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多祿，字竹山，號澹堪，生於清同治二年（1864年），逝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曾任吉林省第二屆參議院議員、民國教育部審核處處長兼圖書館副館長等職，其詩詞、文稿、墨跡遍及東北三省、北京及江南各地，被譽為「吉林三傑」（成多祿、宋小濂、徐鼐霖）之首，後又被今人目為東北「四大書聖」（即近代王庭筠，清代卞永譽、鐵保，民初成多祿）之一。
近年來，學術界對文人書法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如對魯迅先生、沈從文先生的書法研究等，對當今的書法家起到了一定的啟示與借鑑作用。一般文人是「以文蓋書」，而成多祿卻是「文書俱名」；一般文人是「只文不官」，成多祿則是「亦官亦文」。正因如此，成多祿似乎讓我們看到了王羲之、顏真卿、黃庭堅、蘇東坡等古代先賢的影子。
成多祿書法的文化氣息
吉林市有一座成多祿紀念館，其中有很多成多祿的書法真跡。成多祿在瀋陽、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等地曾留下大量的詩詞、對聯、牌匾書作；清末民初的北京琉璃廠也有他書寫的「修綆堂」「來薰閣」「琴書處」等匾額；蘇州網師園的廊壁上，有以其題詩刻石的五律六章。與成多祿並稱為「吉林三傑」的徐鼐霖曾對成多祿的書法大加讚美：「兩漢樸茂，六朝雅趣，歐柳褚顏，匯而為一」「尤工書，得晉人筆法，名動一時」。更有時人盛讚其「筆挾飛虹勢，詞高倚馬才」「肥瘦書稱絕，妍媸態橫生」「滿壁龍蛇爭座帖，魯公風骨照邊樓」。那麼，成多祿書法的文化氣息從何而來呢？
成多祿的父親雖然只是一位武官（烏拉總管衙門的六品驍騎校），但他喜舞文弄墨，精通滿漢兩種文字。在父親的親自教導下，成多祿5歲識字，8歲能吟；16歲，秀才第一；22歲，拔貢第一；31歲，國子監800多名舉子中一舉奪冠。在成多祿8歲那年，一次，做過幾任知縣的同鄉進士楊誠一見他聰慧過人，便問他能否作詩，成多祿略加思索，很快按照楊誠一的命題「秋郊」吟出：「滿地高粱紅，四山榆葉風」的詩句，博得楊誠一連聲稱讚，並預言其日後必成大才。成多祿博通經史，工詩善書，可謂「詩筆雙絕」。其詩風高古，詩藝精深，詩調清雅，他曾與詩友結社吟詠，往來唱和，如「松江修暇社」「漫社」「榖社」「嚶社」「九九消寒社」等，成多祿都是其中的主唱之一，被譽為「詩社執牛耳者」「關東詩豪」。
成多祿詩才敏捷。在蘇州任職期間，他的書法因追求骨力與蒼茫樸拙，深得吳昌碩青睞，後來，兩人交往甚密。吳昌碩自號「苦鐵」，十天刻一方印都要緊皺眉頭，卻心甘情願地一再為成多祿刻印。一次，吳昌碩派書童送印予成多祿，待書童轉身欲離開之際，成多祿拉住書童，隨即鋪紙研墨題寫《缶廬為我作印報之以詩》回贈。後來，成多祿讀吳昌碩詩集，又賦詩《題缶廬集》以贈：「我身願與梅花舞，明月高人自往還。」吳昌碩慨然作畫《鄧尉山探梅圖》回贈。兩位大師惺惺相惜，留下一段佳話。據考證，吳昌碩為成多祿至少刻印六方，其中三方珍藏於故宮博物院。
