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電視人2020年特稿策劃的第1篇
作品系2018級學生【新聞寫作--特稿】課程作業
全文共5260字
帶你走進膠片的故事
數字攝影技術的進步，隨之帶來的是影像的泛濫和易得。那個圖像被映在感光膠片上留存和傳播的時代似乎已經遠去，成為一代人記憶的褪色點。在數字時代襲來的陰影下，膠片留下了什麼？那些還拿著膠片的人，又給膠片留下了什麼？
對湯忠義來說，標記2019年12月15日有三種辦法：「二零年代」半個月倒計時；北京入冬之後第二場雪；北野武導演回顧展放映的最後一天。這天，在北京東直門的當代MOMA百老匯電影中心，有三部北野武導演的電影放映——1989年的《小心惡警》、1993年的《奏鳴曲》和1998年的《花火》。
在影廳的放映信息表上，這三部電影的名字都被打上了星號「*」，海報下面的備註上標識著「*場膠片放映」。放映開始後的百老匯電影中心三層有一種別樣的寧靜，這種安靜是獻給熒幕的，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閃爍變化的聲畫上。而在影廳角落，那個鮮有人問津的掛著「工作區域無關人員禁入」的牌子的門後，是電影放映師湯忠義的世界。
從直徑半米的綠色鐵盒中取出卷好的膠片，去掉首尾保護膠片的部分，把片路上好。片盤有兩個，上面供片，下面的收片。調整好音鼓、透鏡、供片盤，伴隨著機器運轉發出的巨大噪音，上好的膠片一格一畫地投射到影院的屏幕上。這次北野武影展放映用的膠片是從南池子的片庫借來的，放映完之後影院還得歸還回去。對於這些膠片來說，何時「重見天日」還是一個未知數。
今年32歲的湯忠義，已經放了12年的電影，從影城開業，一直到現在。
▲ 北野武影展放映用的膠片，最後一部電影還沒來得及還回片庫
「膠片時代」的尾聲
放映室的燈光昏昏的，裡面是兩臺放映機，一臺數字的，一臺膠片的，還有兩臺放著排片的電腦，一把椅子，一個小沙發，另外一些堆在牆角的雜物。湯忠義穿著一身時髦的白色運動衣，白球鞋，頭髮修剪得很利落，坐在電腦前的椅子上。他的話不多，更多的時候，顯得緊張又拘謹。不一會，額頭上就出了一層細密的汗。雖然電影放映已經不再是坐「小黑屋」的年代，但是放映室裡機器運轉和排風扇工作帶來的雜音，在並不明亮的燈光下，還是讓人感受到時間沉澱的痕跡。
對於湯忠義來說，20歲是一個入口。
20歲以前，他遊走在銷售之類的服務行業，什麼都做。
2007年，他20歲，在王府井的新東安影城賣電影票。那一年，喜歡電影的他開始在職工大學上小班課，跟著師傅學電影放映。教課的老師傅，都是原來各大影院退休了的老放映員、主任。湯忠義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課，每天兩個小時。就這樣學了兩個月之後，他去考了初級電影放映員的資格證。那時考證還需要掌握膠片和數字兩种放映技能，等他們這批人考完，沒過多久，考證就只需要考數字了。
也是在20歲，他看到新東安影城的店裡貼了百老匯電影中心招聘放映員的海報。
20歲之後，他的身份成了一名電影放映師。又過了五年，他拿到了中級電影放映師的證書。
當20歲的湯忠義進入電影放映行業的時候，已經是膠片時代的尾聲。
在那之前的數百年，影像的世界一直以膠片為記錄實體。從黑白到彩色，從8mm、16mm、到標準的35mm甚至70mm，還有中國獨有的8.75mm。膠片技術隨著時間帶來的工業沉澱，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美學特點：顆粒的質感，更高的寬容度，對色彩、影調和光線變化的良好表現，能夠細膩地體現被攝場景的氛圍和細節。
對於中國來說，膠片電影的高潮伴隨著市場化而來。2002年到2010年之間，中國膠片電影市場迎來了它最繁榮的時刻，全國上下都在膠片電影拍攝和拷貝的熱情中。那時，做膠片核心工作的上海電影技術廠的洗印公司甚至出現過八條生產線全開以及上百名工人同時工作的盛況。
