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為我們提供的最優質的資源就是導師，導師的職責是促使學生以最嚴謹的態度對待思考，鍛鍊學生思維的精確度、耐心、責任心以及柔韌性。
優秀的教師是優質教育的必需品，發展線上教育以及擴充線下課堂裡的講師或者兼職教授似乎是大勢所趨，頗有一種教育全自動化的衝動。大學如果忠誠於自己的教育使命，那麼對教師隊伍的投入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說，大學要教會學生思考，而思考是一項複雜浩大的工程，由多種技能組成。比如打球或者製造陶藝，並非僅僅依賴書本或者視頻就能學會，而是需要在一位資深老師的引導下不停地模仿和實踐，並慢慢融入自己的特色和變化。
練習思考的過程嚴謹並有深度：首先，你要接受高質量的教學。另外，你必須經曆書寫觀點清晰的論文，並且要和老師逐條逐點討論邏輯上的含糊，結構上的錯誤，論證證據的不足，駁論的機會以及對反對觀點的成功預見等。老師還會進一步提出疑問，建議你從新角度探究，並肯定你已經掌握的方法。按照這個方式，不論在課內還是課外，你要一堂課接一堂課，孜孜不倦地練習並逐漸練就這一身本領。
遠程教學者認為，講課是一種落後的教學方式，對此我表示同意。因此我們的課堂應該小而精，方便研討。課堂的時間不是用來抄寫筆記的，而是由教授帶領，通過探究和討論，讓學生逐漸熟悉思考技能。
教授開展課堂對話，並引導學生圍繞著某個主題進行討論。他會挑戰觀點，提出新的問題，迫使學生進一步展開解釋自己模糊的回答。他會幫助害羞謙遜的學生發現內在的自信；他接納並鼓勵學生，但同時引導並挑戰學生。教授在課堂上的角色並非回答問題，而是提問，甚至有些問題連教授本人也並不知道答案。
在《教師》這本書裡，馬克·埃德蒙森這樣描述一位在他17歲時，把他從痛苦掙扎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人物。這位老師的教學方式與蘇格拉底的方式如出一轍：他傾聽學生的意見，啟發式地把問題映射回去，或者迫使學生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學生必須先承認自己的觀點本質並為其辯護，在聚光燈之下以嚴謹的角度審視自己的觀點，從而每位學生都能夠剖析自己的想法，以批判式邏輯來檢查自己的思想，這樣學生才開始培養出自己的理智。整個過程就是讓學生在不熟悉、不舒適的環境中得到鍛鍊，通過不斷提出疑問，學會獨立思考。
大學的課堂與其他課堂一樣，是一個緩慢的、艱苦的過程。作為老師，你必須了解每一位學生，了解他們的思想，完全掌握每一位學生的特點。我的教授卡爾·克洛貝一直堅信，一位真正的教師是在教學生，並非教課。
威斯康星州的勞倫斯大學自1945年開始，為學生提供為期兩個學期的大一新生課程，「博雅教育入門」就是值得借鑑的例子。這門課程旨在激發學生的學術冒險精神以及構建學術性社區。在課堂上，學生會討論人生和人性相關的大問題，比如，過上好生活是什麼意思。
課程大綱是基於人文學科的，但是教學內容吸收了各個學科的精髓，涵蓋了愛因斯坦、史蒂芬·古爾德、柏拉圖、維吉尼亞·伍爾夫、史特拉汶斯基等等。幾乎所有的課都是由全職教授任教。其中一位教授欣然說道：「這樣的課程迫使學生拓展自己未來的專業選擇。他們會發現自己原來對歷史、藝術、物理等都具有濃厚的興趣。」
這樣的課程不僅幫助學生發現新事物，而且還會幫助學生變得更有自主性。
當下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波及全國、涉及高校和基礎教育的雙軌性「數學和科學」運動，上自總統，下至幼兒園，人文學科退居二線，「數學和科學」則佔據主流。世界的另一頭，中國、印度和新加坡已經意識到，要達到美國創新文化的高度，依賴於填鴨式的技術類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開始模仿美國的人文教育。
比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耶魯大學聯盟，創建了博雅教育特色的新式學院；印度理工學院在課程的比重中加大了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國長久以來盛產科學家和工程師，並且經常在國際性測試評估上取得優異成績，但是中國的教育界開始越來越關注到，獨立的、批判性思維在教育中的缺失。
我們也應該有更多的人文教育，比如閱讀經典文學作品。維吉尼亞大學教授埃德蒙森把閱讀比喻為「生命的第二次機會」，藝術並不會造就一個完美的你，卻可以成就一個更自由的你。他一針見血地解釋道，「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們從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人也在我們身上看到他們自己。
這時，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我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該篇文章或該件藝術品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鳴，從而幫助我更懂得自己，這也應該是大學教育的作用。
新的社會形態必須保證特權不會代代相傳，這個非常重要。教育系統必須能調節整個社會的階層系統，我們可以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首先從錄取方式上進行改革。應當根據階層而非種族，來採取一些果斷的行動，應當拋棄對名門之後和運動員的偏愛。
大學招生部門應當限制申請人在簡歷上列舉的課外活動數量，他們應該更加注重孩子們在高中階段參與的志願工作——那些高分學生幾乎從來不做這些。千萬不要太在意申請人憑藉父母財力而得到的經歷或機遇。當然，他們必須立刻停止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間關於大學排名方面的合作。
