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刊於《中國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數位技術的迅猛發展催生了新型的出版物，數字文本正在重新構建傳統的印刷文化。這不僅給社會文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也給出版學研究帶來了全新的挑戰。本文首先比較了出版學與出版史學、文本社會學的區別與聯繫，提出出版學的最終目的是理解文本交流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隨後引入技術分析維度，指出任何時期的文本生產和複製技術都會對社會大環境產生反作用。技術變革推動文本形式變更，因此文本形式具有歷史階段性，數字文本是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續。最後，本文比較了出版學與媒介研究，認為必須用出版學來研究文本媒介。總之，出版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版學研究可以借鑑文本社會學、書史學、文獻學、媒介研究等學科的方法和工具。當前的文本技術變革為出版學研究提供了歷史契機，出版學研究者應當把握機會，積極研究數字文本以豐富出版學基礎理論。
關鍵詞
技術變革；數字文本；出版學
作譯者
作者：亞德裡安·范德·威爾，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譯者：許潔，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教授；
譯者：唐文輝，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碩士研究生。
譯者序
當前出版發展面臨數位化衝擊：數字文本爆炸式增長、新型出版物湧現、人們的讀寫習慣和能力悄然變化、傳統出版學的文本概念受到挑戰、印刷文化正在被解構……然而出版學基礎理論薄弱，許多問題仍然困擾著研究者，例如：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如何界定數字文本？如何面對數字文本與印刷文本共存的現狀？
這篇文章從文本社會學的角度思考出版學的目的和意義，認為應當突破出版學研究的歷史局限性，拓展出版學研究邊界以容納數字文本。同時，作者指出出版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版學研究可以借鑑文本社會學、書史學、文獻學、媒介研究等學科的方法和工具。這為出版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有助於出版學研究從更長遠、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書籍和閱讀在人類文化中的作用。
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亞德裡安·范德·威爾教授（Adriaan van der Weel）。威爾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人文科學學院社會藝術中心的教授、國際知名出版學研究專家，主要研究方向是現當代文化研究，研究領域包括書史、數字媒介、英語文化以及媒介研究。
為了促進國內外出版學學者的溝通交流，推動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威爾教授已同意將此文翻譯為中文並在《中國出版史研究》上發表。
亞德裡安·范德·威爾教授（Adriaan van der W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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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電子書自誕生以來就被人詬病「沒有做到徹底的數位化」，並且被當做新型的紙質書模仿物。從事技術創新的人常常引用「無馬之車綜合症（the horseless carriage syndrome）」來討論出版業發生的這類現象。例如，曾有人認為最早的印刷書是手寫稿的模仿物，並且認為這種模仿完全沒必要，因為印刷書在字體的使用上幾乎與手寫稿沒有區別，包括縮寫、裝飾性的大寫首字母縮進，以及標紅等。由此看來，電子書需要全面改造，採用數位化手段對其進行「優化」，以避免成為紙質書的複製品。20世紀90年代末，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在他為航海者「擴展圖書」系列（Voyager 「Expanded Book」 series）所做的宣傳中指出：數字時代出版業的關鍵問題在於「創新圖書形式」。
假設電子書更加「數位化」，結果又會如何呢？電子書還是圖書嗎？還是會跨越無形的分界線，變為一種以文本為中心的遊戲或網頁出版物？我們需要為電子書發明一個全新的出版物類別嗎？儘管這類廣義上的「書」至今還沒有成為出版行業的主流，但它們仍然是備受爭議的焦點。