然而，轉變來得也很突然。2012年是膠片和數字時代的分水嶺，那之後，隨著數字電影的流行，膠片的命運急轉直下，膠片業務出現了斷崖式地下滑。就上海電影技術廠來說，膠片生產線從停產到全線關閉僅僅用了四年的時間。
▲ 中國電影博物館內展出的膠片放映機
不可否認，數字電影比起膠片，更適合這個快節奏的時代。一部90分鐘的電影，膠片長度接近3000米，需要五六個拷貝，每個拷貝的重量近25公斤，運輸的困難不言而喻；就成本來說，膠片的成本也相對更高，一個母帶的製作費用就要近40萬元，每個拷貝還要花費兩三萬元；且膠片易損，大概經過600次放映之後拷貝就接近報廢。而數字拷貝只需要用一個小小的U盤或者硬碟就能完成，跑片員再也不用背著沉重的膠片趕時間跑片。
在電影傳播的安全性上，數字具有膠片不可比擬的安全性。用湯忠義的話來說，放映員拿到數字資源後要輸入解鎖的密鑰才能播放影片，且密鑰往往都有時間限制，超出時間之後密鑰就作廢，影片無法播放。
總而言之，數字電影在時間成本、金錢成本、運輸成本等方面具有的一系列的優勢，都使得數字時代的來臨顯得勢不可擋。而它，也確實勢不可擋。
▲ 中國電影博物館陳列的膠片底片
在湯忠義的回憶裡，膠片到數字轉變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數字的硬碟、設備越來越多，膠片的排片和片源越來越少，膠片慢慢變成活動場、影展或老片回顧展的放映環節。就連影展中的膠片數量比起以前也大幅減少，「現在膠片放映量大概一年三四回，一次五六部，一年的時間算下來，也就十幾二十幾部。回到兩三年前，一個國際影展的膠片放映量就是現在差不多一年的了。」
即使偶爾還能看到像《陽臺上》之類說著「全膠片拍攝」的電影宣傳，導演也不會像膠片時代一樣用膠片剪、用膠片洗印，而是在膠片拍攝之後就轉換為數字中間片剪輯調色，最後導出DCP（Digital Cinema Package，數字電影包）的數字文件。只有少數任性的電影導演還會再洗印成膠片，比如諾蘭的《星際穿越》和塔倫蒂諾的《八惡人》。
但就算是膠片拍攝數字後期的電影，湯忠義還是能感覺出它們和純膠片電影之間的偏差：「一看就能看出來。色彩、柔和度都有區別，數字的顏色會比膠片更亮，聲音會有點悶，滾動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我自己還是喜歡膠片的感覺，那種質感。」
拿到膠片的感覺就像「拆禮物」
北野武影展的最後一天放映，20歲的柴順就坐在下面的觀眾席上：「那個光一打出來，看到那個顆粒感，你就知道，這是膠片，和數字不一樣的。」
柴順和膠片的聯繫在一臺FUJI的膠片機。她現在大三，在北京體育大學讀新聞系。打開她的簡歷，自我介紹上寫著：獨立攝影師，從業一年多。高三的時候，她用自己攢下的獎學金和壓歲錢買了人生第一臺單反，摸索著走向了自己的攝影之路。
2018年，她被網上攝影博主分享的膠片攝影作品吸引，又在淘寶上花了500多塊錢，買了一臺二手膠片機，開始拍膠片照片。
▲ 柴順的二手膠片機
柴順的家庭教育方式很特別。她的父母每月給她固定的3000元生活費，但是日常的一切花銷，甚至包括交學費、旅遊、買單反等，父母都不管，全需要她自己掏錢。因此攝影對於她，一半是興趣，一半是為了工作賺錢養活自己。
但是拍膠片的時候不一樣，就只是單純的喜歡。「特別神奇，膠片拍的時候你看不到照片是什麼樣的，你也控制不了。只有洗出來別人把照片發給你，你才會知道你拍的是一個什麼東西。」
12月快結束的一個周日，柴順拿著那臺巴掌大的黑色膠片機，在中國電影博物館的休息區等電影開場。這天，為了紀念卓別林誕辰130周年，中國電影博物館免費放映卓別林的膠片電影。她在二樓的落地窗前摁下了快門：「拿到衝洗好的膠片的時候就有一種拆禮物的感覺。你過去日常生活中留下的記憶被重新打開，感覺這些事情在你眼前又重新過了一遍。」
