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思禾（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由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甘肅省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諸子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第八屆『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蘭州舉行。來自海內外的60餘名專家學者聚焦諸子學研究的成績和不足，探索「新子學」發展的關鍵問題，尤其以反思《漢書·藝文志》為代表的古典諸子學觀念為重點，在諸多問題上取得了進展。
著名文史專家、西北師大教授趙逵夫先生在開幕致辭中指出，「新子學」理念的提出，適應了國家的發展，也讓人看到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儒家既是經的代表，也是子的代表，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就是愛人、關心人、體貼人，從當代世界來看，各個民族、各個文化都應如此。中國古代講戰爭最多的是孫子，他不提倡侵略性，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些應該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舊有的子學多是字句之學，宏觀研究上還不夠，「新子學」要有新探索，謀求世界範圍的發展。華東師大方勇教授指出，諸子學是中國傳統中最具現代價值的思想遺產，「新子學」致力於發掘和轉化諸子學傳統，以推動學術創新和文化變革。他特別強調，中國學術思想在適應現代要求的同時，也要護住中國性的內涵。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金白鉉教授強調，諸子學不僅是中國的，是東亞的，也是世界的，要重視東亞諸子學與世界諸子學的展開。他認為要推廣「新子學」理念的包容性、開放性，以應對東亞各國的文化挑戰。
此次會議以反思傳統諸子學理念為重心，尤其是反省《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學體系。《漢志》體系集中體現了儒家學者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與會學者提交了12篇有關《漢書·藝文志》的論文，從子學源起、經子關係、知識譜系與思維方式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討。
方勇教授指出，劉歆的諸子學體系保留在《漢書·藝文志》之中，這是對三代及秦漢學術的一次總結，其關鍵是以六藝該先王之道，此即尊經；而以諸子該戰國學術，以子學為六藝之「支與流裔」，此即卑子，這是劉氏的經子關係說。劉歆又進而離析六藝與儒家之別、儒家與諸家之別，以貶低諸子時代的思想傳統。此外，劉歆還以王官解釋諸子學的源起，以為諸子學出於王官。所謂王官，即王之守官所執之學，與先王之道相對，是劉歆依據《周禮》想像的周代官學。方勇教授認為，今天理解諸子時代學術，需要擺脫《漢志》舊說。三代的文化資源是諸子共享的，諸家之分派不是官守之遺，而是對周文重建有不同想像，皆有其理，皆有其據，皆有其歷史之發展。今天應回到一種多元框架之中，在通觀之中理解早期中國的思想世界。
針對《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於王官說」，廈門大學李若暉教授提出了「諸子入於王官」的新解。他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論的「諸子出於王官」，不是分析歷史上的諸子如何從周代世官世學中分離出來，而是表明漢代王朝如何對待諸子學說。所謂「諸子入於王官」，亦即將漢代現實中的思想自由的諸子重新納入漢代大一統的王官之中去。因而劉歆等儒者倡諸子出於王官說，據此評議諸子各家之長短，這可套用福柯的話稱之為「規訓」和「懲罰」。在劉歆的體系之中，子學只允許保留其所出王官之學的內容，即官守之學，而超出官守之學的部分，即天下之學，則必須加以裁抑。漢代官學，正如章學誠所言，乃是「官師治教」合一的體制。漢代建立了中華文化「制度—政」與「思想—教」合一的體制，這成為數千年來籠罩性的政教體系之鐵穹。
持與此相近看法的是西北師大韓高年教授，他以「一體多元」和「多元一體」來描述戰國和漢代文化格局之變。他認為，子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從歷代目錄譜系中子學的位置及升降變化，可以看出諸子之學具有依時代政治文化而改變的調適性。從古代目錄學來看，在劉氏的「七略」中諸子之學實為核心，故而子學雖為六經之亞，卻是古代學術體系之核心。各家都是為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而發，有共同的現實指向性，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由「一」變為「多」，故可以說其自身具有「一體多元」的特徵。而秦漢之後，從目錄學來看，學術思想呈現出「多元一體」的格局，「多」是諸子學，「一」是經學或者制度化的儒學。在後世的發展中，子部兼收「社會人文」和「自然科學」的典籍，內涵不斷擴大，顯示出知識生產逐漸豐富。故而，諸子學本身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實踐性，是一個不斷回應時代需求的知識體系。
