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四夷館，基本被學術界公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辦的「翻譯學校」，也是第一所培養中國周邊各類語種筆譯人才的學校，從永樂五年（1407年）設立，一直到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會同四譯館被裁撤，一共存在了496年，將近五個世紀的漫長時期，而口譯培養的時間就更長了，從周朝的「象胥」開始算的話，得幾千年了，但這個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本文只想大概聊一下筆者查閱完相關資料的總結，口譯人員的培養也從明代會同館說起，重點還是筆譯人員的培養，因為這才算嚴格意義上完整的翻譯人員，然後順帶說一下會同館的朝貢貿易，同時再次聲明，這篇也不是考據文，至於是什麼，懶得去想，寫到哪裡算哪裡，大家賞臉看看就成。
首先， 翻譯這個職業在中國，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周朝，但那個僅僅限於口譯，而且具體來說是翻譯當時的方言居多，談不上翻譯「外國」的語言，象胥這個職務就算是最早的口譯人員，負責翻譯四方來朝見周天子的使節的語言，同時傳達周天子的詔諭。同時還得教會這些使節朝見的禮儀，要知道，在古代，帝王的威嚴主要就是靠一系列繁瑣的禮儀來體現，完成一套複雜的禮儀，會讓一個普通人內心逐漸折服於權威，所以協助培訓進貢使臣禮節，是古代翻譯人員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那時候的「諸藩」很多其實都算周邊的方言，談不上是「外語」，所以很多學者認為真正的翻譯外語的機構和人事，還是得是從元朝開始，但官辦的外語教育機構，則是明朝的四夷館，那么元朝的翻譯機構和明朝的有什麼差別呢？
明朝的翻譯機構以及朝貢貿易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在忽必烈請八思巴大師創立了新蒙古文字並推行全境後，就誕生了蒙古國子學，功能主要是教授和普及蒙古文字，而與之並存的還有「回回國子學」，這個機構很多學者認為是教授波斯文的，因為當時波斯文的地位基本等同於今天的英語，各國經商和使臣基本都說波斯文，元朝時期在中國通行的語言除了漢語和蒙古語外，就是波斯語了。但其實回回國子學教授的波斯語只是次要的，主要是教授一種叫「亦思替非文字」，這種文字在當時使用的區域是蔥嶺以西的國度，也就是帕米爾高原以西，大概就是今天的中亞地區，但這種文字當時不是用來口語交流或者書面往來的，而是一種特殊的文字符號，是用來財務稅收和核算管理，也就是會計類的語言，可能是以波斯文為基礎創立的，如今已經失傳。但至少證明，回回國子學教授的，除了這門特殊的會計語言外，基本也屬於當時的通用語。嚴格來說，無論是蒙古國子學還是回回國子學，都屬於元朝設置的教授民族語言文字的中央官學，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外語教育機構，而且招收的基本都是官員子弟，平民幾乎罕見。元朝多語種共同推行的特殊情況也讓那時候的外語教育沒有合適的發展空間，所以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學校和機構還是誕生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開始就開啟了積極的外交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後，一是為了安定周邊，二也是為了昭告天下說中土改朝換代了，蒙古人被趕回老家了，漢人重新坐穩了江山。於是派使臣出使四方，告訴大家大明成立了，但當時使臣出使的時候還是使用的波斯文作為外交語言，洪武年間明朝就出使了暹羅，真臘，三佛齊，爪哇，安南，佔城，高麗，日本等國，雖然中間也有些坎坷，但至少重新和這些國家建立起了外交關係，而朱元璋也專門讓翰林侍講蒙古人火原潔與編修回回人馬懿赤黑這兩位精通漢語和蒙古語的官員撰寫了一本《華夷譯語》教材，專門給當時會同館的通事學習使用，這基本上也開創了中國外語教學教材的先河，《華夷譯語》從洪武年間的版本開始，不斷補充，添加了很多語種的教材，一直到清朝時期還在不斷改動，學術界一般分為甲乙丙三個版本，但這裡不詳細討論每版的差異，總之大家可以這樣理解，最初的第一版是只有蒙古語的教材，而往後的版本，隨著朝貢的國家越來越多，增加的語種也越來越多，基本覆蓋了當時個中國有過來往的國家的語言。
