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啟初·天才相對論——愛因斯坦的異想世界」特展開幕，與會嘉賓中唯一見過愛因斯坦的人，是97歲的楊振寧教授。
1922年，愛因斯坦到訪上海前一個多月，楊振寧在合肥出生。很多年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進行博士後研究期間，多次聆聽愛因斯坦的演講，受過他的教誨。不過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一生沒有跟愛因斯坦拍過一張照片」，楊振寧說到這裡，現場聽眾一陣唏噓，似乎比他還要感到遺憾。開幕式結束後，楊振寧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記者：這次您專程從北京來上海參觀這個展覽，最感興趣的是什麼？
楊振寧：我聽說解放日報社要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合作一個關於愛因斯坦的展覽，而愛因斯坦又是我非常佩服仰慕的物理學界大人物，能參觀這個展覽我當然很願意，我自然就來了。
記者：您是當今世界極少數曾見過愛因斯坦的人，能否談談您和愛因斯坦的交往？
楊振寧：我個人非常榮幸曾與愛因斯坦有過好幾次接觸。1949年我去了普林斯頓後，跟愛因斯坦有過一些接觸。當時他做了一些最後的學術演講，把他以前十幾年的研究分享給大家，前後共有5次演講，我都參加了，那時我是個年輕的博士後。後來的一次，我在愛因斯坦的辦公室跟他談了一個半小時。當時見到這位我非常敬仰的大師，我有點緊張，沒有能夠完全記得他講了什麼，而且他的英文裡夾雜了很多德文，我不懂德文。
記者：您心目中，愛因斯坦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楊振寧：愛因斯坦是個了不起的物理學家，把人類對整個宇宙的構造引入非常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方向。在做人方面，他也很有意思。他寫的那些非科學的文章，雖然短，但都很中肯。我尤其佩服的是，居裡夫人逝世後，愛因斯坦寫的一篇關於居裡夫人的文章，只有幾百字，可對居裡夫人的人格及她對世界的影響，作了非常簡單但重要的評述。我不懂德文，據我朋友說，他的德文文章，比翻譯成英文的更有力量。
記者：在20世紀的物理學界，愛因斯坦被譽為「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而您也被稱為「白銀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您怎麼看待兩代物理學家之間的區別？
楊振寧：20世紀頭30年中，物理學有三個大的觀念上的革命，分別是1905年的狹義相對論、1915年的廣義相對論、上世紀20年代的量子力學。這三個大的革命裡，有兩個半都是愛因斯坦的貢獻。他對整個20世紀物理學的貢獻是非常大的。而這些貢獻對人類日常生活有著極大的影響。比如，通過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研究，人類發展出半導體技術。也正是由於半導體的發展，才有了今天人們對於手機和網絡通信的應用。也就是說，這三大革命不只是重大的學術突破，對人類日常生活的改變和發展也非常重要。到了20世紀50年代，整個物理學最集中要解決的就是統一場論的方向。統一場論是愛因斯坦在20世紀初就提出來的，他一生都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沒有解決。而且，這還是今天整個物理學界最主要的、有待解決的問題。
記者：您鼓勵年輕人繼續從事物理這個行業嗎，尤其是對基礎物理學的研究？
楊振寧：物理學的方向非常廣，就像法律中除了憲法，還有民法、地方法律，還有很多其他法規。物理學也是這樣，所以一個年輕人如果要問我的話，我說你要找到像磁共振成像這樣應用的方向，你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當然如果你能研究出統一場論，你的成就會更大。
記者：您2003年回到北京，是什麼原因促成您回國？
楊振寧：我選擇回國，在之前就已經有過討論。1997年，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跟我在北京談過一次，希望我回到清華，幫清華設立一個研究院。我因為是在清華園長大的，又是西南聯大畢業後申請留美的，和清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義不容辭。但當時很多問題，加上當時我的太太杜致禮身體非常不好，所以就拖了好幾年。到了2003年，杜致禮因病在美國去世，我就回來了。曾經有一位作者寫過一篇文章，說楊振寧最幸運的事情是親眼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這話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