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者，人之模範也」，出於西漢著名學者揚雄的《法言》首篇《學行》：「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桐子」即「僮子」，晉人李軌注為「桐子，洞然未有所知時，制命於師也」。揚雄之言大意為，教師是能夠讓未萌之人祛邪向善、安身立命的根本。盡力為學，不如盡力求師，因為教師是人們的模範。
揚雄所在之世，正是經學派系林立，眾說紛紜之時。揚雄遂模仿《論語》而寫著了這部語錄體哲學著作《法言》，以正統的儒學觀點駁難諸子之說，目的在於解時惑、答人疑。在《法言》中，揚雄以《學行》為卷首。因為在揚雄看來，「學，行之，上也」，能夠積極主動去學，並身體力行，才是最好的學習。
怎麼去學？荀子有言「學莫便乎近其人」，到了漢代，學風大盛，「人其父生而師教之」的思想成為共識，漢代民間還流傳諺語「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所以揚雄在《法言》中指出：「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讒讒之學，各習其師」。因此，學生學了什麼，學到了什麼程度，完全在於師。而這些學生，又有可能在今後成為他人的老師。所以人們很早就意識到教師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和專業性。西漢初年，董仲舒便說「善為師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倘使「不善」，便如揚雄所感慨「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既然不是所有的師都可以成為「人之模範」。那麼，什麼樣的師，才是「人之模範」呢？
作為「人之模範」的「師者」，首先要有志。志在中國古人思想當中，尤為重要。無論是孔子強調的「志於學」「志於仁」「志於道」，還是孟子所說的「尚志」，它既是每個人人生的重要起點，也是為之奮鬥的目標。教師之志，就是要傳「大學之道」，讓從學者明知「大學問」，實踐於整個社會這一「大學校」，從而成為立於世之「大人物」。所以，《禮記·學記》有言：「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於教育的人，他們的語言「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具有一種感染力，容易使從學者繼其志向，傳承師道。當前，評判教育效果的尺度，不僅僅是學生知識能力的精進，更根本的乃是教師之志給予他們的影響的深度。
作為「人之模範」的「師者」，其次要有德。《易》曰：「君子進德修業。」立德、向德，是成就功業的前提和基礎。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有著重視教師道德修養的優良傳統，並將「師德」作為為人師表的重要體現。在古代思想家看來，教師是社會文化道德的維繫者，因此，對教師的職業要求更多地體現在道德素質上，尤其強調教師對學生的人格感化和道德示範作用。《周禮·地官·師氏》中，將「師之德」闡述為「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因此，有此「三德」，教師只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便可「以媺詔王」「教國子」。這也是無言之教的威力，因為教師就是「以身戴行者」，「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有德之師，「以身立教」，則可「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
作為「人之模範」的「師者」，再次是要有學。教師給人們的普遍印象，大多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教師不僅要對自己的專業知識有深刻把握，「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要對專業外的知識有所了解，做到專業內的知一切，專業外的知一點。尤其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要時刻有「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的危機感，這也正是《學記》所謂「教學相長」之意。因此，把知識傳授給學生，絕非是「呻其佔畢，多其訊」那麼簡單，也不能是「記問之學」那麼容易，而是要因時而異，因材施教，中外相比，古今相較，融會貫通，常講常新，正所謂「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能做到這些，便是能夠專而精、通古今，「知微而論」的教師了。
作為「人之模範」的「師者」，最後要有愛。教師的工作對象是學生，說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人之交往，重在交心。「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對於學生，教師是不能選擇的。因為既然是「人之模範」，就應該成為一切學生的教師，做到「有教無類」，盡其知而教，無隱無私，來奉獻出自己的一切。「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女，愛護學生，呵護學生，積極鼓勵，循循善誘。正如孔子所言，「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一切都是為了使學生成長、成才、成人。因此，對學生的愛，是一種博愛，一種大愛，一種「親親而仁民」之愛，從而「視諸生為其子弟，諸生信愛如其父兄」。師生就在這種互愛互敬的情誼交融之中，無不相協。
這樣的「師者」，對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教育傳統的泱泱大國來說，不勝枚舉。其功業與思想、修養與人格，斷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但他們都有著尚公無私、兼濟天下的品格，甘於清靜、淡於名利的情操，勤於求索、樂於進取的追求，垂青人才、獎掖後學的度量。也正因一代一代師者的傳承、發揚，給我們留下了一篇篇名言，傳下了一段段佳話，樹立了一座座豐碑，鑄就了中華民族獨特氣質的「師道尊嚴」。（劉齊：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師、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