火原潔等人編撰的《華夷譯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成系統的外語教材，圖為蒙古文的教程
但筆者作為一個小語種專業畢業的人，一開始就對這類明代的官方教材很感興趣，搜尋到了一些，不完整，但恰好有我所學語種對應的《暹羅館譯語》，以前學習新的外語的時候，就曾經用過中文音譯標註的方式，但多次被老師批評說這樣會讓發音走偏，養成發音習慣後很難改回來，但這個和英語有音標學習輔助不一樣，小語種基本就靠你硬記下發音，所以雖然老師強烈反對，我依然堅持先用中文音譯+拼音的方式標註下詞語，然後迅速學會以後去和外國人交流，記住正確發音後再改正的方式掌握的口語，本來以為這種方法不是正途，「薩瓦迪卡」或者「古德貓靈」這種標註對學習無所幫助，但當看到大明時期的教材後，我才發覺原來以前的譯字生和通事都用過這種方法。
《華夷譯語》裡的《暹羅館譯語》就是暹羅文字對照漢字，然後再對照漢字音譯的方式來書寫的，其他的語種也都是類似的方式，因為當年火源潔編撰蒙古語教材的時候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只不過後來的語種逐漸加入了「來文」也就是外語原文對照，然後漢語對照，最後是漢語音譯，最後還加入了敕書的原文翻譯教程，以《暹羅館譯語》為例子，當時的暹羅語和現代的泰語對比起來，有49.68%的詞彙是沒有差異的，也就是將近一半，另外一半則是部分有差異，而《百夷譯語》所教授的德宏（當年的麓川王國分裂後的部分區域）傣文，對比現在的德宏傣文則有84%相似，相似度很高，但漢語的音譯主要是明朝時期的南京口音，所以有的詞彙會有偏差，不過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明朝時期的學子，學習外語也是用音譯來代替然後認讀文字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入門時期會有所幫助，但往後的日子，則基本弊大於利，這也可以從後期四夷館的譯字生在部分語種上翻譯能力低下的事跡中得到印證。
四夷館教材《暹羅館譯語》裡，採用的也是用漢字注音拼讀的方式教授暹羅語
言歸正傳，大明永樂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城長安右門之外設立四夷館，專司翻譯各國朝貢使臣叩關文牘，國書等與朝貢貿易相關的文件，並且培養譯字生，也就是筆譯人才為朝廷服務。根據特木勒教授的考證，當時的四夷館的選址應該在今天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苑內的某個位置，那麼為什麼朱棣要專門設立一個培養筆譯人才的機構呢？以前的會同館通事不夠用嗎？這就要說到明朝立國後的一些政策和文化轉變了，自從太祖朱元璋繼位後不久，於洪武二年（1369年）就在《皇明祖訓》裡面立下了15個不徵之國，分別是：朝鮮，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佔城，蘇門答臘，西洋國（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爪哇，彭亨（今馬來彭亨州），百花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三佛齊（今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大部），渤泥（汶萊）。這些國家雖然在後來有的不復存在了，但大部分在有明一代，朝貢是相當頻繁的，明太祖朱元璋對所有願意來朝貢的國家都採取懷柔政策，厚往薄來，非常大方，這個做法有兩個用意，一是元朝時期海上貿易發達，泉州這些大港在明朝建立的過程中反抗非常強烈，本來大家在海上貿易都做得有聲有色，明朝一成立，如果不以官方身份壟斷這一系列貿易，消除元朝在海外的影響，那麼沿海的安全又無法保障了。而且明初時期，雲南還在元朝梁王的手裡，中亞的帖木兒帝國也對明朝虎視眈眈，元朝的殘餘勢力也在北方蠢蠢欲動，明朝非常有必要安撫好周邊各國，所以在洪武年間的時候，朱元璋已經在開始在外交層面下大功夫了。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更加積極的推廣外交，開啟了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時代
