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華
矽谷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大學與其所在高科技園區相互作用最成功的典範。無論是薩克森尼的《地區優勢》，馬庫森的研究結論，還是李鍾文、威廉·米勒等主編的《矽谷優勢—創新與企業精神的棲息地》，無一例外地把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的相互作用作為矽谷企業成長的主要原因。
1951年史丹福大學創建的斯坦福科技園成為矽谷早期雛形，用其廠房和實驗用房而獲得租賃和服務收入。由於園區的成功發展，吸引了一批新創公司落戶園區，成為美國第一個依託大學而創辦的高技術工業園區，並且成為矽谷發展的早期雛形。在創辦園區的過程中，史丹福大學並沒有在園區創辦企業，而是支持本校的師生創業或是吸引社會公司進園創辦新的公司。矽谷最早的創業者就是史丹福大學的兩名畢業生：威廉·惠利特(Wiliam Hewlett)和戴維·帕卡特(David Packard)。他們於1938年在一個車庫裡因研製出音頻震蕩器而共同創辦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現在，惠普公司已成為矽谷僱員最多、聞名世界的高技術公司。
此外，通過設立學校的技術專利辦公室，以專利許可和技術轉讓的形式把史丹福大學的先進科研技術轉向矽谷的高科技公司。比如科恩—包耶爾基因轉接專利就是史丹福大學向生物製藥公司轉讓的專利。
幾十年來，史丹福大學成為培養矽谷創業人才的搖籃，每年史丹福大學都有一批優秀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補充該地區的智力庫。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在挑選企業人才時，總是把目光首先投向史丹福大學，為了準確地評估史丹福大學的創業人才對矽谷的作用和貢獻，曾在1984年～1996年任職史丹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的詹姆斯·吉本斯提出了「斯坦福創業企業」概念：「斯坦福創業企業是指首批產品的技術和多數創始人都來自史丹福大學的企業」，「適當嚴格地建立和使用這一定義至少是很重要的，否則容易誇大史丹福大學的作用」。
譬如，如果算上惠普公司的收入，1988年和1996年斯坦福創業企業的收入佔矽谷總收入的60%。如果不算惠普這個該地區最大的公司，則比例為50%。作為一個大學，其創業企業收入能達到整個地區這樣高的比例，足以說明史丹福大學在矽谷發展中所起到的所用。
史丹福大學與高科技公司的聯繫十分緊密，自20世紀50年代，除了斯坦福工業園之外，史丹福大學還有一個機構，即大學榮譽合作研究項目，把大學研究人員和產業界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特曼於1953年創業的榮譽合作研究項目，使當地公司能夠派他們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作為兼職學生在斯坦福接受高等教育，同時為公司全職工作。這個計劃增強了公司和大學之間的聯繫，使企業的工程師得以保持技術優勢和建立專業聯繫。斯坦福與周邊矽谷社區重要聯繫之一是通過它的50個研究中心建立起來的，研究中心是斯坦福最新研究信息流向產業界的渠道，這些中心和項目也為斯坦福社區的研究者提供了資助機會。
由此可見，斯坦福科學園是由史丹福大學創辦的，主要經營形式是通過興建實驗室、辦公用房和輕型生產基地為入園新創企業提供服務，收取廠房租賃和服務費；而「矽谷」則是在斯坦福科學園的影響和奠基性的引導下逐步發展壯大的高科技企業聚集區域。矽谷不是史丹福大學創辦的，也不是在斯坦福科學園基礎上的簡單放大。
由此可知，斯坦福創業企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首批產品的技術來源是史丹福大學，無論這些技術是創始人攜帶的，還是通過專利轉讓使公司獲得的；2.多數創始人來自史丹福大學，但這些創始人無論是大學的教師、在讀學生、或者是畢業生，一旦創辦了企業就脫離了大學。史丹福大學企業指由史丹福大學創辦的、由史丹福大學經營和管理的企業。顯然，斯坦福創業企業和史丹福大學企業也具有本質上的區別。
應當指出的是，史丹福大學之所以能對矽谷企業的生長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根源在於史丹福大學始終堅持作為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任務，即保持研究和教學方面的卓越，不斷創新技術成果，培養出能夠把最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去的高素質學生。史丹福大學的1300名教師中有89名國家科學院院士、167名文理科學院院士、65名國家工程科學院院士、21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當然，史丹福大學能夠保持研究和教學的「卓越性尖端」，創造卓越的研究成果，培養頂尖級的各類人才，同樣需要企業和政府的支持。正是大學、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動了矽谷企業的快速生長和順利發展。
