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詩人米沃什生於1911年，卒於2004年，兩個年份表明了如下事實：他的人生故事和二十世紀的故事幾乎同步。如果僅從時間上看，這自然不是一件壞事，至少說明了詩人的長壽——而鑑於他晚年創作的高質量，我們理應對此心懷感激——但和「二十世紀」的故事同步卻意味著更多更重要的內容，而這內容的色彩是憂鬱。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詩歌注重內容和感受，廣闊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紀東歐、西歐和美國的動蕩歷史和命運，被視為二十世紀東歐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二十世紀的恐怖與苦難如此之多。兩次世界大戰，戴著不同面具的極權交替上演，冷戰，謊言如真理明目張胆，善惡、美醜的界限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麻木與死亡。當這些無可避免地降臨，米沃什，一個詩人，一個知識分子，出於他認為理應堅守的道德與責任，保持清醒，並用文字記錄下這一切，揭示「時代的羞恥」，因為他害怕「那些死去的孤獨者，/已被世界所忘記」。
他用寫作抵抗遺忘。他不想忘記、也不想人們忘記那個身懷斯拉夫血統的孩子，「他像匹死馬睡在被燒毀牧場的草地上」，而那時的世界，又有多少這樣的孩子啊。孩子，以及這個詞背後的現實讓米沃什無法像現代主義詩人那樣為藝術而藝術，他必須面對客觀存在的冰涼屍體和同樣冰涼的哭泣，因此他見證。
他在《詩的見證》中說：
「詩歌必須意識到自己『可怕的責任』，因為詩歌不是純粹的個人遊戲，它還賦予『人民那偉大靈魂』的種種願望以形狀。」
他用詩歌見證了我們（人類）的狂妄、盲目、狡猾與脆弱，也用《被禁錮的頭腦》這樣的隨筆見證了人類如何一步步被意識形態圍困，滑入深淵。他用清醒的認知和洞察力，把人類遮在身上的掩飾物層層剝除，讓你赤裸，讓你看見自己的罪惡。而在「控訴」時，米沃什並非懷著優越感，而是對自身的觀照，正如謝默斯·希尼所說，這部作品優於冷戰時期各種論爭著作之處在於一個事實，也即它還說：「要不是因為上帝的恩典——還有我自己的孤獨——我也會遭殃。」
借《米沃什詩集》出版的契機，我們以此專題紀念這位詩人。他用廣闊的寫作把逐漸流逝的現實用文字召回，目的只有一個，就像他在《獻詞》一詩中對詩歌的目的所做的強力聲明那樣：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而拯救的結果，是在這悲慘世界中挽留兩個詞：
這很瘋狂，沒有歡笑地活著，
並向你們死去的人們，
向本應該享受思想和肉體，
歌唱和歡宴的歡樂的你們，
不斷重複著兩個被拯救下來的詞：
真理和正義
（米沃什《在華沙》一九四五年）
而他最終拯救的，是我們本不應迷失的頭腦，及靈魂。
米沃什年表
撰文 | 趙瑋婷
1911年6月30日，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於立陶宛考納斯附近的謝泰伊涅。六歲前，米沃什住在母親的家族留給他們一家的白色庭院裡。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前，六歲的米沃什跟著父母舉家離開了故鄉，此後，他經歷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所有的動蕩，成為了一名時代的見證者和評述者。
米沃什的中學和大學時期是在維爾諾度過的。他大學一開始選的是人文學專業，後來轉學法律。1930年，米沃什通過波蘭語言文學社在《維爾諾母校》雜誌上嶄露頭角。1931年，幾個大學生創辦了「扎加雷」詩社，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燒焦了半截的幹樹枝，米沃什是創辦人之一。
1933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凍結時期的詩篇》。1936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災變派的詩集《三個冬天》。米沃什的早期詩歌具有哀婉的格調，並且善於運用象徵手法。
