奶的陪伴下，由爺爺開車去了斯坦福急診室。

抵達急診門口，我們在車裡用A4紙寫著「covid-19 positive」（新冠病毒陽性），以警示護士。我被帶到獨立診室，奶奶作為陪同家屬，被允許進入獨立診室。護士戴著外科口罩、護目鏡、只包住前面一半的一次性防護服和手套來給我量體溫、連接各樣監測儀器。

比起國內新聞圖片的樣子，我替「武裝得不夠全面」的護士都捏一把汗。

等急診醫生來詢問病情的時候，我首先告知他我在3月份確診新冠病毒陽性。篤定的醫生堅持認為是吃壞了、或者接觸到了其他的病毒引起了嘔吐。奶奶堅持要求再做一次新冠病毒的檢測。醫生堅持認為嘔吐不適新冠病毒的症狀之一，但他最終還是同意了讓我再做一次自費檢測。

急診醫生的重點放在止吐和防止脫水上。止吐的藥劑非常難吃，但是具有麻醉和鎮靜整個呼吸道的效果。黏稠的、牙膏狀的藥劑含服、吞下後，從口腔、喉嚨，瀰漫到胸腔，我感覺到呼吸越來越困難。半個多小時後，隨著麻木感的消散，呼吸才慢慢恢復。

從下午四點多抵達急診，隨著兩袋生理鹽水從滴管裡一滴、一滴地墜下，伴隨著檢測儀器有節奏的「嘀——嘀——」，晚上十點半，醫生拿到了血樣報告、尿樣報告。躺在床上，我用谷歌搜索著一個個陌生的醫學詞彙，其中一個指數為4的「lymphocytes」（淋巴細胞）引起了我的注意，遠低於參考值15-45。但醫生說，「所有檢測報告顯示都很正常，我們不確定為什麼你會嘔吐。You know, sometimes you can’t figure out WHYs at ER(你知道的，很多時候急診沒法弄明白所有的原因)」。於是帶著X光報告、新冠病毒報告「正在檢測中」的狀態，我被允許自行離開斯坦福急診的大門。

那一刻，有一種情緒，是清晰的——失望。

第二天，斯坦福急診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你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你要在家隔離兩個星期哦。」

兩個星期，又是兩個星期，我到底要在家關多少個「兩個星期」？

我明明已經在家隔離了兩個「兩個星期」了，為什麼還是陽性呢？特別不理解醫院、政府、新聞裡到處在說的「兩個星期」到底有什麼意義。心理上的無助、無奈和「你以為你好了，但厄運突然降臨」的失控感，和身體上的難受一起煎熬著我。

從斯坦福急診回來以後，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沒胃口吃飯、沒力氣說話。爺爺講笑話，笑起來肺會痛。在嘔吐後的第三天下午，開始感覺到臉頰燙起來，電子溫度計的數字飛快躥升，奔向38度後，我放下了手機，躺在床上，聽著自己越來越沉重的心跳聲，手腳開始慢慢地失去知覺。

也許很多人也有過後怕的感覺，「如果我（ 不）這樣、那樣，可能已經沒命了」。總覺得和死亡擦肩而過，應該是一種害怕的感覺。

我應該會永遠記得那一刻，已經沒有力氣說任何話、做任何舉動的我，閉上眼睛做了最後一個禱告。當死亡不是在過去的某個時刻擦肩而過，而是做完了一切該做的、能做的，直面它的時候，是從容的。

裡裡外外的世界都前所未有地陷入安靜。沒有了急診室監控儀的「嘟——嘟——」聲，人生中第一次全神貫注地在乎心臟這個器官，全部的希望都在期待——下一跳，只要還有下一跳。

原來，這個讓全世界的新聞都炸了鍋的新冠病毒， 在我身體裡的時候，那麼安靜。

不論往常什麼樣，不問未來會如何。期待變得如此容易滿足，只要還有下一次呼吸，下一次心跳。循環播放著讚美詩——《我知誰掌管明天》。

我真的，等來了明天的太陽。

沒有治療的日子裡，

我們喝著俄羅斯中醫開的中藥

1月31日起，川普總統宣布，對14天內去過中國的非美國公民關閉國境。2月5日，美國主要的航空公司United（美聯航）、Delta（達美）向中國大陸發出了最後的航班。

原來中國和美國之間隔著的，不止家門口的太平洋。

3月份以後，因為沒有航班，我的自我隔離也遙遙無期。中國的心理距離一下子遠了很多，一直在上海長大、生活的我從來沒想過還有比春運更難的回家之路。但China這個熟悉的單詞，每天都在新聞裡頻繁地出現。