再一個，明朝是漢人建立的朝代，恢復漢文化是朱元璋的一面大旗，重新告訴周邊各國，以後漢字代替了蒙古文字和回回文字，變成了中國的官方文字，從這個角度出發，派遣使節，展開朝貢貿易，讓各國都來明朝朝貢，學習明朝的禮儀文化，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所以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開始培養習譯官生，也就是後來「譯字生」的雛形了，只不過洪武時期主要學習的是蒙古文和回回文，因為當時這兩種文字還是主要的外交文字，但漢字的地位被重新拔高了。到了永樂三年（1405年），又專門取雲南監生施玉等六人，學習百夷字（德宏傣語為主），這些都是在四夷館正式開館之前就已經籌備的學生了，到了永樂五年一開館，就有韃靼，回回，百夷，女直（女真）四個館了，分別學習蒙古文，波斯文，德宏傣文以及女真文，永樂中期的時候，陸續開設了西番館與西天館，西番館教授的是藏文，負責整個吐蕃地區的朝貢文書翻譯，而西天館則是教授梵文，以及翻譯佛經（主要是《真實名經》），再然後又增設了高昌，緬甸兩館，負責教授畏兀兒文與緬甸文。
自此，永樂年間就基本把四夷館的構架建立完成了，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永樂遷都後，大概有12年左右的時間，四夷館是南北地並存的，就是說北京的四夷館和南京的四夷館並存了十幾年，大家都知道明朝遷都後，在南京留了一套一模一樣的班底，但沒想到連四夷館這樣的翻譯機構也留下了一套，但自從永樂皇帝駕崩後，南京四夷館就基本停止運作了，原來的那些譯字生要麼回到國子監繼續讀書，要麼就由吏部安排去其他部門工作，以前的那些序班，軍人等也都回到鴻臚寺繼續任職，四夷館僅存北京一處。北京的四夷館一開始都是臨時辦公，一直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才在東安門大街外有了固定的館址和館舍，後來逐漸擴大規模，成為固定辦公地點，地址對應今天的東安門大街，晨光街，菜廠胡同與王府大街合圍的區域內。
鄭和下西洋是明朝朝貢貿易開始興盛的最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永樂皇帝是一個雄才大略，文武雙全的皇帝，而且他在任的時候比太祖朱元璋更加重視外交，開啟了著名的鄭和下西洋之壯舉。當然這也有尋找建文皇帝的目的在裡面，不過更多的是拓寬大明的海外聲譽，順帶帶著龐大的明軍去給各國展示一下一個新興的漢人王國的崛起，漢文化重新在亞洲回到主導地位了，但是如果周邊的國家都願意向你表示臣服，願意和你朝貢做貿易，但遞交過來的外交文書你翻譯不了，那可就丟了天朝上國的臉面了，所以培養翻譯成了當時的當務之急。但，連朱棣自己都沒想到，培養翻譯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師資力量缺乏或者很多外語難以學習，而是大明的讀書人們死活不願意幹要知道，明朝是以趕走了蒙古人，恢復了漢室天下為自豪的，而大家辛苦考科舉，為的就是能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這下到好，皇帝直接要求一些國子監的監生去學「蠻夷」的語言，而且有的「蠻夷」還是像「百夷語」這種包含了邊地土司的小語種？心裡那是一萬個不情願，覺得這簡直是一件有辱斯文的事情，堂堂的儒家生員，居然要去學說「鳥語」，那還得了？
但你以為他們只是消極抵制，不好好學混日子你就錯了，為此，他們連皇帝的命令都抵制了…這或許是明朝讀書人的一個倔傳統，至少除了晚明之前的大部分時期，這個倔強和骨氣還是有的，為此，永樂皇帝一開始還做了妥協，四夷館剛開的永樂五年（1407年），從禮部選了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檔案還留在翰林院，但要開始學習翻譯外語，每人每月給米一石，來就有俸祿可拿，而且朱棣還知道這幫讀書人本來在國子監就是為了考科舉，突然讓他們去學番邦語言他們心裡一千個不樂意，所以還規定，如果遇到科舉開科，四夷館的學子一樣可以參加科舉，但必須加上所學的翻譯文字考試，一旦考過，等同進士出身。按理來說這個待遇比其他學子好多了，讀書就拿工資，考功名也不耽誤，那年月多少人想讀書還困難呢！但人家根本就不買帳。
朝貢貿易是直接促成明朝會同館和四夷館興盛的主要原因
