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章黃學派傳人，汝舟先生的自我評價看似謙虛，實則已很自負；而「天文曆法」，按儒家「重道輕藝」思想，屬於「技」的層面，當然要自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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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汝舟（1899—1982），名渡，以字行，自號二毋居士，安徽全椒南張村人，貴州大學教授，暮歲受聘為安徽師範大學滁州分校（今滁州學院）顧問教授。因先祖父景麟公的關係，我對老先生的關注甚至研究已有三十餘年，對他的定位是章黃學派第一代重要傳人，且有開疆拓土之功。
張汝舟先生晚年
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張汝舟就讀中央大學時，乃師黃侃就有「文採風流殷孟倫，博極群書張汝舟」的評語。黃侃辭世後，太炎先生在給弟子汪東的信中有云：「聞弟子得傳者以重規為第一，次即孟倫，繼起尚多，其學當不至泯絕也。」張汝舟當在「繼起尚多」之列。殷孟倫就稱自己這位師兄「光大章黃之學，不愧一代名家」。
汝舟先生晚年曾經對自己的學術作過一段自我評價：「詞不如文，文不如詩，辭章不如考據；考據之中，小學較優；小學之中，聲韻較勝；天文曆法，技而已矣，何足道哉！」我們知道，黃侃先生的學術精髓在古音學，與太炎先生並稱「近三百年古音學研究之集大成者」，形成了乾嘉漢學之後影響最大的「章黃之學」，當今許多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即出自章黃門下。竊謂及門弟子中，最能傳黃侃古音學有三位，汝舟先生即為其一，其在黃侃「古本聲十九紐」之基礎上，考定中古音三十三聲母（又訂「邪母歸心」為「邪母歸定」），更顯堅實，其有功於黃門不可謂不大。
「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韓愈語）。乾嘉學派在小學領域成就最大，彼時學者如沒有小學方面的著述，是很難躋身於一流學者的行列的。所以作為章黃學派傳人，汝舟先生的自我評價看似謙虛，實則已很自負；而「天文曆法」，按儒家「重道輕藝」的思想，屬於「技」的層面，當然要自貶了。
其實，蓋棺而論，老先生對學術的最大貢獻集中在古代天文曆法領域（辛德勇先生曾向讀者推薦其天文曆法書），代表作有《歷術甲子篇淺釋》《古代天文曆法表解》《西周考年》《夏小正校釋》等，成功地將天文曆法之學引入先秦史研究領域。具體成果，如以實際天象的推求（天上材料），加之出土器物的實證（地下材料），結合文獻典籍的記載（紙上材料），「三證合一」考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西周總年數為336年的結論。近有幸展讀張道鋒君整理的《張汝舟手稿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3月），第二、三冊收有這方面珍貴的演算步驟達500多頁，包括別家不能成立的原因分析，看後更加感到他的結論堅實可信。
汝舟先生有開疆拓土之功，主要在天文曆法。1979年12月1日，同門南京大學王氣中、山東大學殷孟倫、南京師範大學徐復三位教授訪汝舟先生於滁州。「午餐後徐教授為此間諸生作二小時學術報告。晚間盡情話舊」。「孟倫教授贈我一律」，其中有「難得四翁三百歲」（「汝舟今年八十有一，氣中七十有八，士復六十有九，餘則七十有二，合計共三百歲，可謂巧矣」）。他們此行目的是請汝舟先生開辦「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講習會」，翌年10月，王、殷、徐等「把他們的弟子統統趕到安徽琅琊山下」（儲道立語），去參加汝舟先生任主講的「古代天文曆法」班。王氣中先生有信雲，「頃與士復兄商定，擬於國慶後兩三天率諸生赴滁聽教」。汝舟先生在講習班的開篇中說：「《歷術甲子篇》從司馬遷傳下來直到今天，只有我一個人懂。你們的老師都不懂。中國的歷史，從西周共和元年開始，可謂是信史。但是周代以前的殷商時代和夏代，從來沒有人把時間弄清楚，你不一年一年地排出來，就不能說是信史。」（儲道立《張汝舟先生》）任「講習會」輔導工作的張聞玉說，「共同的感受是古代天文曆法妙不可言，它不愧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後來能傳汝舟先生的天文曆法學的人，主要是這些學員。
老先生的著述，生前只出版過語法專著兩種《國文文法》（藍田公益出版社1942年版）、《簡明語法》（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版）；身後由弟子整理出遺著四種，《二毋室古代天文曆法論叢》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再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毋室漢語語法論叢》（1987年版）、《二毋室論學雜著選》（1990年版）；而他本人最為看重的聲韻學代表作《切韻考外篇刊誤》，至今還沒有能出版。
