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潘君驊院士（右一）與蘇州大學檔案館館長錢萬裡（左一）、朱晶（中）在查閱檔案。
②2014年10月，潘君驊院士（左二）與採集小組成員在蘇州大學圖書館。
③2014年10月，潘君驊院士（右）在辦公室接受採集小組負責人朱晶（左）的訪談。
■朱晶
自2009年開始有幸進入採集工程，陸續接觸了多位科學家。從徐光憲先生、唐有祺先生、黃維垣先生、戴立信先生、袁承業先生，再到潘君驊先生，他們對採集工程的認同和支持自然無須多言，他們對中國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進展的巨大推動也不容置疑。儘可能地還原和呈現科學家的學術風格、科學研究機構的譜系特徵，也已經成為我們展開採集工作時的默認設置。除了這些，我們在採集工作中一直思考並為之努力的是，如何在國際學術視野下展開採集，並將對中國近現代科學、科學家乃至科學家群體的研究呈現於國際學術界。
中國科學體制化的建立、科學家角色的形成，與職業科學家的出現及努力密不可分，中國科學家是科學在中國早期的代言人。作為社會建制層面的科學被引入中國並植根於中國本土，其間與中國本土傳統產生衝突與融合，產生許多複雜的面向。出生於20世紀20到30年代的科學家，大多具有類似的求學背景。他們在戰亂中輾轉求學，完成大學學業後，留學美國或蘇聯，帶著對科學研究的新理解回到祖國。作為現代科學的代言人，這些科學家群體在促進中國科學體制化和國家發展的努力中，他們所期許的科學是什麼模樣？他們如何在本土化、國際化的雙重背景下做出自己的探索？例如，徐光憲先生從專長的量子化學轉到核燃料化學與萃取化學領域，黃維垣先生從甾體化學轉到氟化學領域，袁承業先生從事的核燃料萃取劑研究，潘君驊先生負責的2.16米天文望遠鏡項目的源起和展開，上述這些除了與具體的科學知識相關，還與科學的歷史動態情境有關。
另外，現代科學在中國體制化過程中，尤其是在科學團體與專門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立方面，有著極強的地域特色，例如上海。中科院上海有機所的前身，正是建立於1928年7月的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成立之初的有機所，有早期秉承了德國化學研究傳統的科學家，還有一批在美國成為世界科學活動中心之後傳承美國傳統的科學家。而在此後六十多年的發展中，有機所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科學研究風格和科學傳統。因而我們在研究中思考的是，這種風格和傳統是如何形成、建構和傳承的？有機所的科學家在不同時期，對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與國家、科學與社會有著什麼樣的理解？科學家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著何種程度的互動？這不僅僅是一位科學史研究者，更是今天中國進行科學創新，所需要獲取的答案。
因而，我們在研究中儘可能去呈現的，是中國科學家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中的具體科學實踐，而不是假定或者詢問他們如何像或者不像美國或歐洲的科學家一樣從事科學。此外，我們在研究中還借鑑了多學科領域新的研究進路與理論，特別是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領域的社會—技術網絡（Social-technical Network）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專家經驗（Expertise）、專長知識（Expertise Knowledge）等，凸顯情境中的知識生產，發掘中國近現代科學與科學家的獨特性。
此外，我們儘可能利用各種國際國內學術交流，通過學術報告等形式，讓我們的採集工作有更大的顯現度。布朗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杜克大學等學校的學者，為我們的採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議。我們也以潘先生負責的2.16米大望遠鏡為個案，撰寫學術論文，準備提交給即將在美國召開的國際技術史學術會議。期望更多的國際學術同行了解採集工程，以至中國的現代科學與科學家。
感謝採集工程提供的支持和幫助，讓我們有向科學家學習的機會。我們也爭取繼續充分利用採集所得的珍貴資料，深入挖掘，並向國際國內學術界展示採集工程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科學報》 (2017-01-16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