永樂七年春（1409年），朱棣北巡北京，留太子監國留守，同時下令吏部選取歷事監生四十人到四夷館學習翻譯，居然只有13人前往學習……可見就算給了優待，他們還是連皇上的面子都敢不給，之前甚至還試過讓錦衣衛去把門，盯著他們學習外語，也不靈。但你要說朱棣還真算得上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任的時候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大航海時代，和他積極探索世界，推廣中華文化的心態有很大關係。朱棣這次沒有責怪那些不願意前往四夷館的監生，而是繼續給他們增加福利，希望他們能認真學習。當年有譯字生鍾英等人考中了進士，全部給他們提成了庶吉士，就是鼓勵大家進入四夷館，後來一段時間還成為了常例，四夷館的考中進士基本都能提庶吉士！但你以為他們就此領情的話就錯了。
永樂十年（1412年），朝廷再次挑選監生梁弘等120人進入四夷館學習翻譯，梁弘居然拒絕前往……這次朱棣心態再好都得發火了！果然，明成祖大怒，將梁弘發配交趾（越南北部），你不是討厭學「鳥語」嗎？好，這次直接送你去那邊實地學習！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曾經對大臣說道：「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意思就是中國應該多了解周邊各國文字的意義，但監生很多還是不願意前往，朱棣再次大怒，因為此時朝貢貿易已經開始有聲有色，對外交往已經開始有了規模，南洋諸國都紛紛來朝貢，但這些監生卻依然覺得學習番文是一件掉身份的事情，朱棣準備再好好懲罰一下他們。但這時候大學士楊榮勸住了他，朱棣索性就讓楊榮來管理四夷館，要說楊榮還真有點本事，一接管後就嚴厲整頓四夷館，監生們開始認真學習，後來有的人還因此升了官，六品到五品都有，這才是真正讓四夷館開始興盛的原因——升官快了！
插個題外話，其實當年明朝學子不願意學習「鳥語」的心態我也很理解，筆者當年學習小語種的時候也曾經對我的泰國老師開過不太禮貌的玩笑，說我們中國人都認為你們說的是「鳥語」，說話像鳥叫，但當時泰國老師並沒有生氣，而是很認真的告訴我，「是的，因為我們說話是和大自然學的，自然會有大自然的聲音。」我深以為然。
四夷館的學子願意開始認真學習，和四夷館能快速晉升有很大關係，不光有功名，還能實際做官，這讓很多人改變了學習番語的態度，但這個認知改變不是單一的，背後還是朝貢貿易開始興盛了，這就不得不說一下同時期的朝貢貿易與會同館了。關於明朝之前的會同館歷史很長，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總之從封建王朝開始建立，各地進入首都的使節就得有一個專門接待的地方，同樣也是管制他們的地方，培訓他們有關朝見禮節以及審核貢品等等。明朝的會同館和元朝相比，元朝會同館隸屬於禮部，為正四品的機構，禮部尚書兼領會同館領事，算是很看中了，因為元朝會同館還兼任著處理一些涉外的政務問題功能，到了明朝以後，會同館基本就是純接待和進行有限貿易的地方，一開始屬於兵部管轄，後來又劃分為禮部，但兵部管著所有車馬和驛站人員，基本不聽禮部文官的調遣，一直到明朝中後期，會同館才真正由禮部實際管轄，但那也是會同館走向衰落的時候了。
鄭和下西洋經過的國家，有能力的大都來明朝朝貢過
明初會同館首先成立於南京，永樂時期在北京也設立會同館，經過正統，弘治幾朝發展，鼎盛時候北京會同館有北館6所，南館3所一共有470多間房屋供朝貢使臣居住，明朝的會同館有五大職能，分別是負責館內朝貢使節的衣食住行，負責朝貢使節的欽賜筳宴和下程供應，負責培訓朝貢使臣覲見禮節，負責館內開市與指定商民進行貿易，負責統籌和承辦賞賜。這些具體的事情一般都由會同館的通事來負責，也就是口譯人員，口譯翻譯的歷史要比筆譯長得多，因為很多民族和地區有文字的歷史遠沒有有語言的歷史長。但通事的地位一般不高，純口譯的通事職位最高的一般也就是九關通事史，正八品，其他的基本為從九品的末流小官，但兼職的通事就不一定了，有的官比較大，比如中央通事裡的哈知，哈的，詹昇等人，他們的官銜有的是從六品的鴻臚寺丞，有的則是都指揮，還曾經有過御前應答大通事一職，可以看做管理所有通事的高級武官，為什麼呢？因為通事這個職位一般是由兵部在各個邊防區域選拔的人才，基本上是你能口頭交流當地接壤的藩國或者土司的語言，你就能勝任，包括你有各種渠道學習到當時外語口語的人員，也能當上通事，但通事基本只負責口譯，因為筆譯他們看不懂，要知道，在明代，能翻譯文字或者說識字，依然是一個很強的技能，很多通事都是邊防的大頭兵，能做到口語溝通已經很難得了。成化五年（1469年）後通事人數成為定額，一共六十名，朝鮮五名，日本四名，琉球兩名，安南兩名，真臘一名，暹羅三名，佔城三名，爪哇兩名，蘇門答臘一名，滿剌加一名，達達七名，女真七名，畏兀兒兩名，西藩五名，河西一名，緬甸一名，雲南百夷各處六名。
