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設置是大學治理的一項關鍵內容，本文研究發現，相較於英美頂尖大學，我國C9大學存在學院數量較多、結構冗雜、穩定性較低等問題。
在深入分析我國研究型大學學院設置中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本文又就我國研究型大學未來的學院設置調整，提出方向性的意見和建議，供大學領導者與高等教育研究者批評指正。
文 | 石中英 安傳迎 肖桐
編 | Kate
學院（本研究所指涉的學院既包括大學中實體單位性質的二級學院，也包括與其平級並置的學部、學系、書院、研究院、研究所等實體性單位）是大學的基本組織單位。學院設置是大學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當前，我國大學學院設置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已經引發大學領導者、研究者和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如學院設置尚無明確標準，缺乏制度規範，大學內部學院類型龐雜，學院性質與管理權界不清，管理效率低下，學院內部學科結構單一，學科交叉融合受阻等。
這些都是「十四五」期間進一步完善我國現代大學治理體系和提高現代大學治理能力必須深入思考和認真解決的現實問題。
本研究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我國C9大學（即九校聯盟（C9League），為中國首個頂尖大學間的高校聯盟，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共9所高校）的學院設置與英美頂尖大學的學院設置進行比較，深入分析我國研究型大學學院設置中存在的問題，審視國內外頂尖大學學院設置背後的學科邏輯、社會邏輯與治理邏輯，並就其未來的調整提出方向性的意見和建議，供大學領導者與高等教育研究者批評指正。
01
我國C9大學與英美頂尖大學
學院的數量、結構與穩定性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是當下參與機構最多、世界影響範圍最廣的大學排名之一。近五年來，該榜單中躋身前十位的大學並未發生變化，其中英美大學佔據9席，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在一定程度上，這九所大學可以作為英美頂尖大學的代表。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與我國C9大學學院設置的對比，可以從學院數量、學院結構和學院穩定性三個方面進行。
學院數量的比較
對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及我國C9大學的二級學院數量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見表1），我國C9大學二級學院的數量遠超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前者每所大學平均約有38個二級學院，而後者則平均僅有8個。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中，綜合性大學（包括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芝加哥大學）二級學院的平均數量約為9個，而我國C9大學中的綜合性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二級學院的平均數量則高達46個；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中理工類大學（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和帝國理工學院）二級學院的平均數量約為5個，而我國C9大學中的理工類大學（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則約為27個。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學院設置的數量直接關係著大學的管理幅度、學院結構、學科格局、人才培養等大學內部的治理。相較於英美九所頂尖大學，我國C9大學學院數量過多，極易導致學院規模與學科容量偏小；由於學院之間組織壁壘的存在，學院數量過多也不利於不同學院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的交叉和整合；就治理方面而言，管理幅度的持續擴張，將導致中層幹部隊伍膨脹，使更多科研人員走上管理崗位，不利於大學學術氛圍的營造，同時也會影響管理效率，增加管理負擔與難度。
學院結構的比較
學院結構是大學內部各學院之間的組織關係與形態架構。基於基礎性學科與應用性學科的區分以及英國獨特的古典學院制，英美九所頂尖大學的學院結構可以分為「單軌結構」、「雙軌結構」與「三軌結構」三種類型。
「單軌結構」，即大學內的二級學院類型較為單一，學院設置既沒有基礎性學科與應用性學科的集群化分類，也未就學生培養的不同層次進行分層。
「單軌結構」的大學，其學院之間在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差異性較小，學院性質、定位與職能趨同，多為理工類大學，以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帝國理工學院為代表。
「雙軌結構」，即大學內部的學院體系是由並行的兩條軌道共同構成的，以史丹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代表。
