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看到新華社前不久報導「四人幫」在世的最後一個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讓我想起了「文革」。說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種語言，一種那個年代盛行一時的行文方式與說話風格。「文革」的戰鬥性，「文革」的殺傷力，多多少少和這種語言有關。不搞清楚這種語言的性質，就很難讓今天的年輕一代理解那十年以至於共和國數十年來經歷過的運動；不看透這種語言空洞的力量，就談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難保證後人可以徹底脫離歷史的陰影。
且舉一個例子說明什麼叫做「文革」式的語言，比如「極少數」這個形容詞。今天重看「文革」十年的文獻，「極少數」三個字出現的頻率可說是極不少數。內地以外的華人大概不知道「極少數」在這個脈絡底下，並非一種純粹描繪數量的中性形容詞，而是一種飽蘊價值含義的判斷。如果我們說「今天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染上了禽流感」，這裡當然沒有任何道德判斷的含義。因為這裡的「極少數」指的不過是患病的機會罷了。但是當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時候，「極少數」就是很強烈的指責了。
是什麼使得一個中性的形容詞變成非常負面的價值譴責呢?當然就是近代中國革命裡的民粹思潮。按照這種民粹思潮的主張，凡是大多數老百姓認可的，必然就是對的；而凡是大多數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錯的了。放在政治上，這可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也就是得「堅定不移地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那一邊」。所以「極少數」和「絕大多數」都不止是單純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對與錯的判斷區分。
同時它還牽涉一個劃界的問題，無論是統戰還是批判，從實效上講都不可能團結「極少數」或者「一小撮」，卻跑去打擊「大多數」。當時每逢批判活動展開，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沒有誰願意當少數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廣大的人民群眾」那一邊，而不要被劃做一堆白羊裡的幾隻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極少數」。
這種對民主價值的理解，盛行於「文革」時期，說來實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數量的多寡來定質量的高下。而且還忽略了民主原則中尊重少數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國的民粹傾向，使得當時很多優秀的學者受到折磨，因為他們研究的東西與百姓日用無關：也正是這種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藝術家不能繼續自己的探索，因為他們的創作太過陽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聽不懂。在政治上我們當然要強調「多數決」，但藝術和學術乃至其他的意見表達，為什麼就非得是多數人欣賞認可的才是對的，而「極少數」就一定是錯的，甚至是邪惡的呢?
執政要為大多數老百姓著想，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並不能自動轉換成「極少數」就非得鬥垮鬥臭不可。偏偏在「文革」十年間，這種轉換來得太輕易太絕對，只會有利於不斷的鬥爭，無益於實際的施政和建設。其實少數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多數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同情少數和保障少數，而非不斷在人群中挑出少數甚或製造少數派，再把他們變成打擊對象。不假思索地將「極少數」和「壞分子」聯結起來，會起到使大腦遲鈍、令焦點模糊的作用。
二戰之後的德國興起納粹語言學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語言的語法和詞條，看看空洞的語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貧乏和虛無的熱情。今天的中國已經正式告別過去的階級鬥爭，邁向建設和發展之路，我們也需要相應的語言反省和重建。以「極少數」為例的老式術語雖不是「文革」的產物，卻是可以總結那個年代的「鬥爭語言」代表。小心清理它過多的價值意蘊既合時且有益，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一些笑話。
《常識》/梁文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