那麼朝貢貿易具體是什麼樣的流程呢？明代當時的口譯和四夷館的筆譯又是如何協同工作的呢？我們以第一個獲得明朝勘合的國家暹羅國進貢為例，看看大致的朝貢過程。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遣使暹羅，給暹羅送去了勘合文冊，具體如下：先製作了兩百道號薄，共四扇。也就是說有兩百份冊紙，四個可以拼接在一起的字號扇，分別為暹字號兩個和羅字號兩個，拼接在一起就是暹羅二字，這四個字號暹字和羅字分別有兩個存於京城的內府，另一個羅字號由廣東布政使司保管，剩下的一個暹字號則直接交給暹羅國保管。而兩百道號薄上也分別有暹羅二字，只不過是冊紙的形式，背面用來填寫進貢人員名單和進貢貨物，暹字號一百冊存放於京師內府，羅字號一百冊則交給暹羅國保管。
《暹羅館譯語》裡的廣東布政司，因為暹羅的貢道規定必須從海路走廣州，然後才能上京。
這樣一對比，大家就能明白勘合的作用，北京（南京）有暹羅國暹字號扇和羅字號扇各一個，用來拼接印證勘合真假，就是說哪怕你自己製作了一個暹字號的假勘合，北京（南京）這邊也有原件可查。同時還有暹字號勘合一百道，就是一百冊對應進貢人員名單和貨物的登記冊，廣東布政使司只有羅字號扇一個，負責與暹羅方面做第一道驗證，勘合通過方可放行使團前往北京，如果遇到明朝改元年號，則再製作新的給予。而暹羅方面呢？通常是暹羅國王選派好當年進貢的使臣後，讓他們在羅字號勘合冊紙上寫好貢使人員名單以及進貢貨物清單，然後由正使帶著暹字號扇出發，送給中國皇帝的物品稱為「正貢」，這些是要妥善保管並且一一列出的，而其他的物品則是貢使團可以攜帶前往中國售賣的，通常使團的船隻是三艘左右，正貢的船，副使的船，以及一艘護衛船，不過沒有硬性規定，但船隻太多的話，肯定會引起明朝的警覺，所以一般的配置都是三五艘居多，後來暹羅固定成了三艘，每船不能超過百人。
從暹羅的大城出發，順風的話一般幾個月就能抵達廣州，也只能抵達廣州，因為明朝對朝貢國家有嚴格的貢道規定，暹羅的貢道就只能走廣州，而絕對不能走雲南的陸路，而且當時泰北地區是獨立的蘭納王國（八百媳婦國），也不會允許你的使臣通過自己的領土去朝貢。同樣，內陸地區的蘭納王國，以及寮國（南掌），也只能從雲南叩關走路陸，絕對不允許走廣州，哪怕是緬甸這種自己有出海口的區域大國，貢道也是走雲南，而且雲南當時的沐王府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代表明朝行駛部分外交權，就是針對這幾個國家的，昆明後來還有專門的緬字館，負責審核這種國家的進貢表文。好了，我們繼續說回暹羅的進貢。當貢船停靠在廣州後，廣東布政司和市舶司首先會有官員迎接，然後拿出羅字號勘合，與暹羅使臣的暹字號勘合對應拼接，確認「暹羅」兩字嚴絲合縫合在一起後，就是清點貨物，這時候你人員才可以下船。
暹羅大城王朝時期首都大城府，本身也是一個繁忙的河港城市
這一旦下了船啊，好日子就來了，為啥呢？因為市舶司會負責你所有的吃喝玩樂項目，不管人員來多少，只要一靠岸，勘合對應完畢，貨物清點沒問題，廣東這邊就全招待了，但也成為了地方布政使司一項巨大的開銷。不過這還沒完，你使團靠岸後，還得由布政司派兵和車馬船舶等送往北京朝貢，沿途各地也都會負責你的衣食住行各種開銷。但是，有一個規定，那就是使團人員嚴格限制人數。像永樂六年（1408年）渤泥（汶萊）國王帶著全家老小以及陪臣150多人浩浩蕩蕩的到當年的都城南京朝貢的場面，只限於明初積極拓寬外交，建立朝貢貿易的時期，當時朱棣熱情的接待了他們，南京城的百姓也大開眼界，第一次見這麼大的外國隊伍，渤泥國王還不幸染病去世，明朝隆重的厚葬了他。後來除了琉球宗室還搞過這種大規模旅行團外，基本都被明朝嚴格限制人數，因為地方上實在折騰不起了。
像暹羅使團這種，如果來了三艘船三百人，那麼最終能進京城的也就是二十來人，其餘的全部留在廣州，但在廣州的人有個好處，因為正貢的物品已經隨著使團核心北上北京了，剩下的那些大米，木材一類的次要貨物，就可以在當地賣給官府了，而官府一般就是象徵性的抽點稅，基本都是好價格贖買你的東西，而且，使團從廣州到北京，再到覲見完皇帝返回，一般需要五個月左右的時間，也就是說，在這五個月內，你的這幾艘船都是在有效期範圍的，你要是跑得快，再往返廣州和暹羅大城一趟，再運過來的非正貢的貨物也可以售賣，回去的時候也可以帶上大明的特產或者購買的物資會暹羅售賣。所以這種生意，換成哪個國家也願意來做啊，大家都是擠破頭了爭取朝貢的資格，暹羅雖然明朝規定了三年一貢，但往往很難遵守，明朝也基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有「四夷朝貢」的氣象，邊疆安定，花點錢不算啥，那麼前往北京的使團待遇如何呢？當然是更好了！