其中，史丹福大學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雙軌結構」又具有較大的差異，前者主要基於基礎性學科與應用性學科的分類進行學院設置，包括主要負責通識性教育與基礎性學科研究的文理學院和負責應用性學科研究與人才培養的專業學院；而後者則包括作為跨學科性院系聯合治理體（cross-section of the faculties）的寄宿制學院和按照學科門類或學科門類群進行設置的現代性學部，兩者在教學與科研方面相互交叉。
「三軌結構」，即在「雙軌結構」的基礎上對文理學院進行再次細分，包括基礎性學科組成的本科生學院和研究生學院，以及應用性學科的多個專業學院，以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為代表。
哈佛大學的「三軌結構」指文理學院、文理研究生院、專業學院，芝加哥大學則主要包括本科生學院、研究生學院（包括人文科學部、社會科學部、物理科學部和生命科學部）、專業學院。
實際上，哈佛大學的文理學院與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學院在性質、定位、職能等方面是一致的；而哈佛大學的文理研究生院則相當於芝加哥大學四個學部的有機整合體。
較之於「雙軌結構」，「三軌結構」將文理學院內的研究生培養與基礎學科的科研任務獨立出來，成立專門的文理研究生院，使得人才培養的層次愈加清晰和明確，實現了美國大學「雙層制」培養機制的細化。
當前，我國C9大學的學院設置與「單軌結構」較為接近，由傳統的二級學院及與之平級並置的學系、書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實驗室等實體機構組成。我國C9大學尚未建立以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分設的文理學院與專業性學院，同時亦未就不同培養層次建立相應的綜合性本科生學院與研究生學院。儘管我國C9大學設有研究生院，但並不具備獨立的科研與教學功能，僅作為統籌管理學校研究生事務的行政機構。
總體而言，我國C9大學的學院結構、類型上呈現出較為龐雜的特點，各類學系、書院、研究所等機構叢生；對培養層次缺少更為細緻的分類，大部分學院設有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相對獨立的培養體系，容易導致本科生知識面過窄和研究生從事跨學科研究意識與能力不強、以及同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內容重複較大、研究生課程學習挑戰度不夠等問題
學院穩定性的比較
21世紀以來，全球範圍內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給大學的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一些新的學院得以設立。
通過對比分析可知21世紀以來我國C9大學與英美九所頂尖大學新增學院的數量，結果如表2所示。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20年中，我國C9大學新設學院共計215個，平均每校新設學院數量約為24個，而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中僅有4所共新設了8個學院，分別是麻省理工學院新設的施瓦茨曼計算學院，芝加哥大學新設的普利茨克分子工程學院，哈佛大學新設的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和拉德克裡夫高等研究院，以及倫敦大學學院新設或重組的腦科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人口健康科學學院、教育學院。
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新產業的湧現催生了新的學科方向與專業領域，但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並未迅即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而是更傾向於在已有學院內部增設研究方向或科研中心，學院設置的穩定性遠高於我國C9大學。
實際上，一方面，學院設置的穩定性是大學學科布局科學性與前瞻性的體現，影響著大學知識創生環境的穩定；
另一方面，頻繁的學院調整增設並不利於科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還可能產生一系列新的管理問題，如資源分配問題。目前我國C9大學普遍感覺到空間資源、人力資源、博士生資源等方面的緊張，這與21世紀以來各校快速增設新的二級學院有著直接關聯。
02
我國C9大學與英美頂尖大學
學院設置差異的學科層級分析
我國C9大學與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在學院設置數量、結構與穩定性方面的差異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包括學科發展、大學治理等內部因素，也包括大學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等外部因素，因而學院設置在方法論上必須統籌考慮學科邏輯、社會邏輯與治理邏輯。
由於大學基本職能的實現是以高深專門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為中介的，因此學科邏輯應當被置於優先考慮之列。