汝舟先生是一位純粹的學者，心懷為往聖繼絕學之宏願。1946年4月先生的老同學王東原（回憶文章皆誤為陳東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專函聘先生為省政府秘書長，先生辭以「君子群而不黨」。老先生潛心學術，於四部之學，皆有獨到的見解。1945年就任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筆者近獲國立貴州大學校長張廷休的《升等意見書》影件（約1947年），稱：「張汝舟教授治小學、精佛典，依訓詁以說經，運妙理以釋子，用能闡幽發微，不落家數，更擅古文辭，文則遠追漢唐，詩直升宋人堂奧矣。」通過這段評語，我們可知先生彼時治學之崖略。
《張汝舟手稿集》的整理者張道鋒君，與汝舟先生同為滁州籍人氏，負笈西南求學前，還不知道有汝舟先生其人；師事張聞玉教授後，才知道有這樣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鄉賢。了解了這位大學者的坎坷人生之後，道鋒君深受感動，並立志要收集資料，研究這位鄉前輩。經道鋒君的多番努力，才有了這份反映汝舟先生學術風貌的原始材料集。這部《手稿集》必將有助於推進包括章黃之學在內的傳統學術的研究，而其包含的此前未刊行的日記、書信與佛教三輯，對研究汝舟先生的生平與學術有著重要價值。舉其二端。
老先生1971年遣回原籍務農，具體情況研究者多語焉不詳，甚至以訛傳訛。一位與汝舟先生共事十八年的同事曾回憶說：「1971年1月因張師母病逝，張先生隻身一人無人照顧，乃由先生的大女兒把先生接回老家安徽。」日記裡有關記載卻並非如此：1971年8月30日「坐校車人、貨離開花溪，晚間住河濱公園貴大招待所」。8月30日「八時貴大軍代表派許家儀同（志）護送我到南京，說運動太緊，不能護送到家」。9月2日「許同志體諒我的身體，同意在金華（引者按：汝舟先生長子張葉蘆居此）住七天，我們全家感激，七天之中，款待許同志是很好的」。9月10日「安抵故鄉」，並給貴大軍代表組發去電文。9月11日「到家後，全村人和1953年一樣，擠得一屋，還有站門外的。他們高興，我更高興」。
老先生於1964年撰成的不世之作《西周考年》，考定糾纏千載的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106年，然其發表卻一波三折。他自認讀懂了無人能懂的「天書」《史記·曆書·歷術甲子篇》，卻一直沒有得到認同。我們從日記、書信可以看到他為發表此文煞費苦心，甚至上書若干領導。上海《中華文史論叢》編輯部向他老同學王氣中教授徵稿，「氣中以拙著《西周考年》薦」，後來也沒有下文。老先生又將20多本自印稿寄贈包括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北京大學歷史系，教育部編寫大中學教本小組等機構，好像也沒有什麼反響。
直到老先生去世後的第五年，此文才由貴州大學「張汝舟遺著整理小組」收入《二毋室古代天文曆法論叢》一書，正式出版，總算是與學術界見面了。2017年6月12日《光明日報》「光明學人」專欄以一個整版刊出張聞玉、馬明芳的《從觀象授時到四分曆法：張汝舟與古代天文曆法學說》。文章見報後，聞玉先生對我說：「汝舟先生1957年至1987年，三十年才創建出完備的天文學說體系。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汝舟先生《二毋室古代天文曆法論叢》是其明證。又經三十年檢驗，2017年6月始見光明，一代學人得到學術界認同。」初聽這話，我感受還不深，今天覽《手稿集》才深有體會。另外，對老先生我還有兩個鮮明的印象：一是堅韌不拔；二是學術自信。
在我看來，汝舟先生是學術界的提燈者。如今先生之學術後繼有人，弟子中學而有成，於先師古星曆觀點多所昌明開拓，發揚光大者，不乏其人。其中最力者是張聞玉、蔣南華、饒尚寬三人。張門第三代張道鋒也成長起來，可稱為老先生的隔代知音。今年滁州學院將舉辦紀念張汝舟先生誕辰12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道鋒君是這次學術活動的重要組織者和策劃者。司馬相如曾有言：「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這話用在汝舟先生身上很合適。現特轉贈同好，願老先生鑽研探究的吾國古天文曆法這門「絕學」薪火相傳，溢彩流光。
最後，抄錄《二毋室家訓》中的兩句詩，以結束本文：「但仰華嶽高峙，我家定見光明。切望爾曹爭氣，不墮清白家聲。」
學人（2019.10.18）| 張汝舟先生與他的500多頁天文曆法演算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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