當使團經過幾個月跋涉抵達北京後，通常會被安排在會同館的南館，因為北館一般居住的是各王府的人員以及建州，海西女真，西番法王還有雲貴的土司，說白了就是大明自己內部的土司使團，他們也得定期朝見，匯報工作，但朝鮮使團是可以住北館的，你也可以看成大明是把朝鮮當「自己人」的。而南館就基本上是境外的國家了，暹羅使團也是居住在南館。抵達南館安頓下來後，會有通事前來對接以及監視他們，每五日才能出館一次，其餘時間都必須居住在會同館內。期間一切衣食住行，乃至生病了，都有專人照看，就算是你死了，也負責由大明安葬。居住的時間也有限制，暹羅允許居住一個月零二十日，這主要是排隊等皇帝安排時間會見，有時候心情好了還會有賜宴，會同館內也有專門區域給各國使臣就餐，安排宴會，然後指定的日子裡還有開市，使團攜帶的物品可以在裡面和指定的商民買賣，賺取銀錢。
當你住進會同館後，你的兵器刀劍一類的，除了進貢給皇帝的外，全部都會收走，禁止交易，也不允許你在開市的時候購買民間的違禁品，比如史書一類的。明朝每天會給你安排一頓豐厚的夥食，按照使團來人的職務高低，由禮部精膳司向光祿寺領取酒，肉茶，品料發給會同館製作。暹羅使團的待遇是每十人領羊，鵝，雞各一隻，酒十瓶，米五鬥，蔬菜廚料不等，然後加酒十瓶，看來泰國人愛喝酒聚會這個傳統，至少在明朝時期就已經享譽海外了……如果遇到皇帝賜宴，則會有禮部尚書親自來陪同吃飯，而在永樂時期，文武大臣乃至大學士都得來，到了嘉靖年間才規定，凡是北方和西番的使臣，武官將領陪同就餐，朝鮮，安南等國的則由禮部陪同。如果皇上賜宴的時候，禮部要在會同館事先準備一番，然後在午門外停好裝酒用的車子，光祿寺的官員把御酒裝上這些酒車，然後儀仗隊敲鑼打鼓的開道前往會同館，這時候宴請的外國使節要到館門口迎接，執者捧著御酒從正門進入會同館，在事先擺放的酒桌上擺放好，然後傳聖旨的人在桌子的東邊宣讀聖旨，使節這時候朝著宮殿的方向下跪，等念完聖旨後，使節要跟著通事一起讚美大明皇帝，然後再次朝拜，傳旨的官員給使臣倒酒，使臣向北跪下喝完，再次拜謝，接著就是入席，酒要喝七輪，湯五口，還配有奏樂演戲。宴會結束後，使臣送傳聖旨的官員到門外，才算完成一次御賜的宴會。而如果是皇太子賜宴，則沒有這麼麻煩，一般是宮裡的官員來招待，當使臣來的路上或者回去的路上經過的州府，省府臺一級的官員也要舉行宴會，喝五輪酒，吃五輪菜，奏樂但不演戲。
《明代外交機構》一書裡做列出的朝貢次數表格
在皇帝定下召見使團之前，會有鴻臚寺的教習來培訓你一切朝見的禮節，如果之前來過明朝的國家，或者使臣，獲得明朝皇帝賜予朝服的，必須穿朝服，如沒有的，就穿自己國家的國服。見到皇帝一般是八拜，如果是見皇太子，則四拜，如果是親王，也是四拜，經過禮儀培訓，方可朝見大明皇帝，朝見之前，你所寫的國書以及貢品清單，會送到四夷館翻譯，暹羅使團最初使用的是回回文（波斯文）書寫國書，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的時期，才在萬曆七年正月初四（1579年）開設了四夷館暹羅館，才算正式接納你使用暹羅文字寫表文。之前雖然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使用過暹羅文字，但大明一開始並沒有認可這種做法，而是告知暹羅繼續使用回回文寫表文，後來暹羅在弘治十年（1479年），正德十年（1515年）用暹羅文進貢，並且隱晦的向大明表達自己希望用暹羅文來進表的意願，明朝才開始著手籌辦開設暹羅館，培訓暹羅文譯字生，但正好趕上泰緬戰爭爆發，暹羅多年不能順利進貢，一直拖到了萬曆年間才解決這個問題。
再說回進貢，當朝見完皇帝後，就是進獻貢品和領賞的階段了，各國進貢的物品通常都是一些自己的特產或者珍寶一類的，明皇室富甲天下，通常只有少數的貢品是他們會有需求的，大部分其實都是走個形式，在這之前你進貢的方物會由會同館呈報到禮部，禮部的主客司官員會逐個查驗，然後填好表格交給儀制司，寫好奏本後運進內府，內府再估計價格，等皇上收納之後再按照貢使的等級分別賞賜，賞賜的價格往往是你進貢物品的幾倍乃至十幾倍之多，完全看皇上心情。暹羅國使臣進貢的物品一般會有金葉表文一通，上面的中文翻譯通常是由四夷館的譯字生翻譯好，對於稱呼以及雙方國君各自的語言都心照不宣的按照「規制」改一遍，但暹羅有時候也會有中文功底很好的華人通事隨著使團出訪，他們也知道進貢的規矩該怎麼寫表文，所以起草的文書中文意思也很到位，比如萬曆四十五年《報暹羅國進貢疏》，暹羅上表的開頭就寫道「伏以聖天子尊居九重，統馭萬邦，中國樂雍熙之盛，外夷戴撫綏之仁，一君致洽，六合皆春。」這麼工整且深奧的中文表述，證明當時暹羅的華人裡已經有知識分子階層存在了，替國王寫好了表文，但這類表文最後還是得到四夷館與原文對照翻譯一遍，看看有沒有「不敬」的地方，以予修改，以免造成外交爭端和誤會。