學院設置所依託的學科層級及其變化是制約學院設置的一個核心因素，也是理解我國C9大學與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在學院設置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關鍵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學科層級的劃分標準卻不盡相同。其中英國學科專業分類體系（The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JACS）中的科目群（subject group）、主幹科目（principal subjects）和科目（subjects），與美國學科專業目錄（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CIP）中的學科專業群（summary groups）、學科專業類別（intermediate aggregation）、學科專業（specific instructional program），分別對應於我國《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8年)》（以下簡稱《學科目錄》）中的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
英美頂尖大學與我國C9大學學院設置的
學科層級
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是指大學的各個學院所覆蓋學科的級別、所涵蓋學科層級的數量與整體上的學科覆蓋範圍。在將英國與美國的學科分類標準轉化為我國相應的學科層級後，分析結果如下。
英國四所頂尖大學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
按照英國學科專業分類體系對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的二級學院設置情況進行統計，並進而轉化為我國《學科目錄》標準進行分析後，可以得出這四所大學二級學院所覆蓋的學科層級數據（見表3）。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英國四所頂尖大學的25個學院按照學科門類（包含學科門類群）設置的共有22個，佔比為88.00%；按照一級學科（包含一級學科群）設置的共有3個，佔比為12.00%；沒有按照二級學科（包含二級學科群）設置的學院。
總體而言，英國四所頂尖大學的二級學院絕大部分是按照學科門類這一層級設置的，而且其中按照學科門類群這一層級設置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
美國五所頂尖大學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
按照美國學科專業目錄對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的二級學院設置情況進行統計，並進而轉化為我國《學科目錄》標準進行分析後，可以得出這五所大學二級學院所覆蓋的學科層級數據（見表4）。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美國五所頂尖大學的47個學院按照學科門類（包含學科門類群）設置的共有33個，佔比為70.21%；按照一級學科（包含一級學科群）設置的共有8個，佔比為17.02%；按照二級學科（包含二級學科群）設置的共有6個，佔比為12.77%。
由此可見，美國五所頂尖大學主要依據學科門類這一層級進行學院設置。
我國C9大學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
按照我國《學科目錄》的劃分標準，對C9大學二級學院的學科層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我國C9大學共有381個實體性的二級學院，其中按照學科門類（包含學科門類群）設置的共有30個，佔比為7.88%；按照一級學科（包含一級學科群）設置的共有314個，佔比為82.41%；按照二級學科（包含二級學科群）設置的共有37個，佔比為9.71%。
總體而言，我國C9大學的二級學院大部分是依據一級學科的層級進行設置的，而按照學科門類乃至學科門類群這一層級進行設置的所佔比例很低。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二級學院的設置主要依據學科門類層級，其中按照一級學科乃至二級學科設置的比例很低，學科層級總體較高，學科聚集程度也相應較高。而我國C9大學二級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整體較低，主要依據一級學科設置，覆蓋的學科類型與數量較少，學科的離散程度較高。
具體而言，英美九所頂尖大學的學科布局注重從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這一維度進行整體設計，所涵蓋的學科範圍並非面面俱到，如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帝國理工學院並未覆蓋所有的理工類專業，而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等綜合性大學亦有多個學科門類尚未涉及。
相較之下，我國C9大學並不側重於建立依據基礎學科設置的大規模學科集群的學院，但學科覆蓋範圍普遍較高，綜合性大學大都覆蓋了除軍事學以外的所有學科門類，而理工類大學則覆蓋了理學與工學的絕大部分一級學科，既體現了我國研究型大學學科全面發展的優勢，同時也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貪大求全的傾向。
學科層級是影響大學學院設置差異的關鍵因素
學科層級制約學院數量
學科體系的劃分是分層級的，學院設置依託學科層級越高，學院數量就越少，反之亦然。
由於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顯著高於我國C9大學，因此其學院數量也就相對較少。