1937年，米沃什前往義大利遊學，回國後依然在電臺工作，但地點換到了華沙。戰爭打響後，米沃什主動申請去前線電臺支援，卻沒能如願。在國外輾轉一段時間，他又回到華沙，在華沙大學圖書館工作。在那期間，米沃什在地下詩歌團體中非常活躍，還用筆名楊·瑟魯奇出版了一本詩集。
華沙起義失敗後。米沃什又輾轉到克拉科夫近郊，住在朋友家。1945年，米沃什在克拉科夫發表了他最重要的詩集之一《拯救》。從書中我們可以讀到詩人對華沙戰時的記錄，以及他對戰爭和歷史的思考。詩集中第一次出現了不帶任何象徵意義的用現代口語寫出的組詩《世界：天真的詩》。在這些詩中，詩人把我們帶到一個未受戰火紛擾的回憶中的童年。
「信念的含義就是當一個人看見
一滴露珠和一片漂浮的葉子，
便知道他們存在，而且必須存在。」——《信念》（組詩《世界：天真的詩》）
1945到1951年，米沃什先後在波蘭人民共和國駐紐約、華盛頓、巴黎大使館任文化參贊。1951年，米沃什向法國當局申請了政治避難。第二年米沃什離開巴黎，到西南部的多爾多涅省待了幾個月，在那裡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攫權》。這本書的波蘭語版本直到1955年才作為耶日·蓋德羅伊茨主編的「文化圖書館」叢書的第九卷問世，在此之後出版的《伊薩谷》是這個系列的第十卷。《被禁錮的頭腦》也是在那前後創作的。
米沃什在書中表達了自己對當局推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不滿。他在蓋德羅伊茨主編的《文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不》的文章，裡面解釋了他為什麼要選擇移民。米沃什的出走自然遭到了波蘭文壇的強烈抨擊。波蘭作協將他視作叛徒，不僅他的作品無法在國內發表，甚至連他的名字都被禁止出現。
1960年，米沃什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赴美國教授斯拉夫文學。在美國教書的日子帶給米沃什巨大的滿足感。近二十年內他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他這個時期創作的詩歌內容豐富，題材多樣，深入到政治、哲學、歷史、文化各個方面。在美國，他還編寫了波蘭文學史教材，將波蘭的文學介紹給西方。1973年，米沃什的第一部英文詩選Selected Poems出版。
1980年，瑞典文學院授予切·米沃什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寫道：「他在自己的全部創作中，以毫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著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米沃什獲獎的這個時間很特別，當年團結工會在波蘭走上歷史舞臺，一場席捲東歐的變革正在醞釀。因此也有人把這個獎的授予看作是來自西方的某種支持。也正是因為獲得諾獎，米沃什得以重新回到波蘭讀者的視野，詩集《太陽從何處升起何處降落》在波蘭出版。此後他開始頻繁地有機會回國。英國劍橋大學也邀請他去講授斯拉夫文學。1986年，米沃什的第一任妻子雅尼娜過世。1993年米沃什和第二任妻子卡羅爾一起搬回克拉科夫居住。米沃什說，之所以選擇克拉科夫，是因為他覺得克拉科夫和維爾諾很像。克拉科夫的冬天很冷，米沃什有時選擇回加州過冬。
回國後，米沃什在海外時創作的作品陸續在國內出版。這段時間詩人的創作產量是驚人的，並且每一本書都獲得了很高的評價。1998年米沃什憑藉《路邊狗》一書獲得了波蘭的文學大獎尼刻（NIKE）獎。2004年，詩人在愛人卡羅爾去世兩年後，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米沃什詩集》，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林洪亮/楊德友/趙剛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始終以人性的光輝，觀照人類的苦難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不能入詩的東西，他都放進詩歌