有的學者對反思《漢書·藝文志》體系表示出相對慎重的態度，福建師大歐明俊教授認為，班固《漢書·藝文志》有完整的諸子學學術體系「建構」。諸子全面成為學術，是在《漢書·藝文志》中完成的。劉向、劉歆父子和班固的「尊經卑子」觀念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其主流、正統地位不可動搖。「諸子出於王官」之說，旨在探討諸子學術淵源。上古政教合一，官師合一，君師合一，沒有私家之學，因而此說具有合理性。西北師大馬世年教授在發言中也談到，對《漢書·藝文志》要抱有謹慎的態度，今天有必要去重新解釋，但是不必全盤推翻。他特別強調，要注意從圖書分類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諸子出於王官說」。
有學者從先秦和漢代知識譜系的延續性角度解讀《漢書·藝文志》。暨南大學黃燕強副教授在《道器之間——〈漢書·藝文志〉的知識譜系及其經子關係論》一文中認為，中國傳統學問體系的基本精神是以「治道為中心」來組織學問門類與知識譜系的，遵循一種「以道相從」的分類原則。《漢書·藝文志》中的知識分類深受先秦道器觀的影響，其中「藝」與「文」是兩大知識系統，前者是知識之源，代表了常道，處於核心地位；後者是知識之流，為常道的流衍，處於從屬地位。在此處，「藝文」是「道器」的另一種表述，「藝文」分別對應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故而，班固依據儒家的經學正統編撰《漢書·藝文志》，把孔學和六經作為一切知識的本源，由此界定了經與子為源與流的關係，也就是道與器的關係，進而從知識的實用性角度來稱揚諸子學，這是《漢書·藝文志》的經子關係論。《漢書·藝文志》所體現的知識譜系特徵，與西方根據形式邏輯進行的知識分類存在差異，它為中華文明的長久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知識支撐。
其他學者則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反思《漢書·藝文志》。浙江科技學院張涅教授反思《漢書·藝文志》「九流」說存在的問題，指出諸子學派問題的複雜性，並提出了諸子思想分類的新途徑。山東師大李華副教授則認為，《孟子》「義利之辨」節置於首章是劉向所改動，這體現了漢代學者尊經的思想立場。復旦大學博士後張耀分析了《漢書·藝文志》所反映的漢代學術思維特徵。
此次會議還集中討論了韓學研究的新進展。西北師大馬世年教授在《韓學研究的現狀、構想與學術價值》一文中介紹了韓學研究的現狀，並對韓學研究的價值和路徑提出了詳盡的願景。華中師大劉韶軍教授在《〈韓非子〉的文本分析及其思想主旨》一文中，特別強調韓非子所論的依法治國思想的意義。山東理工大學郭麗教授的《〈韓非子〉中的〈管子〉文獻初探》、蘭州大學楊玲教授的《〈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孔子言」論法文獻脞說》，分別討論了韓學相關文獻問題。
此外，日本熊本縣立大學山田俊教授在《〈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句與道家道教》一文中，通過大數據手段分析宋代道家道教學者對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句的解說。中國人民大學曹峰教授在《清華簡〈心之謂中〉的心論與命論》一文中，對新出清華簡道家文獻《心之謂中》進行了深入分析，引起與會學者濃厚的興趣。揚州大學曾建華副教授在《從「新子學」構想到「新古典學」取向：基於觀念史與數字人文的知識譜系建構》一文中集中討論了「新子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此次會議收到論文近50篇，涉及先秦文學文獻研究、先秦儒家道家哲學研究、近現代諸子學研究、出土文獻研究、「新子學」研究回顧等。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是先秦文學文獻研究的重地，第八屆「新子學」國際研討會藉助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學科優勢，突出了重溯源頭的研究特徵，以反思重構古典諸子學理念為中心，對深入理解和發展「新子學」具有重要意義。此次會議之前，「新子學」團隊參加了在瑞士首都伯爾尼舉行的國際中國哲學會第二十一屆大會，在這次大會設置的「『新子學』與中國哲學」圓桌會議上向海外學術界介紹了「新子學」的基本理念，與歐洲、日本的學者進行了有效交流。
《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24日 11版）
[ 責編：孔繁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