儘管美國總統沒說過一句關於中國的好話。在我們家，東方和西方卻是奇妙的融合。我們還從阿里巴巴平臺分享的英文疫情材料中，努力自學著對抗病毒的各種知識。

爺爺、奶奶，和我，在疫情期間，前前後後去了三家醫院五次急診，基本上充分了解美國醫院的急診流程——電話登記、採樣、X光——回家等報告。

奶奶在家暈倒過一次，送去斯坦福急診留院觀察了一晚上，她把那一晚稱作「價值58000美金，但服務很不周到」的「無星級住宿體驗」。

五萬八千美金，大約四十一萬人民幣。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沒有聽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萬惡的資本主義！」奶奶生氣地說，「醫院應該是治病救人的地方，現在呢？完全就是商業，商業，整個國家都是商業。」

作為斯坦福的榮譽教授，斯坦福為爺爺奶奶購買的醫療保險直接支付了全部的天價醫療費。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對年收入低於9萬9美金的納稅人發放了每人1200美金的補助金。

如果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險，這1200美金的補助金，對於超過1000美金的新冠病毒檢測帳單；止吐、掛水、檢測的6000多美金的急診帳單，仍然是杯水車薪。

西醫能給我們的，除了昂貴的帳單，只有「回家等報告」的束手無策。

儘管不能確定，我們的康復有多少成分是熬著自愈了，但整個過程，中藥和東方式的生活習慣確實起了效果。

在爺爺確診後，他的好朋友介紹了一位矽谷的中醫——在南京學習了中醫的俄羅斯女醫生。奶奶在疫情開始以前，正在接受華裔中醫的針灸，治療頸椎。確診感染後，華裔中醫及時給奶奶開了藥方，卻因為舊金山唐人街的中藥材跟不上貨，遲遲沒有送來藥材。隨著奶奶咳嗽一天天加重，我們三個都被俄羅斯女中醫要求「事不宜遲，趕緊通過視頻軟體匯報症狀，並且把舌苔拍照片發過來」。隨著一帖一帖磨成粉的中藥，我看到了熟悉的拼音——「huangqi」（黃芪）、「lingzhi」（靈芝）猜測著中藥裡的成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遵中醫的叮囑慢慢改變——晚餐從生拌色拉改成炒時蔬，美式三明治改成中式粥和飯。奶奶重新操練起四十年前學的太極，爺爺戒了冰水改喝熱薑茶，我在1902年出生於上海的馮家福用英文著的《道德經》裡找到了親切感。

俄羅斯中醫一次問診100美金，一帖中藥20-40美金。價格遠遠比斯坦福醫院低得多，唯一的區別是，斯坦福醫院的帳單對爺爺奶奶來說，只是個數字，因為保險公司直接對接醫院報銷。而中醫的帳單，需要先墊付，再一筆筆向保險公司申請報銷。

摘錄部分中醫的診斷郵件

5月初的這幾天，新聞都在翹首等待被稱為「人民的希望」的Remdesivir（瑞德西韋）針對新冠病毒的對照組實驗結果。由於我們一家的病情沒有危重到需要「同情用藥」的地步（如果患者出現緊急且危及生命的疾病，醫生們可以考慮特別申請使用那些還沒有獲得批准上市，仍然在研發過程中的藥物），斯坦福醫院並沒有給我們使用「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瑞德西韋）。

巧的是，我們的鄰居Tariro博士就是研發Remdesivir（瑞德西韋）的醫藥公司Gilead（吉利德）其中一支科研團隊的負責人。這位來自辛巴威的哈佛醫學博士，得知我們確診後，在我們家門口時不時留下麵包、三文魚，每天下班後都會給我們打一個電話問候當天的情況，也和我們分享她作為前沿科研人員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和看法，以及她對新冠疫情在她的家鄉——非洲蔓延的焦慮。

在斯坦福對我們沒有治療的日子裡，我們喝著俄羅斯中醫開的中藥，從辛巴威科研博士每天的電話裡感受著安慰。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瑞德西韋會不會真的成為「人民的希望」，但至少Tariro的名字在辛巴威當地語言Shona語裡，意思是「希望」——我們確實感受到了跨國、跨文化的希望。

同一個急診，冰火兩重天

對於斯坦福急診，我的感受是相當複雜和糾結的。

診療的部門在我離開後就不管不顧了。

待我康復了幾天後，新聞裡一本正經報告說，「斯坦福醫生研究發現，新冠病毒也會有嘔吐等腸胃症狀」。奶奶聽完新聞說，「哼，都是斯坦福，我好想知道那些第一線的急診醫生有沒有功夫看看新聞。這套醫療體系是如何同步信息的？那個急診醫生看起來不見得比我們更了解這個病毒呢。」