林洪亮，波蘭文學翻譯家
新京報：米沃什的詩歌有哪些特點？
林洪亮：米沃什的一生經歷很複雜，有悲有喜，所有這些都在他的詩歌裡有反映，詩歌涉及的主題很多。還有就是他的詩歌不是完全幻想的，而是和實際（現實）聯繫得比較緊，和他自己的思想和經歷聯繫得比較緊。如果說「現實主義」也不完全是，他的寫作手法各種各樣，包括先鋒派、抽象派等，都有。
他詩歌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他的很多詩歌是自由的，沒有韻律，看起來像散文一樣。有些不能入詩的東西，他都放進去。
新京報：他前期和中後期的詩歌，你認為在風格上有哪些變化？
林洪亮：米沃什早期的詩歌，應該說還是比較明快。到後來，他出去（離開波蘭）以後，受到西方的影響更多，形式、題材等都有變化。到了晚年，特別是回到波蘭以後，米沃什的生活穩定，心情也比較平靜，寫的詩歌也不像過去那樣（激烈），生死、哲學的問題也在他的詩歌中出現了。
新京報：米沃什對「東歐經驗」的文學化處理，中國詩人有哪些可以借鑑的？
林洪亮：魯迅曾在文章中談到，中國的情況和東歐的這些民族有很多的相似性。二戰的時候，他們反抗德國法西斯，我們反抗日本。戰後的情況也有相似性。所以，我們和他們的交流比較多，他們和中國建交也是比較早的。說到借鑑，他的思想也不能完全照搬，因為我們的詩人很多還是生活在國內，沒有離開，所以是不同的。他的詩歌技巧可以很好地借鑑。
語言從來不是束縛米沃什創作的牢籠
趙剛，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院長
新京報：米沃什表示自己不喜歡「純詩」，對現代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也不贊同，如何理解他這一思想？
趙剛：「為藝術而藝術」由法國哲學家維克多·庫森於1818年在其著作《關於真善美》中第一次使用，之後被部分現代主義文學家和藝術家奉為圭臬，主張藝術擯棄除美學功能以外的一切實用主義功能，即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同時去除藝術被賦予的社會教化、政治宣示等功能。
這一思潮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波蘭文學產生過重要影響。在詩歌方面，所謂的「純詩」，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詩歌，更加注意格律的精雕細琢，辭藻的唯美精緻，同時杜絕詩人主觀價值觀的表達。
從米沃什的創作看，他顯然與這種觀點格格不入。詩人畢生的創作，始終以一種人性的光輝，觀照人類社會的苦難，追求傳統道德體系的重建。對米沃什來說，形式從來是服務於內容的，語言也從來不是束縛他創作的牢籠，而只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他從不會玩弄華美精緻的辭藻，甚至不惜使用平淡冗長的句式，表達深刻複雜的思想。
新京報：1960年前往美國，米沃什遠離祖國和讀者，這對米沃什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趙剛：對於像米沃什這樣具有深刻的哲學思考和強烈的歷史感的詩人來說，因為某種原因離開自己的故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幸運。這使他獲得了一個相對安寧的環境和一個雖非他者，卻可旁觀的視角，可以比較從容地觀察、反思其所歸屬的文化圈。詩人身處發達國家的美國，可以對中歐、東歐地區古老而跌宕起伏的歷史，美麗而又多災多難的土地，獨特而又異彩紛呈的文化進行近乎於靜思者的深入思考，其產生的作品也自然，從而具有獨特的魅力。
新京報：在晚年，米沃什對宗教的思考越來越多。宗教在他的人生和詩歌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趙剛：米沃什是一位複雜的詩人，這種複雜性同樣體現在他對於宗教的態度上。而實際上我認為這種複雜性也正體現了詩人思想的活躍和深刻。一些時候，詩人對上帝的恩惠心懷感恩；另一些時候，詩人又對上帝目睹人世間的苦難卻充耳不聞感到難以釋懷。然而像大多數波蘭人一樣，宗教對於米沃什來說，始終是某種精神上的支撐和情感上的寄託，儘管有時候他們也對這支撐和寄託本身產生懷疑和不解。