具體而言，英國學科劃分的最高層級為20個科目群，美國學科劃分的最高層級為17個學科專業群，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二級學院的平均數量均低於最高層級的學科數，分別僅佔最高層級學科數的31.25%和55.29%。
而我國C9大學二級學院的平均數量高達38個，是13個學科門類的近3倍之多，這一方面源於C9大學主要按照一級學科設置學院，而一級學科數量龐雜（共有111個），學院數量必然偏多，另一方面，學科布局求大求全的傾向也導致了C9大學二級學院普遍多於英美九所頂尖大學。
學科層級約束學院結構
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差異同樣是影響學院結構的重要因素。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是對所有學科知識性質的劃分，是超越於學科目錄的更高層級。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三類學院結構的差異根源於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不同，較之於「雙軌結構」與「三軌結構」，「單軌結構」的大學並未依照基礎學科進行高度集群化的學院設置。
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等英美頂尖大學的學院設置依循「純粹的知識創造和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與開發的路徑」，從整體上將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區分作為明確標準，從而使大學呈現出「基礎學科主體齊全且實力雄厚、應用學科重點突出的格局」，研究生與本科生的培養也隨之安置在不同類型的學院以分層實現。
而我國C9大學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主要是依據一級學科進行劃分，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相對偏低，尚未建立起基礎學科高度集群化的綜合性學院，也未基於培養層次的劃分設置學院，呈現出龐雜冗餘與集約化程度較低等問題。
學科層級影響學院設置的穩定性
英美九所頂尖大學學院設置相對穩定的原因不僅在於其成熟的制度保障，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較高也是關鍵因素之一。
當新興科學技術出現和新型專業人才需求產生時，英美九所頂尖大學由於主要依據學科層級較高的學科門類為標準進行學院設置，或直接按照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劃分整體布局學院結構，故而學院內部的學科容量較大，能夠將新增學科或研究方向在二級學院內部完成安置。
而我國C9大學的二級學院，由於其學科層級相對較低、學科容量偏小，無法獨立適應新興研究領域的發展與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因此不斷合併、重組或者增設新學院的情況便產生了。
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以較低的學科層級設置學院更加難以滿足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的需要，亟須重新考量學科層級與大學二級學院設置的關係，從而解決學院設置頻繁調整的問題。
03
我國研究型大學
學院設置的未來調整方向
現代大學早已不是一個按照自身邏輯運轉的象牙塔，而是與外部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理想地說，大學二級學院的設置既要以學科的發展為基礎，也要反映社會新的人才需求，同時與大學自身的治理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我國研究型大學二級學院設置的未來調整方向，應當以依託學科層級的調整為切入點，以遵循學科發展邏輯為優先原則，統籌考慮社會需求邏輯和大學治理邏輯，力求在三種邏輯框架內求得一個最佳平衡點。
遵循學科發展邏輯，以一級學科群或學科門類為主設置學院
對於以促進高深知識的發展與應用為旨歸的研究型大學而言，學院的設置需要優先遵循學科發展的邏輯。
學科交叉與融合是近幾十年來學科發展的一個普遍性趨勢。然而，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學院設置在學科基礎方面卻存在著學科層級偏低、學科容量偏小、學科壁壘固化等不利於學科交叉和融合的現象。
未來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學院設置，應當將按照二級學科設置的學院適度合併到以一級學科為基礎設置的學院；將按照相近一級學科設置的學院合組為按照一級學科群設置的學院，進而過渡至按照學科門類設置的學院。
對於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而言，應當聚焦於將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提升到學科門類層次，注重學科門類之間的交叉融合。
對於學科門類相對較少的理工類研究型大學而言，應將按照一級學科設置的學院按照相關度較高的一級學科群進行重組，以加強同一學科門類內部的溝通協作，減少學院數量，增強學院設置的穩定性。
對於缺乏學科基礎或學科基礎發育不充分的學院設置方案，則應暫緩設置或先設置為研究中心以作過渡，不宜直接設為二級學院。
反映社會需求邏輯，鼓勵按照學科門類群設置學院
