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福濤
前不久,日本政府召開綜合創新戰略推進會議,擬定了2020年綜合創新戰略草案。
草案涉及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要點包括:首先,鑑於國際局勢的變化,日本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嚴格審查來日外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的接收,防止日本高端技術等流往海外;其次,加強審查和限制外國科研人員訪問日本有關「敏感」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第三,日本國內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在申請政府科研經費時,根據情況,需提交是否接受來自國外的科研資助等材料;最後,政府近期將組織調查,了解和把握日本科研人員、大學和科研機構等與海外進行合作研究等信息,決定是否採取進一步的審查和限制性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該草案涉及的許多原則性內容並非第一次提出。
實際上,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在2002年就制定了《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要求日本企業等採取具體措施防止日本高端技術、生產和管理方式等流往海外。
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先還參考美國的做法,制定了一份包括需要審查的海外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和其他組織等在內的名單,名單中包括國內68家企業、大學、研究所和其他機構。
2017年,日本經濟產業省和貿易管理部又專門針對日本大學和研究機構制定了《有關安全保障貿易敏感技術管理指南》,更為詳細地規定了日本大學和研究機構如何與海外相關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等開展學術交流和國際合作等。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兩國在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等多個領域開展了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成果顯著。
首先,在中日兩國人員交流方面,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日本高等院校中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一直居於首位。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近年來,日本來華留學生人數雖然呈減少趨勢,但直到2015年仍位居前五。
此外,日本未來工學研究所在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實施的全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日本國內大學共接收了6313名來自中國的短期或長期的各類訪問學者,佔所有各類外國訪問學者的16%,也居於首位。
同年,日本來華從事短期和長期學術交流的各類科研人員為17700名,佔日本赴海外訪學和從事學術交流等總數的10.1%,僅次於赴美人數。
其次,在中日大學交流方面,根據2018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全國調查結果,截至2017年,日本大學與海外大學共籤訂校級合作交流協議41216份,其中與中國大學籤訂的校級合作協議最多,為7447份,佔總體的18.1%。
最後,根據筆者課題組在2017年針對日本四年制大學中專任外籍教師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除去最初來自中國、後加入日本國籍的專任教師之外,回答目前國籍為中國的被調查者人數最多,佔全體外籍專任教師的22.2%。
由於草案今年7月剛剛正式通過,加之新冠疫情影響,相關審查和限制性規定尚未真正開始實施。
目前很難準確預測這些措施或規定會對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產生哪些具體影響。
根據筆者近日進行的簡單訪談結果來看,不少華人學者和從事中日交流的管理人員都擔心,這些措施或規定可能會對今後中日之間的人員和其他方面的交流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例如,一位私立大學工學院的華人教授表示,「對我而言,以後會減少或停止與中國方面的合作、停止或推遲對中國研究人員的訪日邀請。」
一位在日本頂尖國立大學負責國際交流的管理人員談到,該大學今年在以往日本政府列出的需要審查的海外大學和其他機構的名單基礎上,又制定了大學自身需要審查的名單,加強對接收留學生和外國研究人員的審核。
可以預見的是,有些教授會採取謹慎態度避免審核的麻煩與責任,減少接收與名單相關的留學生和外國研究人員。
校內教授的科研如得到日本政府的資助,有義務嚴格審查留學生,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在這種情況下,個別教授會拒絕接收留學生。
此外,該校與中國的學術交流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學校層面的合作研究、雙學位項目等。
該校個別教授還認為,目前建立在相互信賴關係之上的研究者間的合作可以繼續下去,但是與中國大學之間的大型項目應該避免。
一位來自中國、在日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留任日本一所頂尖國立大學工學院、負責國際交流的管理人員告訴筆者,所在大學在接收留學生方面,一直嚴格遵守日本的安全保障輸出管理,來自審查名單中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留學生以及訪問學者的接收手續還是繁瑣一些,有的學科的教授根據研究內容不予接收留學生或訪問學者等。
例如,一位從事宇航方面研究的教授就明確表示,除非特別優秀,不招來自名單中大學的中國學生。
但是,如果手續沒有問題,即使來自名單中的中國大學,學生來參加暑期交流也沒有問題。
筆者所在大學相關部門負責人則認為,這些規定主要針對於理工科特別是有關軍事和其他敏感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對中日之間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交流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他又強調,今後在接收來自海外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之前,負責接收的本校導師事先需要按照規定,向大學提交接收留學生和邀請來訪學者的有關信息,包括對方是否來自政府限制接收的大學、研究所或企業等,學習和研究內容是否涉及軍事或其他敏感領域等。相關手續會變得繁瑣一些。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日本政府早已制定了相關審查條例,有條件地限制日本國內大學和科研機構接收留學生和外國來訪研究人員等。
日本政府近日通過的2020年綜合創新戰略草案重點在於強化和進一步明確以往制定的相關審查措施,並根據今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制定進一步的限制性措施。
目前來看,該戰略相關規定的實施將會對中日兩國高教和科研至少產生以下兩方面的負面影響。
首先,在國家層面,一方面,日本政府和相關部門會加強監控和限制日本與名單中的中國企業、大學和研究所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可能根據國際局勢以及中日關係的變化、調整,在名單中追加新的大學、研究所和其他機構組織等。
在某些敏感領域,兩國之間大型的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等將會受到明顯限制。
其次,日本大學尤其是身處國立大學理工類所謂敏感學科的教師和科研人員在接收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與中國聯合培養學生以及開展合作研究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可能越來越多。
同樣,來華從事學術交流和相關研究的日本學者數量也會相應減少。
需要強調的是,除非國際或中日之間有重大事件發生,中日兩國的大學乃至兩國整體高等教育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國際合作等不會立即受到重大影響。
相反,鑑於新冠疫情影響,日本私立院校收入銳減。
可以預測,一旦兩國出入境正常開放,佔日本高校約80%的私立院校會更加積極招收中國留學生,加強與中國相關機構的合作,通過增加學費收入,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
同時,由於大批日企開始從中國撤回或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日語或相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不會出現斷崖式下降的現象。
由此,筆者認為,相關審查規定的實施和強化,對中日兩國高教和科技交流與合作的影響是局部和有限的,最大的可能是在日本國立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相關敏感學科受到負面影響的同時,日本絕大多數私立高校繼續加強招收中國留學生和中日學術交流合作等。
(作者系日本廣島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開發中心終身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20-08-19 第4版 綜合)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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