新京報：歐陽江河說米沃什的詩中有一種「含混」，在翻譯時，如何處理這種「含混」？
趙剛：米沃什和很多同時代的波蘭詩人一樣，創作的大部分是哲學詩，他們是在用詩歌的語言和形式，進行一種形而上的思考，而這些思考又源於他們對人類苦難、人性弱點的深刻剖析。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閱讀西方式的哲學思考本身就已經非常令人如墮五裡霧中，更何況這種思考是用詩歌的形式，用極度凝練的語言，用大膽而發散式的手法，用極盡偽裝的文化符號進行深度包裝。中國讀者閱讀時困難重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翻譯過程中，我主要考慮的是儘可能呈現米沃什詩歌的原貌。我個人以為，即便是在詩歌這種允許翻譯者擁有更大翻譯自由的領域，忠實原文也仍然是第一位的。因為只有忠實原文，才能較好地展現原作者的語言特點，才能讓譯入語的特點不至於幹擾原文的風格。對於詩歌翻譯要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的觀點，我個人是持謹慎態度的。畢竟，對於中文和波蘭文這兩種承載力同樣豐富的語言來說，實現語言的對等互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行的。
米沃什隨筆和小說的翻譯仍然不足
李以亮，詩人、翻譯家
新京報：相較於詩歌，米沃什的回憶錄等隨筆文章似乎更受讀者歡迎，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李以亮：首先我不是太確信這個說法是否確定，畢竟沒有什麼統計學的依據吧？如果真是這樣（在中國讀者這裡），我猜想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漢語對米沃什詩歌作品的翻譯一直相當不夠，可數的那些翻譯一是多集中於他的前期作品，譯文精當的也不多，應該是影響其接受、受歡迎程度的因素。另一方面來說，回憶錄性質的隨筆，在翻譯裡損失不多，理解起來也更為方便，沒有詩歌那麼難以理解。有必要說明一下的是，米沃什的隨筆、散文以及小說，在漢語裡翻譯仍然是不足的。
新京報：米沃什在《路邊狗》中說，「詩人是成人世界裡的孩子」，應如何理解這句話？
李以亮：他說「詩人是成人世界裡的孩子」，固然有著「詩人是經驗世界裡保持天真箇性的人」這層意思，但是，我以為最好不要理解成保持一般意義上的「童心」，因為這是對他本意的嚴重縮減。對於二十世紀的經驗，僅僅一點「童心」，顯然是遠遠不能記錄、見證、反思它的。以米沃什巨大的才智、深廣的閱歷以及宏大的視野，尚且自認為不足以表現這段歷史的複雜、殘酷和豐富，說「詩人是成人世界裡的孩子」，我以為更多的，他只是強調了成人世界（經驗）和孩子（天真）的二元對立，事實上，米沃什不是僅僅站在經驗或者天真一邊的，他是經驗的詩人，也是狂喜的詩人，在他的詩學詞典裡，他是既不排除經驗、歷史、真實、記憶，也不排除天真、想像、雄辯、神話的。
新京報：米沃什多次表示，詩歌是對遺忘的對抗。他也在詩歌中多次進行「故土追憶」，這種「追憶」在你看來，對米沃什意味著什麼？表現了他怎樣的思想？
李以亮：「故土追憶」不僅是他特有的寫作資源，他的情懷所系，他的自傳性長篇散文《故土》還有一個副題，就是「對自我限定的尋求」，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作為一個流亡作家，形塑他的身份的那些因素，無論個人經歷、還是民族國家的政治、歷史、文化，必然是內外界都驅使他需要理清的一個東西。在這個清理過程中，米沃什表現出這樣的努力：既要求得民族性的獨立，又反對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廣泛流行于波蘭境內外的各種民族主義的狹隘傾向，既要維護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性，又要克服本民族性裡的某些缺陷（比如大而無當、至高無上的愛國主義，他認為這是波蘭性之中缺乏形而上維度的體現）。
作者：趙瑋婷，張進
編輯：安安；校對：翟永軍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