暹羅國通常進貢的物品除了象牙外就是孔雀以及珍貴的蘇木，烏木等木材，然後就是豆蔻等材料，這些材料大部分是在廣州就地給明朝贖買，帶到京城的都是進獻給皇帝的居多，當然，使團二十來人各自也可以帶一些木材，香料等產品前來售賣，當面見完皇帝後，皇帝一般都會賞賜許多東西，絲綢，錦緞，還有主要使臣一人都給一套製作精良的服飾以及大量的銀錢，這還沒完，當朝貢完畢後，你可以在會同館內開市三日，就類似於今天的領事館展銷會，但前來購買的顧客一般是朝廷指定好的商民，後來因為各國強烈呼籲，明朝又答應大家朝貢之前開三日，朝貢後開三日，一共六天時間，讓你賺夠錢。但朝鮮和琉球兩個「恭順」的屬國沒有這個限制，可以天天售賣自己的方物，而且也沒有出館限制，什麼時候想出去溜達都可以。在售賣的日子，除了之前說的規定的違禁物品不允許買賣外，其他都可以售賣，但皇上給的貢品不行，如果你實在不喜歡賞賜的禮物，也可以由禮部照價折算成銀錢給你，簡直就是除了賺還是賺。
而且這還沒完，就算你是遇到風浪漂流過來的朝貢國難民，會同館也會給你一套衣服，管你吃住，等你國的使團來朝貢的時候讓他們再帶回去，萬年十七年（1589年）就有一艘琉球國的船遇難，有七個人漂到了大明，明朝賞給了他們一堆衣服，給予關文，在通事的陪同下送去福建讓他們回國了，同樣經常有這種遭遇的也有朝鮮，以及北方各族的難民，可見，這種倒貼式的「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對於朝貢國來說，簡直就是一本萬利，只要獲得機會，就穩賺不賠。而明朝規定的貢期他們往往都不嚴格遵守，遇到大明皇家有點什麼婚嫁喪娶的事情，也乘機來朝貢，高峰的時候，會同館內往往是這個國家的一個使團剛走沒多久，另一個使團又來了，當然，他們回國的時候也不是一帆風順。雖然明朝會派通事或者行人陪送他們回國，但陸上財寶眾多，招人顯眼，半道被土匪劫道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明憲宗時期，朝鮮的使團回國途中就遭遇盜匪襲擊，財務被搶奪一空，使臣中箭受傷，明朝派出通事安撫他們，而且保證一定會抓到賊人，並且把他腦袋砍下來，掛在你被搶的這條路上，以儆效尤。而暹羅使團也有這樣的遭遇，只不過那已經是清朝鹹豐年間了，暹羅入貢的使團在回國的路上，在河南遭遇了盜賊襲擊，所有財務被搶劫一空，連鹹豐皇帝給暹羅的詔書都丟了，太平軍起義烽火連天，撿回一條命的使團逃回廣州後，兩廣總督上報鹹豐，鹹豐皇帝還給他們補齊了詔書和賞賜物品，但那次之後也是暹羅最後一次入貢（1852年），之後再也沒有入貢過了，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暹羅的使團返回的時候途經香港，當時英國駐香港的總督告訴暹羅使臣回國如此稟明暹羅國王「暹羅已經躋於英，法，美之同等強大矣，不應再向中國進貢，且此次有其理由矣」，說白了就是忽悠他們不要再給清朝進貢了，因為當時的暹羅在拉瑪四世王的帶頭下，開始現代化改革，英國不希望暹羅還繼續與中國進行朝貢貿易。但暹羅並沒有採納，可之後一直沒有進貢，一個是太平天國運動長期阻斷貢道，二是確實看著清朝一點點衰落了，1863年，兩廣總督發文暹羅要求入貢，暹羅並沒有拒絕，而是提出可不可以走海上直接到天津，然後再去北京進貢，因為這樣方便也安全，兩廣總督沒有答覆，1869年，暹羅主動也是最後一次要求入貢，但是還是請求從天津上岸，但大清就貢道問題死活不肯退讓，堅持要求暹羅按照以前的規矩走廣州，從此，中暹朝貢關係就此落下帷幕。
但類似這種使團出意外的事情，明朝一般都是補齊賞賜，有時候還給錢安撫，久而久之就有使臣和通事勾結鑽空子，謊稱賞賜物品回國途中丟失，要求補發的，朝廷不得不限制通事的行為，甚至乾脆不派通事跟著使團回國，而日本的使臣經常酒後鬧事或者說欺詐賞賜丟失，在地方官都上書皇帝說這是故意欺瞞的情況下，朝廷還是照樣給了賞賜，只是規定此人不能再進入大明而已，甚至在會同館開市期間因為中國商人賒帳，久不還價，雙方爭執起來，然後使臣把中國商人殺死或者毆打重傷的，最後也是花錢安撫家屬，遣返了事，這種態度下，各國使團冒充的也好，真的也罷，無不踴躍的往大明朝貢貿易上動腦筋，有在西域關口一來幾百號人，就等著入關的，也有冒充使臣到會同館蹭飯的，最搞笑的是這些使臣之間還