不管電子書是否得到優化，它都屬於數字文本的範疇。不斷擴展的數字文本正在顛覆過去相對穩定的文本概念並重新定義「書籍的秩序」或者說「印刷文化」。無論紙質書採用何種數位化形式，數字文本已經對閱讀和「書籍的秩序」產生了巨大影響，並且這種影響很可能繼續擴大。數字文本增長勢頭強勁，尤其是在網際網路上，從新聞到博客，從文章到資料庫，各種形式的網頁數不勝數。我們的交流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依賴媒介，而且大部分是以文本的形式，這加速了數字文本的增長。簡訊和社交媒體正在取代面對面交談和電話通話。當下，電子郵件、及時通訊、簡訊、Whats應用軟體、臉譜網和其他文本形式正在爆炸式增長。
在數位化帶來的諸多影響中，讓研究者最為困擾的是數字文本超出了傳統出版學所定義的文本邊界。面對書籍的遊戲化和視頻化趨勢，基於文本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雖然社交媒體是重要的文本交流形式，但是出版學研究者真的應該去研究社交媒體嗎？在數位化衝擊下，我們能否開拓出版行業的利基市場？又該如何描述這個利基市場呢？
不管這些批判性問題存在多大的合理性，我認為出版學應當研究數位化現象。對數位化持觀望態度的人認為預測未來是徒勞的，並且反對那些宣稱革命的浮誇主張。但是，我仍然認為除了保持理性的興趣或態度以外，還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們研究數位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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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學、出版史學與文本社會學的關係
如何定義出版學，這顯然不是一個新問題。麥肯錫（D. F. McKenzie）可能是第一個提出數字文本形式這一概念的人（出自麥肯錫經典著作《文獻學與文本社會學》）。麥肯錫認為出版學（或者他口中的文獻學）的研究對象要全面且有包容性，非文本記錄尤其應當包括在內。他將文獻學定義為「研究作為記錄形式的文本，以及文本傳播過程的學科，包括文本的生產和接受」。學界普遍認可這一定義。然而，麥肯錫對「文本」概念的解釋卻過於寬泛。他所定義的文本包括「語言的、視覺的、口頭的和數字的數據；以地圖、印刷品和音樂的形式，記錄聲音的檔案、電影、錄像和計算機存儲的信息；從碑文到最新唱片都包括在內。」他認為「這些新形式帶來的挑戰是無法避免的」。麥肯錫當時顯然不知道將計算機存儲的信息納入文本範疇會帶來多大的挑戰，儘管他一定知道將非文本記錄形式納入文本範疇已經帶來了巨大困難。
麥肯錫的闡釋影響深遠，引發了許多討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們或許能夠窮盡各種文本形式，但是依靠列舉來定義「文本」未免過於天真。況且麥肯錫的目的不是定義出版學，而是「重新定義文獻學」。
要想打破僵局，我認為不應該將目光局限在出版學應當研究什麼，而應當首先思考為什麼要研究書籍、閱讀和圖書貿易的歷史。出版學存在的理由是什麼？它的目標是什麼，或者應當是什麼？麥肯錫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回答：出版學應當是「文本社會學的研究」。在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歷史學年鑑學派推崇的書史研究的基礎上，麥肯錫提出了文本社會學，這對於傳統的英美文獻分析學來說是全新的概念。文本社會學「指導我們思考在文本生產、傳播和消費的每個環節，人類行為的動機和交流特點是什麼。它提醒我們關注制度及其複雜結構，以及對社會話語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文本社會學強調社會環境下的文本意義構建，以及文本、識字和閱讀的社會意義。
縱觀過去半個世紀的出版學研究成果，就像在一個研究型圖書館的珍本部瀏覽，總會帶給我們許多啟示和收穫。已有的出版學研究在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微觀層面的研究成果涉及實際問題，例如，建立某一文學體裁的文獻庫，包括手稿和印刷本；從中觀層面可以分析書籍進化和教育史的關係；宏觀層面則涉及文本交流如何塑造意識形態和現代社會這一核心問題。我認為宏觀層面的研究才達到了文本社會學研究的高度。宏觀研究綜合了微觀研究與中觀研究，通過宏觀研究我們才能理解出版學的統一性。
伊恩·威爾遜（Ian Willison）非常關注宏觀層面的研究。2009年，威爾遜發表了論文《人文科學領域的出版史學研究》。在這篇文章中，威爾遜總結了「出版史的新發展」。
所謂「新的出版史學」... ...是指將書籍視為文化政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整體視角來思考書籍的作用：思想從作者和編輯手中傳播到大眾讀者，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思想載體的圖書發揮了什麼作用。同時，思考圖書和其他媒介的聯繫，例如口語、手稿、報紙和當前的電子通信方式。
威爾遜認為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是新出版史學的創立者。二人於1958年出版了《書籍的誕生》，奠定了新出版史學的基石。在此基礎上，威爾遜進一步闡釋到：
