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疫情期間在家辦公時遇害，算是工傷嗎？日前的一則熱門新聞，引發公眾對此問題的討論。
據媒體報導，6月18日，黑龍江大慶市自然資源局女員工柴媛在家辦公時，被一男子入室用數據線勒頸致身亡。被害人家屬認為柴媛應被認定工傷，其單位也同意協助申報。大慶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屬於工傷，後稱已受理申請，但目前還沒有結論。
確定遇害與履行工作職責的因果關聯是重點
歸結起來，爭議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在家辦公時，家算不算工作場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能否認定為工傷？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個偽問題。
受害人所在單位要求員工在家上班，受害人接受單位安排在家辦公，也有相關證據證明當天她的確在家辦公。
在此情形下，將「家」視為工作場所並無異議。
有人認為「家」可視為工作場所的延展，在我看來，作為辦公時所處位置的「家」，就是工作場所，而非工作場所的「延展」。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確定的話，誰還願意在家辦公或回家加班呢？
第二個問題才是真問題。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了應認定為工傷的七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即「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這裡清晰地給出了認定工傷的三個基本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
該條第三款也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
柴媛在家遇害，並非「事故」，而是「意外傷害」。就此而言，工作時間、工作場所這兩個要素，柴媛已具備。
但其遇害的「因」，從目前的報導看，還不能確認是她「履行工作職責」。
以湖南新晃「操場埋屍案」受害人鄧世平為例，鄧世平老師是在履行其工作職責過程中，得罪了學校工程承包人而慘遭殺害。現在鄧世平已被當地人社局認定為工傷，這合法合規。
柴媛被害和鄧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後者是因其職務行為而起，前者與她的工作還未建立因果關聯——至少就現有信息而言是這樣的。
換言之，眼下得確認，當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職責」而遇害。
也因此，進一步確定柴媛遇害是否與履行工作職責有關，就成為當地有關部門處理這起申請工傷事件的難點。
由於當事人都已死亡，這其中的難度顯然不小，也成為考量當地有關部門行政智慧的難題——既不泛化也不收緊理解，理應成為有關部門即時校準的原則。
此外，刑事案件中，加害人是直接責任人，不但要承擔刑事責任，還要承擔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責任。
雖然有明確的責任人，但刑事責任、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責任和工傷保險之間，並非是相互排斥的關係，這些本可並行不悖。鄧世平老師被認定工傷，就是很好的例證。
進一步而言，即便嫌疑人沒有墜樓身亡，柴媛家屬申報工傷與其索要民事賠償也並不矛盾。
遺憾的是，嫌疑人在逃亡期間已墜樓身亡，這也意味著，讓加害人承擔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基本已不可能。
工傷保險不是萬能險
法不外乎情理。工傷保險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設計。
一方面，工傷保險為職工撐起了一把「法律傘」，使職工在遇到工傷時能夠迅速且方便地獲得理賠，而無須再捲入耗時且費力的仲裁或訴訟中。
工傷保險也為企業奉上了一顆「定心丸」，只要履行了工傷保險義務，即便遇上突如其來的工傷賠償，也不會因此打亂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
另一方面，工傷保險又有其相對固定的保障範圍，它畢竟不是一個萬能險，什麼都可以往裡裝。
在工傷保險之外，還有意外險、平安險、人身險等不同種類、不同形式的保險，可供分散意外的風險。
我認為，在工傷保險補償之外，也應有其他社會保障和政府保障舉措，可化解柴家痛失親人的困頓。
在網上，很多人認為工傷認定不應太「保守」，並將此事跟之前的很多爭議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寫判決急病身亡，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長沙一女子值班期間遭性侵，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等進行打包解讀。
這番觀點本身並無問題，也反映了民眾的現實訴求：對工傷確實不宜「收緊式理解」。但不收緊式理解，不意味著要泛化理解，而是要拿捏好寬嚴有據的平衡，該認定就認定。工傷險有其「功能範疇」，不能替代其他應有的社會救濟措施，也不能「該激活卻不激活」。
柴媛不幸遇害能否認定工傷，與她的家庭狀況無關，與加害人是不是墜樓也無關。最終的工傷認定，還得回到事實、回到現行法上來。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 陳靜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