學科建製作為學術研究的傳統路徑，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學術研究的對象是紛繁複雜的世界，而非按照學科體系所機械劃分的問題領域。在回應社會發展提出的各種知識和人才需求時，傳統上以學科邏輯分立的學院結構則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保守性，對社會需求與國家戰略的響應明顯不足。
因此，研究型大學作為科學研究和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陣地，未來在進行學院設置的時候必須結合社會需要進行靈活調整，建立起能夠穿透學科邊界、打破原有學院結構的組織模式、獨立於各學院的新型交叉科學研究中心，以靈活響應社會發展提出的知識創新和新型人才的需求。
例如，早在21世紀初，哈佛大學為應對全球範圍內的綜合性問題，成立了拉德克裡夫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先後推出了一系列資助計劃，匯集來自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專業的學者和實踐者，從事跨學科探索與研究，為各領域跨越學科門類邊界、追求更卓越學術成就和創造新知識的學者提供研究場所，加強各領域之間的思想交流與項目合作，協同攻克高難度、高挑戰的重大前沿問題。
又如，隨著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席捲全球，信息科學的內涵與邊界發生變化，新興產業需要傳統工程領域以外的跨學科知識，工程教育面臨著學科方向、研究領域與理論體系的轉型。在此背景下，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也積極探索一流學科建設的新理念，嘗試打破舊有的學科門類桎梏，將相互分離的工程學科、相關理學學科整合成為綜合性研究領域，深化計算機科學與物理學、數學以及與生命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建立以學科門類群為基礎、創新驅動為導向的綜合性學院，以應對新時代的社會需求與產業變革。
總之，這些都是在新的科技和社會發展背景下堅持以問題為導向按照學科門類群設置學院的新探索。
完善大學治理邏輯，逐步向「雙規結構」過渡並加強規範化管理
學院治理是大學內部治理的核心內容之一。從國際比較來看，目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學院治理結構與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求之間存在諸多的不適應性。
這不僅僅表現為學院設置的數量過多，而且還表現為學院之間在類型和層次上關係不清，甚至表現在學院設置過於隨意、只增不減、缺乏充分民主協商和規範性程序等諸多方面。
我國研究型大學二級學院設置的未來調整方向，應當著力在完善現代大學內部治理體系的前提下，優化大學的整體學院結構和實現規範化管理。
我國研究型大學校院兩級的管理層次決定了學校管理幅度不宜偏大，即學院數量不宜偏多。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學院結構更接近於「單軌結構」，呈現出零散化與冗雜化的趨向，同時缺少從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進行頂層設計的思路，也未對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培養進行層次化的區分。學科布局的離散化與培養層次的混雜化使得學院結構條理性與層次性不足、結構穩定性差與協作效能低下，制約著研究型大學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潛能的發揮。
未來我國研究型大學的二級學院治理可以嘗試從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層次進行學院結構的整體規劃，區分學院大類，向「雙軌結構」轉型。其中，減少學院數量與優化學院結構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同提升學院設置的學科層級亦相輔相成。
未來研究型大學可以嘗試進行本科生與研究生培養的分離，在本科階段設置綜合性的本科生學院或文理學院，進行寬口徑的招生與培養，在研究生階段設置以學科門類和行業為基礎的多個專業學院和研究生學院。
對於與二級學院平行並置的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實驗室等實體單位，研究型大學可考慮將其整合為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院，或者將其併入與所屬學科對應的學院之中。
當前我國大學的二級學院治理普遍尚未建立起規範化、科學化的規章制度，存在著規範性和程序正當性不足等突出問題，這也是導致許多大學二級學院設置數量激增的重要原因。
未來加強二級學院設置的制度化與規範化是進一步完善我國大學內部治理體系的必然選擇。具體而言，要進一步完善大學章程，明確學院治理的性質；要依據大學章程，就學院設置和變動等出臺明確的制度性文件，使得整個工作有明確的制度依據和程序要求；要在相關文件中明確學院設置的目的、條件、要求、組織、任務等內容。
同時，學院治理的相關制度設計還應當建立在對大學自身獨特的學科和學院文化充分考量的基礎之上，避免盲目照搬外國或其他大學的經驗，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已有學科優勢，釋放學校的辦學活力，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
RAISE2020峰會重磅來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