新出版史學認為書籍是文化發展的催化劑。正如馬丁（Martin）和夏蒂埃（Roger Chartier）合著的《法國閱讀史》中所指出的：以這種新視角研究書籍、出版和閱讀的歷史，可以重新解讀歐洲文明的發展歷程或西方歷史。文本的生產和閱讀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出版史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它與傳統的歷史學截然相反，後者關注高度政治化的歷史事件。
顯然，出版史學作為一種文本社會學，對社會精神文化的形成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威爾遜的大膽創見是：具有包容性和國際視野的書史學（儘管當前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應當是人文學科研究的中心，而不僅僅局限於出版學研究。他廣泛列舉了文學、政治、文化、藝術、科學史、知識史和全球史等人文學科與出版史結合開展研究所獲得的成果，來證明出版史的重要性。
在我看來，威爾遜把書史學放在人文學科的中心地位，以研究書籍的生產、出版和閱讀史對特定時期文化的影響，這是完全正確的。威爾遜認為書籍（和其他文本形式）具有這樣的影響力，其原因在於書籍代表了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的「世界3」理論：存儲對客觀世界的描述（「世界1」）和我們對客觀世界的感知（「世界2」）。印刷形式的文本承擔了各類思想的外部記憶功能，通過圖書館和書商的宣傳與普及，慢慢嵌入教育課程體系，最後滲透到社會各處。出版學研究有各種形式，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理解文本交流對社會的影響或文本交流對文化的影響。文本交流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系統，由許多獨立卻又相互作用的主體組成，包括作者和讀者。這些主體的寫作、出版和閱讀行為相互交織，給社會文化帶來顯著的影響。威爾遜在文中描述的並不是一個理想、宣言或有待實現的計劃，而是已經發生的實際情況。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文本交流的歷史可以用一種相對直接的方式分為兩個方面。首先，這是一部技術史。文本技術的演變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徵。一系列文本技術的發明和採用將文本交流史劃分為幾個顯著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相對穩定，最初持續時間很長，但是隨著技術革新速度的加快而縮短，最後都由於技術革新而進入下一階段。其次，技術革新不僅帶來了新的書寫和複製方式，而且帶來了分享人類智力成果的新可能性。新的交流方式帶來了新的知識和新的出版物類型。這意味著技術創新史與社會史相伴相生。文本技術的採用，文本技術與社會的融合，以及對文化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些要素之間存在著複雜的聯繫。書史學是文本社會學，其重要任務就是闡釋這些聯繫。因此，文本交流史不僅是書寫和複製技術的歷史，也是文化和知識傳播的歷史，後者包括創造和發現新的受眾、新的出版物類型和培養新的閱讀習慣。總之，技術與社會因素共同塑造了特定類型的文化意識形態，進而將人類文化史劃分為顯著的若干階段。
儘管麥肯錫呼籲廣義的文本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作為文本社會學的出版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於印刷領域。如果採用文本社會學的視角，我們就會發現印刷文本及其數字版本都已經處於數位化的社會環境中。這種最新的、數位化的「文本技術」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人類的文化思維方式。換而言之，如果我們希望認真研究文本社會學的概念和目標，就必須研究數位化發展。儘管一些學者很猶豫，但這恰恰是我們需要做的。更確切地說，我們必須研究數位化發展與我們不願研究它的原因是一致的：數字閱讀已經與其他基於電子屏幕的行為混合在一起，例如看視頻、聽音樂，或者購物，這種混合對現代社會的圖書文化和現代人讀寫能力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必須研究數位化發展的原因之二在於，從文本形式塑造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文本形式會對人類認知行為造成影響。在此，我想列舉兩項突出的影響。首先，研究表明，由於人類認知固有的特點，與物理位置相聯繫的記憶會更為持久。紙質書具有的定位特點（例如，一個短語可以被記為出現在平裝本圖書三分之一處左邊一頁的頂部）在數字文本中是不存在的。電子屏幕缺少紙質文本可能有助於讀者加強記憶的所有特徵：重量、味道、質地以及位置的固定性。其次，研究發現，與紙質閱讀相比，讀者在電子閱讀中使用的元認知學習策略較少。這表明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對數字文本的重視程度要低於紙質文本。從長遠來看，數字閱讀將對人類讀寫能力（甚至是對讀寫能力的定義）產生深遠影響。