在影廳門口等待檢票的時候，柴順發現，排隊入場的觀眾，絕大多數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年輕的觀眾寥寥無幾。門口有一對帶著大概八歲左右兒子的父母，母親摸著孩子的頭，對他說：「來感受一下，這就是膠片電影。」
和膠片電影一樣，膠片攝影也逐漸被時代邊緣化。柴順拿的膠片機和大多數膠片機的命運相同，早已經停產，只能買到二手的「古董」。提供膠片衝洗業務的實體照相館也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膠片愛好者需要在網上尋找能洗膠片的網店，把膠捲郵寄過去衝洗。「時間需要來回一周吧。」柴順說，「但是你不一定拍完就立刻寄出去，可能攢個五個、十個膠捲再一起寄出去。」
▲ 柴順拍攝的膠片底片
膠片的價格差不多是六七十一卷，算上衝洗和廢片，每次摁快門都意味著花掉四五塊錢的人民幣。也正因為這樣，每次摁快門的機會對柴順來說都很珍貴。再加上膠片機的傻瓜設置，不能調快門、曝光等一系列參數，攝影師唯一可控的就是構圖等攝影最基本的東西，柴順每拍一張照片都會認真考慮很久。
「即便是用單反拍照，後期調色有時候也會根據經驗刻意調出膠片的色調感覺。」
就在前幾天，柴順寄去給淘寶店店主的五六卷膠捲在路上丟失，連同的影像記憶也就此和物質實體作了一場意外的告別。
「我要在家裡搞個暗房。」柴順說，緊接著就開始在淘寶上搜索衝洗膠片的設備。
膠片已死？
「膠片已死」了嗎？這是一個被爭論許久的問題。
在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看來，數字電影如同電影的輓歌。「電影若不能以35毫米膠片形式呈現，那人們不過是在電影院中看電視。我很確信，我們現在只是沉醉在數位科技帶來的方便之中，眼花繚亂，暈頭轉向。」
但就如同昆汀所說，當下的電影的確沉醉於數位科技帶來的方便中。並且，我們很難去對這種電影的沉醉作一個絕對好壞的評判。
湯忠義坦言，隨著技術的發展，自己有時也會有失業的憂慮，而且這種憂慮不可避免。「既然出了這種系統，自動化上去了，從業人員肯定會減少。現在已經減少了。假如說當時有30名放映員的話，現在就會減少1/3左右，剩下差不多20人。」就拿他所在的百老匯電影中心來說，整個影城共有三個影廳，但是放映師的數量只有三名，每個時段只需一名放映員在崗，就可以同時控制三個廳的放映。
放映師的職能也在數字時代被極大地簡化。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放映間的兩臺電腦上，顯示著數字放映要用的排片軟體。放映師只要在一天的放映開始之前按照電影的排片表將當天要放的電影排程錄入，編成一個命令，電腦會自動關燈、播放、開燈，幾乎不再需要人工去操控。
「當然，放映師的流失也有待遇的問題。這個行業的工資在北京來說，並不算高。」湯忠義說。
北京現在還放映膠片電影的商業影院，在網友「那時花開112」的描述裡，就只剩下了三家：小西天的電影資料館、中間劇場，再有就是東直門的百老匯電影中心。
同膠片電影和膠片影廳一起消逝的，還有放膠片的機器和設備。與以前農村放露天電影時用的提包式雙機移動放映機不同，影院內的放映機基本都是固定式。中間劇場用的兩臺放映機，是在2012首都電影院停止放映膠片電影之後從那裡淘汰下來的，放映機上原單位的「固定資產標籤」還有一半兒露在外面。百老匯的膠片放映機是開業時買的美國STRONG牌的35mm固定式放映機，到現在也有了十幾歲的年紀。「一旦壞了，基本是沒辦法去修的。」湯忠義說。所幸，開業至今，百老匯放映間裡的膠片機從來沒出過大的故障。
▲ 百老匯電影中心的膠片放映機
而對於膠片來說，它本身實在是太過脆弱，時間可以輕易地「對膠片下手」。保存時間的增長或者儲存條件的不當，都會在膠片上留下黴斑、油漬、汙點和劃痕。以前湯忠義放到卓別林等比較老的片子的時候，片子放到一半，膠片就斷了，就得馬上用接片器接起來。