成多祿一生結交了眾多社會賢達，如早期的宋小濂、徐鼐霖，後來的徐世昌、吳昌碩等，使其一生都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得以滋養。讀有關記述成多祿的文章或劇本，會十分豔羨成多祿在「高端文化圈子」裡的那些趣聞軼事。比如，在蘇州，成多祿與晚清四大詞人中的朱祖謀、鄭文焯詩文唱和，與梁啓超以及國史館纂修趙熙（郭沫若老師）等文化名人的往來。成多祿離開蘇州回東北吉林時，吳昌碩召集鄭文焯、夏敬觀、商言志等文友舉杯相送，席間詩文唱和，好不愜意。詩酒過後，由商言志起筆，幾位賢達合手共繪葫蘆贈予成多祿，寓意「難得糊塗」。後來成多祿到了京城，更是與京城高士多有交往。除了與老友徐鼐霖、宋小濂暢敘舊情之外，還結識了《清史稿》主編趙爾巽、著名翻譯家林紓，以及近代史學家、散文家王樹枏，並被王樹枏視為「平生第一知己」。成多祿在京期間與林紓相交摯厚，林紓為成多祿作畫，成多祿為林紓寫詩作書，頗似古時白居易與元稹之情義。民國二十四年（1935），北京琉璃廠清秘閣書畫社所出《張大千畫集》，其序言為齊白石等11人聯名而作，成多祿、溥心畬的名字皆在其中。
民國九年的八月十五，晚晴簃詩社眾文友在北海種樹後宴會西園，眾人題詠，成多祿作詩《晚晴簃玩月圖》。徐世昌提議，以《明詩綜》為範本，編纂《晚晴簃詩匯》，得眾詩人相應。《晚晴簃玩月圖》記錄了200卷《晚晴簃詩匯》之發端，由此令人聯想起王羲之等賢達曲水流觴唱和之情境與《蘭亭序》問世之由來。《晚晴簃詩匯》於1929年成稿，全集共收錄詩人6100餘家，詩27000餘首，成多祿有43首詩入選其中。
成多祿書法的內心觀照
欣賞成多祿的書法，除了醉心於其書卷氣，汲取其文化養分外，還會被他書法中的正大氣象和蘊含著的那種內在的堅定、靜雅所折服。
成多祿的人生經歷了「亦官亦文」、最後辭官從文的過程。據《綏化縣誌》記載，成多祿為綏化第一任知府。他到任時間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卸任時間為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在任時間不過兩年多一點。成多祿本人在《自訂年譜》中記載：「綏化風俗樸塞，歷任邊吏無講文治者。餘至其地，為之興學、課士、息訟、鋤奸，兩年以來，民甚樂之，頗有以經術飾吏治之意。」關於興學一事，據《綏化縣誌·教育志》記載：「我江省開化較晚，各地又都困於財力，絀於人才，或不無有志莫能之嘆。綏化自光緒三十二年，多前府（即成多祿）蒞任伊始，即集合地方人士群策群力排除障礙，勸募巨款，建設學校……風氣漸開，向學者日眾。」《綏化縣誌·人物誌》對成多祿給予了高度肯定：「知府多祿先生擴充街基，修建衙署，整頓警務，經營不遺餘力；與邑紳接，情文兼至，邑人歌頌之，久而不忘。」
正當廉能之聲遍及民舍之際，成多祿卻毅然掛冠而去，原因是上司綏蘭海道臺乃紈絝子弟，靠捐錢得官，目中無人，尤對成多祿嫉賢妒能，待成不恭。成不願受其辱弄，不肯為五鬥米折腰，隨後，自號澹堪，並作詩：「拋卻肘後黃金印，安肯樊籠受拘束。野鶴歸來天地寬，袖中江河滌新綠。」自此，成多祿不再任官。
民國六年，成多祿應宋小濂的邀請初到北京時寄居在煤渣胡同的賢良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乃至袁世凱等都曾在那裡住過。成多祿入住賢良寺，正是受摯愛書法的僧人法安的邀請，很長一段時間裡，成多祿與法安和尚一起參禪打坐，吟詩論書，後來，成多祿成為了澹堪居士。亦由此，成多祿晚年寫出了不少像 「入夜猶尋詩，露溼衣裳軟」「掛起西窗放膽眠，一頭倒臥葫蘆下」類的隱逸詩句。他在《留別二首》中寫道：「老去淵明獨抱琴，學仙參道費思尋。偶然檢點杯中物，頗有逍遙世外心。」後來，澹堪居士更是虔心向佛，每至一地，必流連名剎，與高僧論道。他在《賢良寺雜詩二十四首》之二的《法安和尚》中寫道：「老衲相逢似故交，參禪話語坐深宵。何時了卻塵中事，共爾穿雲採藥苗。」這些清靜無為的思想，也在他的書法中自然而然地流露。