新的文本技術總是帶來文本社會功能的變化，它們也催生了新的出版物類型。年曆是印刷機「創造」新出版物的典型例子，「年刊」（詩歌，散文和插圖的集合體，精緻包裝後在年終禮品市場上售賣）則是19世紀輪轉印刷機的「產物」。同樣，數位技術也催生了博客和學術電子預印本等新的出版形式。
出版學研究者必須研究數位化發展最後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正處在文本技術轉型發展的特殊歷史階段。這不僅僅是一個轉折時期，而且是理解技術與意識形態聯繫的最佳時期。哈羅德·拉弗（Harold Love）的《17世紀英格蘭的手寫稿出版物》，戈爾德（Gerd Dicke）和克勞斯（Klaus Grubmüller）的《模仿手稿與印刷術》以及大衛·邁克特裡科（David Mckitterick）的《印刷、手寫稿與研究秩序：1450-1830》等著作都表明，我們可以通過研究文本技術史上的關鍵時期來理解文本技術的社會意義。
在當前的混亂中，印刷文本和數字文本正在努力實現共存。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從更長遠、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書籍和閱讀在人類文化中的作用。從早期的超文本理論家開始，許多研究數位化的學者試圖通過與印刷文本的比較來解釋數字文本的裡程碑意義，並在此過程中重新定義印刷出版物。例如，缺乏固定性是數字文本的獨特屬性，這使得印刷文本突然變得「固定」（即使與歷史事實有出入）。超文本的雙向交流特徵使讀者也能成為原則上的作者，因此基於印刷文本的作者—讀者關係就變為了單向的和分等級的。這種歷時性的比較對於像傑伊·大衛·伯爾特（Jay David Bolter），喬治·蘭道（George Landow）和理察·拉納姆（Richard Lanham）這樣的理論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歷史視角讓學術興趣合法化，而這些興趣最初在許多人看來只是娛樂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有點像為數字文本製造印刷系譜。儘管如此，他們率先通過比較法來研究印刷文本和數字文本的基本特點與社會意義具有重要價值。事實上，數字革命催生了許多關於印刷史的重要性的新觀點，而這些新觀點恰恰反映了我們現在的寫作和思考方式。例如，新的文本生產和傳播方式正在誕生，隨之而來的新觀點是紙質書不久將會消亡。比較歷史這種研究方法非常敏感和複雜，但往往能產生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見解。
雖然學界存在許多反對意見，但是出版學完全有理由研究不同時期的文本形式（包括手寫、印刷和數字文本）。從宏觀角度來看，文化意識形態是動態的，它由一套複雜的文化習慣和塑造文化習慣的文本複製手段共同決定。「書籍的秩序」是文化習慣的體現，也是文本複製技術作用下的產物。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書籍的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套更為數位化的文化習慣。因此，只有當出版學準備好應對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數位化浪潮時，它才能獲得必要的視野廣度，以全面認識技術變化與更長時間維度上的意識形態變化之間的聯繫。例如，在21世紀，隨著新媒體的影響越來越突出，書寫逐漸失去主導地位，而這一現象只有在比較中才能得到注意。同樣，只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把網絡定義為一種「民主的」媒介，其特點是平等的讀者—作者關係，而不是印刷媒介影響下具有等級性的讀者—作者關係。
文本交流史視角下的出版學包括書寫和抄本史、狹義上的出版學（「印刷文化」史，目錄學，文獻學）和數字文本傳播學。這樣的包容性視角才能使出版學研究發揮真正的價值，因為這有助於理解文本交流對文化的影響，例如，理解數字文本的功能和局限性，它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它將如何改變文化意識形態等等。此外，將出版學研究的範圍拓展到抄本和數字文本媒介能夠避免將來數字文本交流替代紙質文本而導致的出版學研究的歷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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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維度的引入
出版學研究一直是一個交叉領域。抄本學和書史學目前還是完全獨立的學科。如果這兩門學科融合（抄本轉向印刷文本所帶來的結果），那麼研究紙質文本向數字文本的轉變以及研究作為出版學外延的數字文本就順理成章了。研究者已經在抄本和印刷文本相結合的領域進行了研究，同樣，他們可以把數字文本也吸納進來。出版學學科邊界日益拓展，需要學者們通力合作來開展研究。