2016年，上海電影技術廠最後一條膠片生產線關閉。膠片電影在主流電影市場的浪潮裡，像一葉沒有發動機的小舟，離翻湧在最前面的那個最高最大的浪頭越來越遠。
消逝的同時，「被記住」
「技術更迭，這都是必然的。」對於電影時代的轉換，湯忠義顯得很坦然：「未來我們的工作也是會往數位化的方向的發展，比如說機器怎麼拆除，怎麼維修，怎麼做保養，怎麼給系統升級。過去膠片放映的很多東西都是和電工相關的，未來數字放映應該也是如此。」
在消逝存在的同時，還有些事情和記住有關。
根據相機影像產品協會的數據，2010至2019年間，數位相機的出貨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轉向第三代相機，並將放棄了的第一代膠片機作為第三代攝影產品的補充。膠片似乎在悄然回歸，原來已經停產的柯達Ektachrome和富士的黑白膠片又紛紛復活。柴順就是趕上了這一次的復古浪潮。
回到放映本身，從湯忠義的放映經驗來說，數字比膠片出現放映事故的比率更大，穩定性沒有膠片放映的高。膠片如果片源比較新，幾乎不會有放映事故的出現。數字則不然，放映中屏幕花屏閃爍、伺服器卡頓無法播放、機器部件出問題等故障，湯忠義都遇到過。
對膠片和數字的技術演進，中國傳媒大學文藝講師張一瑋表示：「儘管從電影產業的發展而言，膠片電影的價值或許並不如高清數字電影；但膠片的劃痕和它特殊的質感與我們今天看到的高清電影是不同的，其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有一些經典影片沒有修復版和高清版，膠片作為一種載體，也具有文化傳承的價值。」
2016年，電影《長江圖》上映。在片方發行的海報中，寫著「最後一部膠片電影」。趕在北京電影洗印廠廠房拆散的前一天，《長江圖》完成了「絕唱式」的4K掃描前的膠片清洗。
在《長江圖》的導演楊超的眼裡，膠片雖然退出了歷史舞臺，但膠片的美學不會消失。「那種多層次、複合的、緩慢變化的質感以及美學的觀念，會在數字的自由度中繼續保留下來。數字帶來的自由度並不會影響美學。對於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創作者來說，數字反而會帶來更大的可能性。因為技術是沒有止境的，而美學是一種限制。影像創作者找到自己的角度，找到自己的美學表達觀念，就不會被技術傷害到。」
事實上，即使膠片電影在數位技術的衝擊下愈發邊緣化，還是有不少的數字電影刻意模仿膠片風格，來追求所謂的「電影感」。「模擬膠片」，抑或是「膠片美學」，在技術變革的時代被延續了下來。
但這種模仿，在導演李安看來，是數字電影對於膠片的無法擺脫：「數碼電影確實有很多的潛力，它應該是不一樣的，它不應該再學習傳統的電影……不光是敘事，還是它有距離的美感，你本身進去體驗的時候，那是另外一個世界，那是屬於數碼應該做的事情。」
電影時代的轉變就像是播放著的膠片，一幀一幀從現實的聚光燈前閃過。而湯忠義和柴順，他們恰好是站在在時代轉換的風口的人。
柴順時常會去看看膠片電影的放映，但更多的時候，她在擺弄她的單反和膠片機。她最新的微博裡寫著：「我的生活不分理想一杯羹怎麼辦？」
湯忠義一周五六天呆在電影院。每次有新的電影上映的時候，他就搬了凳子在放映廳後面的大約A4紙大小的小窗口前戴著監聽設備看。有的時候，湯忠義的母親也坐在影廳的觀眾席上，看自己兒子放的電影。
對於湯忠義自己，他最喜歡的膠片電影是《獨自等待》和《通天塔》。那會兒他放了好幾遍，也看了好幾遍，越看越喜歡。
「還是比較偏愛膠片，顏色、清晰度、柔和的地方，就是比數字的看著要舒服。還是以前的那種畫面的感覺。」說這話的時候，湯忠義對著放映間的監視器，指了指放映間最裡面的膠片放映機：「你看，北野武的膠片還在機子上呢。過幾天，深圳那邊還有一個北野武影展。」
記者 | 林奕菲
本期編輯 | 付瀚爽
責編 | 林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