我們把範圍再擴大一點，學校需要重新思考「美德」一詞的含義。如果學校想要培養出更加優秀的領導者，他們必須要問自己，到底想要培養孩子擁有怎樣的品質以及如何培養。一旦錄取標準改變，整個教育系統都會相應改變。我們希望孩子們更能承受挫折，更自立，更有精神獨立性，對世界充滿好奇，更有創造力，更願意去冒險，更願意去犯錯誤。
一位在波莫納學院招生辦公室工作的學生告訴我，她在面試中最喜歡的申請人是那些在高中階段有過失敗經歷的人，這樣的人很有趣，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學生從來不會被錄取。有人建議，在遞交申請資料時，除了列出自己的成績以外，申請者們還應當提交一份「失敗履歷」。
我們的社會不會認可那些「壞脾氣的聰明攪局者」，在我看來，這些人才是我們真正要認可的人。
大學應該記住，如果一味根據履歷來招生，那最終只會吸引那些苦哈哈的拼命三郎，卻招不到真正有創造力的孩子——在審查學生的課外活動時，我們也應當遵循這一原則。
社會的責任
僅僅改變精英學校的錄取流程是遠遠不夠的。改變錄取流程或許能夠解決庸才的問題，但卻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私立學校和大學可以向窮人或中產階級敞開大門，但他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我們需要的是對整個教育系統來一次大修。不是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常春藤盟校，而是要讓那些沒上常春藤盟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公立教育，既然是公眾出錢創辦的，就應該服務於公眾的利益。只要他們足夠努力，足夠有天分，每個人都應該得到自己應得的一切。每個人，只要他有需要，就應該得到人文教育所能提供的那種擴展視野和豐富靈魂的經歷。既然我們都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免費的高品質的K-12教育，認可這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權，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其實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免費的高質量高等教育也應該成為一種基本人權。
自1989年以來，美國在高等教育上的人均投入——換句話說，社會大眾承擔的那一部分——幾乎下降了一半。幾乎與此同時，學費在公立大學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也就是來自學生及其家庭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幾乎一倍。如果這些比例保持不變的話，如今美國大學的學費至少應該減少一半。
但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僅僅提供一流的免費高等教育是不夠的。要想讓孩子有公平的機會考上大學，就要讓他們在準備申請大學之前就享受公平。所謂公平，並不是要讓每個孩子都一樣，它只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擁有足夠的資源。
首先，我們要消除K-12階段的不平等。大家都很清楚該怎麼做：給全美國的中小學都提供同等金額的經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只要稍微削減一下當前7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減少一些政府花在監獄上的開支，美國就可以籌集很多資金。
我們不能再人為地讓教育資源處於匱乏狀態，然後讓我們的孩子為有限的空間相互廝殺。
如果我們想要創造一個體面的社會，一個正義的社會，一個明智而繁榮的社會，一個孩子們因為愛學所以學、人們因為愛工作而工作的社會，我們不一定非要去像愛自己一樣愛我們的鄰居，但我們要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愛鄰居的孩子。我們已經嘗試過貴族統治，嘗試過精英治理，接下來是該試試民主治理的時候了。
此外，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十分重要。精英階層主張「一切從大眾利益出發」時，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捍衛自身利益的方式，它絕口不提責任和義務，不提性格或領導力，而只是強調個人成功和個人利益。
社會應該重新去思考信念、價值觀、道德標準這些人文的東西。1988年，當時老布希的競選對手麥可·杜卡基斯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這次選舉的重點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能力。」而老布希則反駁道：「能力確實能讓火車往前跑，可問題是，它無法給火車找到方向。」他進一步說道，「這次選舉的重點應該是，信念、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只有從思想上重建對於教育的認知，正確認識社會以及國家利益，才有可能改變這個愈發走向極端的教育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我們被桎梏著思想和道路，那麼作為個人來說，我們又能做些什麼，才能通過大學找到真正的人生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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