然而，面對如此廣泛的文本形式，出版學如何才能在實踐中達到統一？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難題，因為一些研究方法中已經體現了出版領域的統一性。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研究模型，其次是研究方法。
要理解出版領域的統一性，我們只需要參考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著名的傳播循環圖（communications circuit）。這個模型圖概括了18世紀晚期圖書貿易的一般流程，有助於我們從起點重新思考出版學的意義。要發揮傳播循環圖的概念界定功能，就必須對它進行調整以適應其他歷史時期的特點，進而幫助我們思考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文本形式）和研究主題（文本社會學）。如果我們承認紙質書規模的擴大影響了人類文化史，那麼就有必要反向思考羅伯特·達恩頓的傳播循環圖。「知識的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結合」以及「政治和法律的制裁」顯然給出版業帶來了強有力的影響。然而從縱向視角來看，還存在一種反作用：任何時期的文本生產和複製技術都會對文化、經濟、社會、政治和法律產生影響。這說明我們不應該將當前的印刷方式視為固定不變的文本複製手段，而應將其視為一個暫時的歷史階段。從抄本到印刷文本再到數字文本，這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傳播循環模型圖中心部分的要素也是動態的，這些要素是各項活動得以開展的條件，同時也受到各項活動的影響。例如，從18世紀晚期至今，每一種新媒體的發明和應用（從攝影到電視）都成為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換而言之，隨著文本複製技術的每一次（重大）變革，經濟社會和法律政治也在變化。在任何歷史時期，這些要素都在共同塑造文化環境，並最終影響我們的文化意識形態。
圖1：傳播循環圖
引自羅伯特·達恩頓，《什麼是出版史學？》
圖2：羅伯特·達恩頓的傳播循環圖
體現了變化的文本技術對社會的影響
因此，改變研究視角才能理解文本形式的歷史階段性。也就是把出版學的研究重點從階段性的文本形式轉移到文本服務於知識交流的功能。如果模型中這種動態的歷史聯繫（包括模型自身、不同歷史時期的模型之間以及模型的核心部分）具有研究價值，那麼數字環境下的類似聯繫以及數位化帶來的影響也非常值得研究。數字文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一進程才剛剛開始，並將持續向前推進。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理解數字文本，將數字文本視為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續而非文本發展的具體階段，這就自然而然地體現了文本交流影響文化發展的屬性。
傳播循環圖揭示了文本傳播三個主要階段的共同特點，除此之外，出版學還需要研究方法上的統一性。很多數位化文本在內容和形式上與紙質書完全不同，因此，研究數位化文本首先需要與研究紙質文本不同的方法。許多基礎方法可用於研究數字文本媒介。例如，書史研究中的列舉法和文獻分析法就可以直接用於研究數字文本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文獻分析學的某些研究方法則可用於深入分析技術及其產物的發展脈絡。例如，文獻分析學把單個出版物印製流程與印刷技術聯繫起來做研究，我們也可以通過觀察數位技術的特性來深化對單個數字文本產品的理解。這裡提出的宏觀的、統一的研究視角，需要採用我之前提到的雙向歷時比較法。這樣的比較可以讓我們洞察「書的特性」，與「書」有關的假設，以及與「書」有關的習慣，而後者常常被研究者忽視，或者說研究得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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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學與媒介研究的區別和聯繫
紙質書不僅是最早出現的媒介，而且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廣泛傳播文化和知識的唯一媒介。儘管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出現了攝影、電影、廣播和電視等「新媒體」，但是紙質書仍然在正規教育中佔據主導地位。當出版成為一門學科時，紙質書的主導地位仍然存在，但如今正受到數字發展的挑戰。起初，這些「新媒體」受紙質書的影響且獨立於書業之外。然而到了20世紀，隨著數字媒介逐漸佔據主導，紙質書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媒體環境中。紙質書的許多功能不僅被數字文本所取代，而且還受到其他文本形式的衝擊，例如視頻與音頻（它們現在當然也是數位化的）。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人提出質疑：為什麼還要單獨研究文本媒介（手稿、印刷和數字文本）呢？為什麼不把文本媒介與其他媒介形式結合呢？出版學的研究思路建立在紙質書的基礎之上：即紙質書賴以生存的「書籍的秩序」。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趨勢下，這是一種嚴重受限的研究思路。