眾所周知，矽谷是風險投資的發源地，但是，最初的風險投資公司並非起源於聖弗朗西斯科的金融市場，而是來自矽谷自身產生的財富。在矽谷，實際情況是第一輪創業者靠他們自己創業的成功獲取資金和經驗，並為下一輪新公司的成長投入資金，提供管理經驗。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矽谷就創造了自我支持的金融系統，以他們所積累的財富再投資、培育下一批企業家。後來，著名的蘋果公司、英特爾公司、微軟公司、IBM公司等靠風險投資發展起來的高技術企業也向高技術中小企業注入風險資金。20世紀80年代，主要金融機構紛紛在矽谷開設風險投資辦事處，建立超過200家的風險投資公司，佔全美創業資本公司的35%，1990年～1998年，矽谷風險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達到300%。1999年，矽谷吸引的風險投資資金就達130億美元，佔美國風險投資總量的1／3，世界風險投資的1／6。
1998年～2000年，矽谷風險投資額從30億美元猛增到210億美元，增加了566%。在風險投資大幅度增長的同時，上市公司數量也大幅度增加。1994年以來，矽谷有428家公司上市。就業方面，矽谷從業人員不斷增加，2000年達到的高點是1300萬人。
就高科技企業而言，技術先進性的要求不僅要伴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始終，而且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支撐下的產品創新是高科技企業發展的靈魂。在矽谷，從事研究和開發的企業職工，以及熟練的技術實施和產品維護人員是高科技企業的基本前提。矽谷的高科技企業中高技術人才往往佔到公司人數的50%到60%。在20世紀90年代，矽谷企業的研發人員佔勞動力總數的10%，是美國全國平均水平的2.5倍。矽谷區域內高科技企業的迅速發展，為史丹福大學的技術成果的轉讓提供了條件。隨著企業的發展，就業人數也快速增長，整個80年代，矽谷地區就業人數增長35%。
史丹福大學集成系統中心從屬於大學，以硬體和軟體系統的集成為其主要任務。大學中有40名教授和200名學生參與集成工作，同時吸收電子工業界的15家公司加盟進行合作研究。這種機構，促成了大學和工業界的良好互動關係，從工業界來的研究人員通過在中心度過的時間獲得了研究能力，反過來，學生們也在各公司裡取得了實習經驗。
政府對企業生長區域環境的營造具有重要意義。比如聯邦政府國防部的訂單對矽谷新技術的擴散影響重大，有力地支持了矽谷科技企業的發展。1955年～1963年期間，矽谷半導體產業營業額的35%～40%來自政府機構採購。
同時，政府對史丹福大學研究項目亦有直接贊助。史丹福大學雖然是私立的，但是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政府的公共投資，據統計，2000年，學校16億美元的年收入中有40%來源於聯邦政府的研究項目。史丹福大學的研究項目又對矽谷產生巨大的影響。1995年的一份報告估計，當年矽谷高科技公司所創造的850億美元產值中，有62%的份額是與史丹福大學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創建的公司所創造的。
與此同時，政府為矽谷的不斷擴展提供並規劃用地，不斷改善矽谷的交通狀況。在矽谷，私營公司介入交通建設的程度很低，推廣和資助多種交通形式、減少交通阻塞和交往隔閡，是政府機構的重要職能。
為緩解矽谷住房緊張的局面，美國政府一般除了進行低收入人群的多用戶住房建設外，並不充當住房開發商的角色。但是，由於就業人數的不斷增長，矽谷已成為美國平均住房價格最昂貴的地區。地方政府也逐漸仿照新加坡等國的做法，開始直接介入住房建設，為矽谷人提供價格合理的住房。與此同時，政府在環境保護、能源提供等方面亦發揮了積極作用。
張華，河南信陽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學士學位，後又獲北大社會學碩士學位和北大管理學博士學位。現任上市公司深圳市北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北京北大高科指紋技術有限公司常務副董事長、總裁，先後榮獲相關部門授予的「傑出貢獻銀獎」及「青年科技人才」、「優秀共產黨員」等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