斯坦福以「設計思維」聞名，我一直想著要好好給急診院長寫封郵件，聊一聊急診護士正在我身上連接監控儀數據線的時候，接到財務部門的電話告知我「預計費用大概在4千美金」時的糟糕體驗。

斯坦福是矽谷的心臟，是各種高科技的孵化器。我在治療過程中確實體會到了科技的先進，但更懷念人性的溫度。

全程無紙化。所有的信息——檢測報告和帳單，都在APP上。急診的「豪華」小單間，寬敞又隱私。洗手臺，小馬桶、手術設備、監控設備一應俱全。護士臺通過電視機監控，醫生通過ipad和我交流。只有採樣、送藥的時候才會遇到護士——看來機器人還沒有成熟到可以上前線的地步。

急診室裡獨立的房間，醫護人員每次進出,

都要把一次性防護服、口罩、橡膠手套、護目鏡丟棄處理，

X光是隔著玻璃遠程照射的

Humanity，人道、人性，真的很重要，也很需要。

在第一次確診的整整兩周之後，斯坦福急診只是例行公事追了一個跟進電話，問我們，「過去的兩周都還好嗎？有人給你們送吃的嗎？」——奶奶聽完了以後，說，「謝謝你們百忙之中的關心。」——上海話有一句意味深長的俗語「謝謝儂一家門」，此情此景，尤其適用。

在第一次確診後，同樣隸屬於斯坦福急診的一個研究團隊主動聯繫了我，希望進行追蹤研究。他們每天都對我們全家進行免費的鼻腔採樣檢測。他們的研究目標是追蹤一家人都感染的情況下，多久可以產生抗體，直到全部連續一周檢測陰性。為了避免我們在家交叉感染，研究團隊的醫生勻給我們10個他們也很緊缺的外科口罩，在我打電話聯繫上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寄來40個外科口罩前，我們靠那10個口罩熬到了全家三個人全部連續一周檢測陰性的勝利。

這個由蓋茨基金會和其他匿名捐贈人支持的科研團隊的「辦公室」，就在醫院停車庫搭起的簡易帳篷下。在檢測能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進行了將近20次鼻腔採樣檢測。儘管每一次都被折騰得眼淚鼻涕一大把，但通過貢獻我們體內的病毒，推進了斯坦福急診在自測試劑和家庭交叉感染方向的研究進程。

隔離期間，我讀了一遍《安妮日記》。想到還有比新冠病毒更難熬的日子，得到了很多安慰。如今，看到中國慢慢「回到從前」的新聞，我想起《即興的智慧》第53頁引用的安妮的一段話：「想到大家都無需等待了，是多麼美妙的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慢慢地改變世界。每個人，無論是偉大或是渺小，都能為了宣揚正義而做出貢獻，多麼美好！你總是，總是能貢獻些什麼，即使只是仁慈。」

沒有隱瞞疫情趕著最後的航班回國，我把新冠病毒這位「不速之客」貢獻給了斯坦福科研團隊，終究趕上了「新冠連續劇」的精彩片段。

作者後記：

2020年5月2日，我和爺爺奶奶全部收到了斯坦福科研團隊籤發的證明——「連續7天covid-19檢測呈陰性」。我們還在等待加入血液抗體研究項目的通知，希望除了病毒，還可以做一些更有用的貢獻。

我猜想、我也希望，這場過山車一般的疫情之旅，經歷了40多天反反覆覆、起起伏伏的病情後，緩緩抵達了終點。

從小鎮望著顏色變幻的太平洋，我還在等待回上海的航班。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去，但已經捨不得小鎮上的爺爺奶奶了。從此，El Granada也會成為我的牽掛。

美國確診人數破120萬了。

疫情期間，美國還在統計另外一組數據——2020人口普查。

爺爺奶奶告訴我，他們把我也報上去了，因為我是他們家的一份子。不過按照「72年條例」，所有的人口普查數據要等待72年後才會公布。爺爺說，「2092年，你就可以看到你被算進美國人口的那個數據了，要努力活到100歲啊」。

在小鎮的主幹道上 插著整個小鎮唯一的一幅號召統計的宣傳標牌。

數字還在上漲，美國的新聞裡還在說中國這樣那樣。

加州的太陽，又像往常一樣熱烈。

我去海邊散步，心肺功能也和往常一樣慢慢恢復——呼吸之間，才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