成多祿書法現象的當代啟示
客觀地說，當代書壇已經喪失了古代的人文環境，如今我們很難看到像成多祿這樣「詩書雙絕」的書家了，也難以再現成多祿周圍濃厚的文化氛圍。熱熱鬧鬧的「泛書法」現象，給了我們貌似繁華的假象，而在這樣的景象中，書法正在不知不覺中日漸枯萎。我曾多次呼籲：只有胸中藏書百卷，才能筆下氣象萬千。胸中無丘壑，筆下自荒涼。成多祿的書法，之所以「筆挾飛虹勢」，正是因為「詞高倚馬才」。如果成多祿不是詩書縈懷，焉能「滿壁龍蛇爭座帖，魯公風骨照邊樓」。黃庭堅在對蘇東坡的書法評價時曾說：「予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於莫能及也。」為此，希望我們的書家不要因為獲得幾次獎就沾沾自喜、頭腦膨脹，而是要有自省意識，並在自省中不斷強化字外功。
現在的書家不是沒有朋友圈，但所謂的朋友圈更多的是拜「碼頭」、望「豪門」，拉幫結派，建立自我的利益團體。大家聚在一起不是談詩論道，而是酒肉穿腸，今天找老闆弄個筆會，明天找店家糊弄點小錢，更有一些所謂的書家，喜歡不懂書法的旁觀者盲目喝彩，以滿足虛榮心。如此下去，書法將如何傳承？其實，我們早就應該從古人那裡學到如何建立朋友圈的問題。試想一下，如果王羲之沒有「高朋滿座，少長鹹集」的朋友圈，就不會有「曲水流觴」之雅事，也許就不會有第一行書《蘭亭序》，可見朋友圈是多麼重要。我們再看一看成多祿的朋友圈，哪一位不是高士賢達之輩，在這樣的圈子裡，你想一無是處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想進入這樣的圈子，自己必須首先具備進入圈子的文化資本。
當下書壇，受展廳文化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許多學書者未等掌握基本的筆畫線條，就開始辦班授課，誤人子弟；開始把自己的毛筆字掛於展廳獻醜；用盡一切辦法虛張聲勢標定潤格……這種在名利場上的互相追逐，嚴重地扭曲了書家的創作心態，甚至扭曲了書家的人格。我們說，成多祿的書法之所以有老僧禪定般的境界，就是因為他有一顆淡定之心。他不被名利所誘，潛心詩書，他以陶然之心徜徉於詩書的芳草地，並靜靜地守護著。如此，焉能不成為「吉林三傑」？焉能不成為東北「四大書聖」？
成多祿的書法之所以蘊含著那種內在的堅定和靜雅，也是由於他思想、境界天地的廣闊。這個「天地」既有他遊走於大江南北的廣闊視野，也有他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士人風骨，更有他吟詩作賦、詩書唱和的內心文化擴充。回過頭來看當今書壇，又有幾人寫出了氣象？很多書家仍然只滿足於筆墨技巧的自娛自樂。書法的內核到底是什麼少有問津；更有膚淺者，胡塗亂抹，滿紙狼藉，卻自詡大師或大家。這裡我們還要強調書家的人品對書法的影響，成多祿為官的清廉、做人的事親至孝都對他的書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如清人劉熙載所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附圖為成多祿書作）
作者：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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