互相有矛盾，互相嫉妒，比如弘治三年（1490年）從西域來的各處使臣在會同館內吃酒宴，其中有個叫滿喇哈只的使臣因為還沒有得到賞賜，不但自己不赴宴，還毆打參與宴會的其他使臣，禮部表示要嚴懲，結果明孝宗說「遠夷無知，古貸之」，還給了他一些銀錢，讓他趕緊回國……而就這，在明朝有時候經濟出現問題，地方官府承受不了開銷而削減賞賜和接待費用的時候，朝貢國馬上就減少了，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他就發覺了這個問題，洪武末年的時候他就對大臣說：「對待諸藩國情義不淺，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三佛齊諸國，背天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幕之圖，欲與中國抗衡。」充分表達了明太祖的不滿，但為了能夠安定邊疆，並且保持明朝的地位，朝貢貿易還是一直延續到明朝結束。
四夷館在清代中期併入了會同館，改名會同四譯館
會同館和朝貢貿易大概介紹完了，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有關於會同館和朝貢貿易以及負責口譯的通事的有趣故事太多，如果細細說來，怕是能成一本小說，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相關資料，這裡就不再多說了，會同館的通事負責的口譯簡單，因為大部分溝通大家都心照不宣，官員們也不會強求這些外邦「蠻夷」說話之乎者也，乃至講文縐縐的一些套話官話，大家能交差就行，所以口譯這塊的問題不大，但相比下來四夷館的筆譯任務就要重多了，而且也要清苦得多，因為表文，敕書這些不能有差錯，那個時代任何書面告知的東西都非常重要，有時候還涉及到邊防軍情和一些情報內容，所以四夷館的譯字生的工作遠沒有會同館的通事輕鬆，油水也更談不上有了，那麼略顯清貧的四夷館狀況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下篇再來詳細介紹。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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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氏家族與明代中泰，中老關係研究》 李建軍 著
《南明與緬甸關係中的幾個問題（1649-1662年）》 李金蘋 婁自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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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暹羅館譯語》看明清時期中泰貢賜關係 劉俊彤 著
《論明代會同館與對外朝貢貿易》 魏華仙 著
《明代對外貿易中的會同館互市制度》 杜翔 著
《論明代通事與西域貢使的關係》 張文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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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的東南亞語種人才培養》 韋紅萍 著
《17-20世紀初暹羅華人社會的形成》 龐衛東 李慶豐 著
《清代會同四譯館論考》 王靜 著
《元明時期會同館差異初論》 夏麗梅 著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翻譯學校——明朝四夷館》 張秀燕 著
《從泰語和中文教學看中泰兩國關係之發展》 段立生 趙雪 著
《暹羅館譯語》與現代泰語讀音差異 Onkanya Rojanawanichkij 著
丙種本《百夷譯語》語音現象初探 曾曉渝 著
萬曆四十五年田生金《報暹羅國進貢疏》研究 湯開建 田渝 著
《中國文學在泰國》 戚盛中 著
《淺析寮國文字的歷史淵源》 陸蘊聯 著
《華僑移居柬埔寨的過程及其歷史原因》 周中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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