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飛速發展， 自2010年開始，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登上全球第二寶座。時間匆匆，又已過去10個年頭。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差距越來越小，美國的危機感越來越強。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也越來越急迫，蓬佩奧甚至發表了被譽為新冷戰的演講。#蓬佩奧#很多人議論紛紛，我A股也被驚的一個大跌。其實大可不必驚慌，在制度及知識上我們佔據優勢，時間在我們一方。只要我們不犯錯誤，我們終將回到歷史上屬於我們的位置，下一代的中國人將不會在仰望西方世界。
地緣上美國屬於大號島國
美國在兩洋之間，屬於一個比較大的陸地，雖然無外地侵擾之苦，卻是屬於大號的島國。根據地緣的島國理論，島國在大陸出現強勢勢力時，要依附於陸上強國。在陸上處於群龍無首時，島國則便於從中漁利。英國當年就是如此對付歐洲大陸各國。美國作為一個島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大陸均勢政策。自然對大陸上有可能出現的超級強國倍加警惕。所以中國在自己實力沒有遠遠超越美國之前，不能對美國進行碾壓前，那麼美國總會對中國明令暗裡進行壓制。美國總會拉攏印度越南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一眾小夥伴，給中國找不自在。這是一個基本的地緣政治的狀態，不管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這個都不會發生變化。
時間在我們這邊
二戰後，後發且發展迅速的國家和地區有，比如亞洲「四小龍」，但都體量不大。而中國佔全球人口1/5，是首個成功工業化的10億級別人口國家。中國一個國家的成功就帶動了全球5分之一的人口。使中國7億多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這在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成功工業化的10億級的國家形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市場。從分攤成本上看，在中國從事科技研發，成本最低。我們的工程師數量，也是全球最多，比美國還要多1000萬以上。在中國做到行業第一，就是世界第一，越來越是一種常態。中國的科技實力開始逐步趕超，中國專利申請數量持續在全球領先。2018年，中國受理專利申請數量為全球最多，達到創紀錄的154萬件，佔全球總量的46.4%，其數量相當於排名第二位至第十一位申請量之和。排在中國之後的是美國（59.7萬件）、日本（31.4萬件）、韓國（21萬件）和歐洲（17.4萬件），上述前五名受理申請數量佔世界總量的85.3%。我們可以看到時間在我們這邊，只要我們不犯錯誤，我們的贏幾乎沒有懸念。
中國已不是可以被任意打壓的對象
從經濟上看，蘇聯巔峰時期的經濟總量差不多有美國的60%，2020年中國的GDP大概有美國的70%。而發達的工業生產能力又降低了軍工生產的成本，今天中國同級別的驅逐艦，造價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美國本土遠離東亞，在東亞衝突，美國的成本要遠遠高於中國。因此美國不能動用武力，使中國屈服，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動武花費。
過去30年，美國打了13場戰爭，花了14.2萬億美元。僅伊拉克戰爭就花掉了3萬億美元，是海灣戰爭的10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全部花費的2倍。30年裡的這些戰爭，就算打得最厲害的伊拉克戰爭，其實也不算大打。伊拉克基本上是被動挨打。就這樣，美軍還花掉了3萬億。因此，2011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臨卸任時，他留下的話是：如果未來任何一位國防部長向總統建議向亞洲、中東或者非洲大規模派遣軍隊的話，首先應該「檢查一下他的腦子」。
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制度及知識的競爭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國可以沒有多少資源，但只要制度及知識得當，在市價的指引下，全世界的資源都可以供其調配使用。新加坡、以色列、日本這些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家能成為強國，受世人尊重，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曾是聯邦民主制最成功的國家，總統號稱帝王般的總統，在民主國家的領導裡面權力最大。實行的民主選舉制度也是民主選舉制度裡閹割的最完善的。因此，美國實行的市場經濟被幹擾的最小。加上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美國成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以至於20世界後半期的科技發展都來自美國。因此美國成為了全球最有活力的國家。但美國的民主決定了，要想當選，還是要討好選民。而討好選民，最好的方式就是派福利，因此可以看到美國的工會逼死企業，逆全球化以迎合民粹的舉動越來越多。雖然，美國的這些民主病與歐洲比，還算是輕症，但當更好地制度出現後，它的競爭力就會逐漸衰弱。
中國在1994年之後形成了獨特的經濟制度，即是增值稅分成下的「縣際競爭制度」。有興趣的可以研究下張五常先生這方面的論著。1994年之前經濟的增長是逐步以「市價」準則取代了原來計劃體制下「城鄉分割」和「行政等級」的準則，租耗大降的結果。而分稅制改革之後，雖仍是中央集權，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以增值稅分成合約取代了包稅制下的固定租金合約。在中國，如何處置土地的產權界定在縣級政府手中。縣級政府則以不同質量的土地做要素投入，競相引資，並以地價（有時甚至是負的，政府自己出資鋪管線，修道路，還在廠房建設、水電氣費上幫補減免）、稅收優惠、協作招工等方式調整、拉平邊際，參與產出。
增值稅，雖名為「稅」，但縣級政府獲得的增值稅分成收入其實是「租」，因為稅率雖一，但可通過地價調教。這「租」是土地的收入也是成本，市價星光燦爛，邊際變動清晰，比其他國家以「抽稅」的方式更能有效配置資源，降低租耗。全國近3000個縣，類似一個個產權清晰的公司，參與產出競爭。而長三角地區憑藉土地使用規劃及規模上的彈性，後來居上，迅速超越珠三角。
如此，參與產出的各方都被織入一張合約中，實現了激勵相容。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稅（租）收，公司有錢賺，進城農民有工做，土地升值，產品質量也快速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無與倫比。政府集中處理的恰是基礎設施建設，土地的規劃、平整、拆遷、補償等交易費用較高，市場不易處理的領域。這張合約是層層織入，對任何一方的損害都會帶來整體收入的下降，會遭來其他方的反對，不易被擊破。
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演化中也與經濟制度相配合，這裡主要是指對地方官員升遷和考核的指標是G D P增長和治下民眾生活的改善。G D P的度量雖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簡單明了，也不易失真，目前看，是局限下成本最低的考核指標。中國地方官員的升遷雖不似西方單次性的選票，但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官員要從基層上升為中央委員，非有數十年的基層治理歷練與激烈的選拔競爭不可。這種政績為主的選官準則，恰與中國獨特的縣際競爭制度相得益彰。一個擁有無數經驗的官員遠勝於西方選舉出的善於造勢演講的政客。
總結
中國建立了獨特的增值稅加地方競爭的特色市場經濟制度，是目前交易費用最小，效率最高的運行制度。並且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工程師，且每年都在持續增加，中國也積累了大量的工業化知識，各種專利的申請都在飛速增加。制度及知識的優勢，將是中國最大的底氣，時間在中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