誠然，採用媒介研究的視角是可取的，因為媒介性是人類交流系統的定義特徵。因此，媒介研究非常適合用來研究出版業，包括文本媒介和其他媒介。從第一種「新媒體」的出現開始，紙媒在知識傳播系統中逐漸失去特權地位。那麼在21世紀的媒介融合背景下，為什麼仍要堅持以紙質書為基礎的研究思路呢？此外，在數位化趨勢下，書籍逐漸成為可訪問的設備，通用的訪問設備逐漸取代作為產品的單個文本。媒介研究長期以來採用獲取而非佔有的視角來看待媒介，正好與數位化趨勢相適應。既然媒介研究早已經具備了正確的思路和方法，那麼為什麼不採用媒介視角來研究數字文本、讓出版學來研究紙質文本呢？
我認為有充分的理由把文本媒介分開來看，而且必須用出版學來研究文本媒介。換而言之，出版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不能混淆於媒介研究。首先，出版學具有文本的視角。文本與其他媒介形式最為顯著的區別在於文本閱讀和寫作能力需要通過正規教育來獲得。任何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都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完全基於文本的知識傳播系統。在教育、學術交流以及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中，掃盲至關重要。迄今為止，文本仍然是達成這些目標的主要工具。其次，出版學具有歷史視角。正如前文所述，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文本社會學至關重要。相比之下，媒介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並不是歷史（至少從研究的範圍來看），對閱讀和讀寫歷史的關注就更少了。再次，出版學具有物質視角。媒介研究的主要對象不是物質載體。它的研究重點是內容和交流目的，它關注發送者、信息和接收者，但是並不考慮技術因素如何影響內容和交流目的。此外，所有權問題在出版學研究中非常重要，但是媒介研究幾乎不關注這一問題，因為大部分媒介都不涉及所有權。實際上，物質載體非常重要，因為它與人類認知的固有特點有關，我們依靠文本載體來支持認知行為。從根本上來說，數字媒介也是物質的，它由矽、塑料和金屬製成。甚至數字文本的虛擬本質也有堅實的物質基礎。
閱讀和寫作在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而媒介研究欠缺歷史深度和物質視角，因此將出版學僅僅看作專門的媒介研究並不全面、也不科學。再次聲明，這並不是說媒介研究的視角沒有用，只是不應該讓它主導出版學研究。所以，我們可以借鑑媒介研究的優點，甚至可以將它看作一個比較的學科、一個包羅萬象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每一個子學科主要使用自己的語言和工具研究學科領域內的媒介，當然各個子學科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這將有助於出版學進行有價值的「橫向」比較（與其他媒介的比較），以補充常見的縱向歷史比較（即前文提到的三個主要文本時代）。這還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自20世紀以來媒介廣泛發展所帶來的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需要出版學研究的模式、方法和視角。出版學是（或者至少應該認為出版學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科，因此可以擴展其傳統研究對象以容納數字文本。
在數字文本的影響下，書籍的定義正在發生變化。與其斷言數字文本形式不夠「像書」來迴避這一挑戰，不如擴展出版學研究的主題和對象。出版學需要做出改變，研究數字文本有助於重新理解紙質文本、激發紙質文本的新價值。
由於歷史原因，出版學研究傾向於印刷媒介。當下，印刷文本的許多功能正在被數字文本所替代。與此同時，數字文本正在催生新的出版物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長遠的、統一的研究視角，以避免將目光局限在某一文本媒介及其複製方式，而是認識到它作為文本媒介的共同特性。事實上，我們一開始談論的「數字文本」是對整個文本概念的挑戰。如果我們不去抓住這個歷史機會去思考當前的媒介重組，不去觀察文本媒介如何在媒介譜系中找到一個新的地位，那麼這將是令人遺憾的。
附錄
原標題：《威爾丨出版學與社會學視角下的文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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